语
本期推文是人民食物主权网络“亚洲农政”读书会印度讨论记录的一部分，主要介绍和讨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农民研究和农政变迁研究学者T. J. Byres的这篇文章——The new technology,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action in the Indian countrysid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8(4), 405-454. (GR technology)。读书会关于印度农政变迁的部分文献见文末。
以下导语内容由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许准老师撰写，他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印度展开“绿色革命”的政治背景，为我们了解今天印度农村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脉络。
我们所熟知的绿色革命首先是上世纪60年代在印度展开的。印度作为首发场地，并不是偶然的。西方政府长期觉得从共产主义手里丢失了中国，后悔也罢，紧张也罢，总是希望能够再次避免在一个人口庞大的农业国家出现类似的情况。美国官方是怎么总结中国革命的原因的呢？当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一套颇为俗套的马尔萨斯主义，用被毛主席彻底批判的艾奇逊白皮书的话来说，那就是人口太多，而粮食太少。
那么下一个人口多，粮食少的地方在哪呢？东南亚和南亚都是可能，而印度自然而然是成为了守住亚洲的一个重要节点。
当时美国驻印度大使鲍尔斯就说，在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非共产主义的尝试的成败，会决定好几代人的历史走向。亚洲的未来，甚至整个世界的平衡，都取决于民主印度和共产中国的竞争。如果印度成功了，那数以百万的亚洲人就对其传统，对自由，有了新的信心。
怎么成功呢？这些不敢也不想触及土地所有制的人，自然就只能去鼓励用技术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向。如果人口太多，那么就生育控制，如果粮食太少，那么就想办法增产。这一连串的思路，以及之后发展起来的各种学科，就是这样出现的。
应该说，印度的实验，首先是以中国为先导。主持农村改革实验的，最早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其亚洲的办公室就在中国，当时也称罗氏基金会，可以说是呼风唤雨，各种钱撒到中国的各种大学，协和，南开，燕京大学，医学，社会学等等，都是其重点资助对象。基金会还直接资助了一系列乡建的试验点，探索怎么让农村不走革命道路，也整理了很多如何搞乡建的材料。
其次，洛克菲勒基金在二战期间，在墨西哥已经开始了作物培育的研究，这里面自然也有应对墨西哥进步政权的政治因素在里面。当时30年代的时候，墨西哥有倾向进步的政府，试图开展土地改革，打破大地产，而且把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直接国有化了，其成果就是现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这可以说是直接动了洛克菲勒基金的利益。在美国的干预下，墨西哥总统换人了，进步政策也都被逆转了。而基金会所研发的农业技术项目，实际上是帮助了墨西哥大农场主（小麦种植）的发展，而压制了广大的小农（玉米种植）。
中国革命胜利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转到了印度，带来了中国乡建的经验和墨西哥反土改、作物培育的技术，而且这个时候加入了更大的金主，那就是福特基金会。跟美国政府一起合计如何保住印度这块地盘。学者，媒体各种造势，说再不改革，印度人口要爆了，吃饭也是问题了，印度就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绿色革命作为红色革命的替代就终于推开了。这个政治意义是主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绿色革命的一个领头人物伯劳格得了和平奖诺贝尔，而不是别的什么奖。
绿色革命的核心就是培育和推广对化肥有高度敏感性的农作物，而其成功需要肥料，高敏感性的种子以及水利。这三条都不是想当然就能获得的，都得花钱不停地买。在中国，这些投入是靠国家计划，集体的力量才承担的，所以执行得好，让农业生产者能直接得到好处。但是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却恰恰不是这样，因为不触及原有的生产关系，不改变原来的不平等状况，绿色革命的效果当然是有限的。
撇开这些不说，绿色革命严重依赖化石能源，而且其生产（比如杀虫剂，化肥）也对生态的破坏巨大，也严重降低了生态的多样性。从环境生态角度来说，也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从总体来看，绿色革命是冷战时期一个短期的美国推动的针对第三世界的社会项目，有一定的技术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条件限制下，总体成就一般。现在的新一代农业科技项目，比如基因工程等，甚至已经抛弃了绿色革命里面的一点政治想法，已经完全去政治化，作为政治工具的绿色革命已经离我们远去，而没有了政治“野心”，彻底成为一门生意的绿色革命更是不值得多说。
