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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货币政策能否影响就业，经济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古典经济学、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极端自由主义学说，都否定货币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而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金融深化论、调节学派、货币循环理论和现代货币理论等则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回答。尽管西方不同经济学流派存有争议，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区分社会再生产中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因而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货币政策影响就业的逻辑和路径。实践中二级银行体系下货币政策实施过程贯彻了生息资本的逻辑，货币供给和货币资本化直接服务于金融资本而不是产业资本，助推了金融化和虚拟经济的扩张，造成对产业资本和就业扩大的限制。走出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困境的关键在于正确区分货币与货币资本，厘清货币政策影响就业的理论逻辑，创新货币政策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扩大就业的新型货币政策。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一直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稳就业、保就业始终居重要地位。货币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扩大就业的作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于货币政策能否扩大就业一直存在争议，货币政策实践也不能为弥合理论分歧进而达成共识提供实证支持。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主流货币政策理论没有区分货币和货币资本，因而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的逻辑和路径，造成货币政策的缺陷；同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体系下货币政策实施在整体上贯彻生息资本的逻辑，把货币创造、货币资本化同商业银行的货币和货币资本经营相联系，货币供给及货币资本化不仅不能形成对产业资本和就业的有力支持，而且成为金融化和虚拟经济扩张的推手。如何走出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构建新货币政策理论框架，以支持和形成扩大就业的新型货币政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梳理了货币政策与就业关系的理论及其争论，分析了货币政策困境的原因，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区分了货币与货币资本，在此基础上厘清并拓展货币政策影响就业的理论逻辑，揭示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的机制和实现路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货币和货币资本的属性及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逻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扩大就业的新型货币政策。
一、货币政策与就业：西方理论的争论与货币政策困境
货币政策对于促进就业是否有效的问题在西方理论界引发了持久而广泛的争论，至今仍然莫衷一是。否定货币政策对促进就业有效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西方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不过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面纱，货币因素的调整不会对储蓄、投资、就业、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国民收入是由资本、劳动等实际因素决定的，与货币因素无关，货币只是决定货币工资、货币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因素，而不是决定实际经济变量的因素，所有实际经济变量如实际工资、就业、实际收入等都是独立决定的。古典经济学假定投资机会总是存在的，储蓄能够在利率机制的作用下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相同或更高收益的投资领域。在古典经济学看来，利率由储蓄和投资决定并调节储蓄和投资使二者趋于均衡，整个经济能够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各种否定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无不受到货币中性论的影响。
货币主义把预期因素引入经济分析，考察了货币供给变动产生的经济影响。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Friedman)认为，名义变量如名义收入是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名义收入和价格水平就唯一地取决于货币供给的变化，预期因素使得名义收入在价格和产出之间产生短期分割并促使短期向长期过渡。弗里德曼认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只存在暂时性替代而不存在永久性替代，而且暂时性的替代源于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因此，弗里德曼否定把货币工资与失业率联系起来的原始菲利普斯曲线，用实际工资替代货币工资，并且引入适应性预期，得到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为垂直于自然失业率的直线。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视作纯粹的货币现象，如果试图将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则会引发加速通货膨胀。因此，中央银行要以经济的趋势增长率或长期增长率来规定货币增长率。
理性预期学派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分析，证明理性预期下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变动不会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Lucas)、萨金特(Sargent)根据含有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得出被公众理性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对促进就业无效的结论。主张市场能够使失业率自动保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政府干预无效，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不仅在长期不存在，即便是在短期也不存在，因此货币政策无效。
极端自由主义的代表哈耶克(Hayek)认为不可能通过货币政策使经济长期维持充分就业，因为失业的分布不均匀，货币政策增加的总需求在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分布比例不一定与劳动力的分布比例一致，因此不一定会增加就业。而且人为干预会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阻碍产业的自然更替，仅仅使失业延迟发生。产生可持续的高就业的方式是市场的不受干预运行。
与否定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不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给出了肯定回答。凯恩斯革命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藩篱，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凯恩斯(Keynes)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充分就业的均衡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常态，因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刚性，并且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均衡时的产出和就业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值，从而造成经济危机和失业。他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储蓄与投资通过利率的调整而达到均衡的观点，认为利率取决于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而不是取决于储蓄和投资，储蓄与投资的均衡主要是通过收入而不是利率的调节实现的。因此，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政府增大社会总需求的政策，能够促进闲置资源的利用，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和就业。就货币政策而言，一方面，央行外生性地扩大货币供给，降低利率，促进投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进而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央行购买国债，弥补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即所谓的“公债哲学”。但当利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遭遇流动性陷阱，此时货币政策无效。凯恩斯革命开启了重新认识货币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新阶段。