作者｜花果山 许准
责编｜姜饼
后台编辑｜童话
图片来源：公众号“进出口经理人”
一、绿色革命之前
20年印度农村的阶级结构[1]
除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外，当时的印度农村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无地农业工人和 农村工匠、手艺人。地主阶级分两类：
a. 土地面积大、通常不在地的地主，他们在多个村庄有土地，在zamindari和jagirdari地区更为普遍。
b. 土地面积较小、通常在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通常只在一个村庄有土地，在ryotwari和mahalwari地区最为普遍。
这两类地主都力图维持高地租，有些地主同时放债，在获得租金剩余价值之外还从农民身上抽取利息剩余价值。
在商品化进入的地区，农民之内的分化最为明显。划分标准包括：土地拥有情况，是否是佃农，生产是否是市场主导，是否雇佣劳动力。根据这些标准，Byres将农民划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
a. 富农：通常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佃农，他们拥有的土地通常是碎片化的，每亩土地的产出比贫农明显低。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资本积累，生产是市场主导的。他们会雇佣劳动，但与雇工的关系又是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在印度独立时，富农不是 “乡村的主人” ——地主阶级仍然是领导——并不是在印度所有地区都明显可见。他们远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农民阶级。但是他们具有某些占统治地位的特质。
b. 中农：同样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佃农，拥有的土地量比贫农多但是比富农少。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佃农，土地碎片化，生产并不是市场主导的，在用工高峰期少量雇工。
c. 贫农：既拥有土地又租赁土地，但是与其他农民相比在更大程度上是承租人。他们更可能是分成制的佃农（特别是在印度东部）。在贫农中，土地碎片化很普遍，他们受高利贷的高额利率（大多数债务是 “重债” deadweight debt）所困，放债人可能是村内的地主。贫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必须为其他生产者提供劳动力才能生存。
无地农业工人分为长期或附庸劳动力（attached laborer）以及临时劳动力两种。前者被雇佣一年或更长时间。而后者一般只被雇佣一个栽培季节、某个生产环节或者按天雇佣。
农村无产阶级由完全无地的劳动力和贫农组成，但是后者拥有的土地实际上阻碍了二者利益一致性。
穷苦的印度人民 | 图片来源：lsqww.com
二、1950s初至1960s中土地改革
如何影响印度农村阶级结构
1950s初期到1960s中期，土地改革使印度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地主阶级来说，面积最大的半封建主义地主在土地改革中经历了动荡，从此之后，他们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地位。而资本主义农民开始在土地改革中形成。这类通常在地或者有时从事农业的中小地主在ryotwari地区更常见，这部分人并没有经历土地改革的动荡。但是，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些趋势不足以预示普遍的“自上而下资本化”。
农民阶级中的富农是所有变化和土地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阶级自为行动越来越有效。他们是稳定的独立所有者，在印度很多地区成为正在形成的农政结构当中的新支配阶级。法律并没有为所有的佃农提供保护，保护只限于佃农的上层。富农正在成为印度农村的主人，因为农村是市场剩余价值最集中的地区，富农在印度政体中的影响力也在提升。
再往下看，中农在一定程度上获益，但是贫农、无地农民和农村的工匠、手艺人在土地改革或正在进行的其他变化中基本上没有获得任何东西。
印度村庄女孩 - 1962年，每天忙碌着做饭做菜，但是只有面粉没有其他的，因为实在是太穷 | 图片来源：雪花新闻
三、绿色革命的技术创新
印度学界认为，绿色革命包含的两类“新技术”对印度农村有不同的影响。以高产种子、化肥、除草剂、灌溉水管理等综合投入为代表的生物化学创新能够吸纳劳动力，节省耕地，而且任何规模的农户都能够采用，所以任何阶级的耕作者都能获益。而机械创新（包括拖拉机、打谷机、播种机、机械抽水机、机械收割机、联合收割机）则是劳动力替代型的创新，占用耕地大，适用于规模农业，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只有大耕作者才可以采用获益。
但是，Byres从两种创新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出发，认为这种区分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放在印度农村资本主义侵入和发展的背景中考察。在这一背景下，问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在本质上是生物化学的生产力转型 。如果不仔细考察就可能陷入民粹主义、乌托邦的幻想中，掩盖政治现实。
由于获得生物化学投入的能力不同，农户具有的资源大小不一，主导阶级获得有利的产出价格、补贴成本和廉价信贷的能力更强。而生物化学创新的两个特点又促使农业生产机械化。
特点之一是生物化学投入自身的互补性，特别是灌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农业产出多少很大程度上依赖灌溉条件，因此，私人的、动力驱动的管道灌溉开始出现。管道灌溉的农户比其他渠道灌溉的农户能够获得更多的水源。
特点之二是新技术使耕作更有时限、轮作更紧凑。拖拉机、机械打谷机、收割机、联合收割机能够消除或者减少时间限制。只有能够购买这些机械的人才能使用机械。在适当的时间是否有足够的劳动力，劳动力对自身利益的认知、阶级自为行为的程度和工资多少，影响利润多少，进而影响购买机械的决定。当机械比其他技术更能带来利润时，农户就会购买机械。其他因素无疑也会影响决定，但是利润是最主要的因素。
Punjab（印度西北部）进行的“对于小麦传统和机械收割、打谷技术研究”发现，根据已知数据，用联合收割机“比传统收割和打谷方法便宜”。但是，“人工收割和机械打谷相结合”是最便宜的方法。Byres指出这一研究的疏漏：
以上的计算没有计入是否可以及时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也没有计入由于下雨导致的收割粮食的损失，因此，传统方法的事前成本可能更高。所以，尽管人工收割连带机械打谷的方法相对便宜，而且人工打谷时收割粮食遭受损害的风险更小，但是大农户更倾向于使用联合收割机。
Byres进一步指出，对收割和打谷技术的选择不能脱离对阶级关系和阶级行为的考量。是否可以“及时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和费用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
印度农民正在用机器收割小麦 | 图片来源：搜狐网
四、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
阶级结构和阶级行动的影响
1. 富农阶级更加强大，具有资本主义特点
20世纪60年代中期，富农阶级已经形成，特别是在某些地区，作为强大的自在阶级，阶级自为行动的能力也非常强。“新科技”出现的初始阶段（1970s早期），他们有效地使用了生物化学和机械创新，并增强了实力。如果考虑土地之外的因素，1960s中期到1970s早期，规模大的农户更明显地采用新技术，贫农和中农之间的区别很小。富农在农场机械和灌溉资产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绿色革命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也强化了阶级自在的变化。它将富农塑造成一个强大的支配阶级：富农在经济上变得强大，并且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农民阶级的特点。
2. “新技术” 和农村无产化
受到“新技术”的影响，富农以收回土地和改变租佃的方式增加土地面积，贫农也越来越多地将土地出租给富农。Byres认为这个过程标志着农民的无产化，或者“去农化”（depeasantisation）。在这一过程中，贫农的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富农手中。不仅如此，贫农以不同方式成为农村无产者。印度就业资料显示，在1961到1971年之间，主要作为农业劳动力的工人数量大量增长，农业工人中工资就业的比例从1/5上涨到3/5。虽然贫农还有一小片土地，但他们越来越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贫农部分转化为农业工人的另一种方式是，从传统佃农转化为分摊成本的租赁：
在种植传统品种时，贫农将土地产出的2/3交由土地所有者的情况很少见。但是如果佃农种植高产种子，地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占有2/3的产量。随着生产潜力的增加，租金也上涨，而租赁市场的变化使得农民不能自动获得技术改革的收益。同时，生产决策也逐渐控制在地主手中。他可以决定佃农种植的品种，为他们提供非传统投入所需的大部分资本，也为佃农提供资金。佃农和长工的区别不再明显，佃农制也成为方便大地主的安排。因为在这一安排下，地主既可以发挥企业的功能，同时可以避免管理工人的麻烦。
无产化的过程不是由“新科技”引起的，但是肯定是由其加剧的。完全无地劳动力的数量增加：有些是被掠夺的佃农，有些贫农出售了土地，还有生计被摧毁的农村工匠和手艺人。但是这一过程的规模并不大。它最重要的结果是让仍然拥有一些土地的贫农越来越多地从事雇佣劳动，使收益分成的佃农几乎成为完全的雇佣劳动力。
3. “新技术” 对农村无产者的影响
“新科技” 改变了长期劳动力和临时劳动力的比例。机械化导致长期劳动力比例上升，这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包括大农场比例上升，他们需要在轮作的高峰时期保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也需要熟悉机械和农耕的时间表。
在劳动过程的质变中，长期和附庸劳动力与富农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型。富农成功的阶级自为行动也导致农村无产者的阶级自在变化。新的长期劳动力(nauker)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劳动力(sanjhi)。nauker是现金支付，而且工资提前确定，和农业产出无关，数额也比sanjhi高。sanjhis的工资仍然是实物的，是一定比例的农业产出，但是这一比例不再固定，而是因一些因素而发生变化。雇佣本质上很正式，合同是在三个证人面前签订的，而且合同中包括提前支付工资的方式。长期雇工主要是男性，而临时雇工中女性的比例更高。
印度贫民窟 | 图片来源：察网
五、农村无产者、阶级意识
和阶级自为行动
作者以印度西北部为例，分析了无产阶级和富农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行动。
1. 长期劳动力
主要收入是农业收入的，无产阶级意识最低。即便主要的收入来源不是土地的长期劳动力，阶级意识也类似，不会有很大不同。剩下的完全无地的、附庸劳动力中的成员不受土地的约束。他们的阶级意识可能很高，但是受到附庸地位和附庸条件的约束，阶级意识也局限。
2. 临时劳动力
如果临时工人来自土地被剥夺的地区，部分无产阶级化的影响就会加强。如果临时劳动力来自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他们和长期劳动力的区别是拥有的土地低于2.5英亩。这类劳动力虽然有阶级意识，但是没有集体行动。
3. 富农
富农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农民，对农村受支配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采取阶级自为行动的技巧也很高。“新科技”的到来，增强了富农规避税收、维持农产品高价格、获得产业间贸易优惠条件的能力。这同样导致工业增长失利，阻碍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增长，反映了印度城市中产阶级本质上的脆弱。虽然不能说富农掌握了印度的国家力量，但是这一阶级对印度国家的影响力非常大——这一影响被“新科技”放大。
20世纪80年代，印度经济面临资本积累的难题。国家必须通过掠夺农业剩余价值（通过税收或者改变贸易条件，或者两者兼有），投资到农业之外的产业。但是，印度政府既是城市资产阶级又是农村主导阶级的代理人。富农阶级力量的增强和行动有效性使政府不能完成这一积累。在此情况下，为了维护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只能打击有组织的劳动力，严格控制工人工资，将工人罢工降低的最低水平，以及消除不听话的劳动力。
T. J. Byres简介：1936年生于苏格兰阿伯丁的工人阶级家庭，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也是享誉世界的农民研究和农政变迁研究学者。上世纪60年代以政治经济学家Maurice Dobb、Ronald Meek以及经济社会史学家Eric Hobsbawm、Edward Thompson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圈构成了T.J. Byres成长、成熟的氛围。Byres从60年代起一直活跃于学界，也是著名期刊《发展研究》（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农民研究》（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农政变迁》（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的创刊人之一。Byres关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对印度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他将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积累、增长问题带入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并结合自己经济历史学的专长做进一步推进。在对印度的研究中，Byres特别关注农政结构和农政变迁对经济转型和工业化的影响。他以比较的框架关注技术变迁、农政财产关系（agrarian property relations）、劳动制度（labor regime）、农业剩余、积累等主题以及形塑这些过程和影响其结果的阶级关系、政治和政策问题。
—END—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