凯恩斯主义者托宾(James Tobin)认为，货币经济存在对一般均衡状态的偏离，造成这种偏离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作为共同的记账单位和交换媒介的公共产品属性，因此货币金融政策能够改变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运行。他建立的包含货币金融变量的宏观经济模型表明：“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金融政策都不是中性的。” 托宾利用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方法分析了货币内生于社会经济各部门的资产负债平衡。在他看来，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具有同一性，它们作为信贷工具时没有差别。因此他强调，考虑货币政策效应时需要分析人们对不同资产的偏好的变化。从投资角度进行分析，假设资本折旧率为0，货币政策将通过影响企业实物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成本的比值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把该比值记为Q。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或者利率降低时股票价值上升，Q增大；当Q大于1时，企业重置成本低于企业的市场价值，货币从金融市场流入实体经济，投资增加，带动产出和就业增加。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中，不仅有倡导以货币供给量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来促进就业的理论观点，还有倡导以信贷可获得性为基础的货币政策的理论观点，后者包括新凯恩斯主义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伯南克和布兰德尔的银行信贷传导模型以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由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威斯(Andrew Weiss)提出，该理论将信息不完全引入信贷市场，认为作为贷方的银行和作为借方的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无法确切地知道企业用贷款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因此，通过利率和抵押贷款的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甄别企业。银行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按照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相抵消时的利率和抵押品水平确定最优利率和最优抵押品水平，但该利率水平小于市场出清时的情况，因此存在信贷配给，一些企业无法得到贷款进行投资从而影响充分就业。政府应当发挥抵押担保或者信贷补贴的作用，使更多的企业得到贷款，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
伯南克(Bernanke， B.S)和布兰德尔(A.S. Blinder)的银行信贷传导模型CC-LM模型是对IS-LM模型的修正，CC曲线受货币政策变化进而信贷市场变化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同时影响CC曲线和LM曲线，政策效应被放大。该模型含义是银行信贷对于依赖其融资的小企业至关重要，当货币供给减少时，银行贷款随存款的减少而减少，导致利率上升，从而使投资减少，产出和就业减少。
麦金农(RonaldI. Mckinnon)和肖(S. Shaw)提出的金融深化的实质是放松利率管制，使利率反映储蓄的稀缺性，使用资本的成本随利率的提高而上升，经济主体对此做出的反应是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和产品替代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过程和产品，进而促进就业。
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调节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转变为金融主导，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企业股东价值导向兴起，企业的雇佣模式由长期稳定雇佣转变为更为碎片化和弹性化的短期劳动合同雇佣、临时雇佣等，企业反对工会组织的劳资谈判。并且，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外的劳动力冲击本国的劳动力就业，本国的劳动力也大量参与金融投机，就业下降。金融的过度繁荣使其与实体经济背离程度加深，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通过发行大量货币缓和矛盾，就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
意大利货币循环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齐亚尼(Graziani)认为经济运行与货币从创造、流通到毁灭的货币循环过程相联系，银行、企业和工人的经济权力是不对称的。银行是货币循环的起点，其根据对企业还贷情况的预期以及在货币市场上与企业谈判的结果决定对企业的贷款额度和收取的利息，货币从银行流向企业。企业根据获得的贷款以及对总需求和利润的预期决定生产规模；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与工人进行谈判决定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水平，货币由企业流向工人。工人获得工资后进行消费，购买企业有价证券或者持有部分现金，货币经由这些途径部分或全部流回企业，企业再还贷给银行，货币在经济体中完成一次循环。由此可见，银行信贷可以影响企业的雇佣工人数量，但影响的大小还要取决于企业对总需求的预期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和劳动者谈判的相对力量。
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基于国定货币假设，也被称作是税收驱动货币理论。国家以垄断发行的货币征税权力可以使公众产生对该种货币的需求，并且通过规定公众获得货币的条件给定货币的价值。现代货币理论主张财政与央行结合共同构成“大政府”，为所有有准备、有工作意愿并且能够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外生设定最后雇主计划的工资水平，实现充分就业。现代货币理论倡导政府财政赤字可以通过货币化的方式解决，本国政府部门的赤字等于本国私营部门和国外部门的盈余，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应处于赤字状态。现代货币主义把货币政策直接锁定于充分就业目标。
围绕货币政策对促进就业是否有效问题的争论一直进行着，并且这种争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要指出的是，无论经济学家们主张如何，理论上分歧多大，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没有在理论上区分货币和货币资本。虽然他们有的是在货币资本的意义上分析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如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对银行借贷资金市场供求和利率的分析，但他们把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混为一谈，不了解货币同货币资本的联系与区别，不能理解利率的决定及其作用，不能理解货币资本积累同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从而不能揭示货币政策影响就业的理论逻辑，因而他们的理论无助于货币政策摆脱实践困境。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对失业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美国在2009年到2012年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远超过次贷危机前5%的失业率水平。
货币政策应对失业问题效果不彰，同货币和货币资本不能助推现实资本积累有直接关系。资本运动中，存在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由于各种职能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别是货币资本独立性更强，使得资本运动连续性条件得不到满足；同时货币资本积累既不受现实资本的限制，也不一定伴随现实资本积累而增加——货币资本的积累能够通过纯粹技术性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来实现。这种情况下通过货币资本化固然可以增加借贷货币资本，但是并不必然带来现实积累和就业的增加。同时由于经济萧条阶段企业对货币的需求减少，即便商业银行的利率很低，用于借贷的货币充足，也难以刺激企业的借款意愿，无法发挥货币对生产的推动作用，不能促进就业的增加。而在经济扩张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促进商业银行降低利率，此时工商企业使用货币的成本降低，会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反而使就业率下降。
实践中由于商业银行通过对利率的设定和向公众贷放货币的数量增减对经济萧条或繁荣有一定影响，故而中央银行可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的利率形成和货币的贷放数量来应对经济周期。以美联储为例，1946年美国颁布就业法案，首次将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确立为美联储的政策目标。1966年，美联储颁布《联邦储备制度Q条例》等一系列法规，规定银行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并且设定定期存款利率上限，降低商业银行从公众手里获得货币的成本，使商业银行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降低贷款利率。融资成本的下降促进了工商企业贷款，企业利用借贷资本进行商品生产和流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商业银行向工商企业提供货币信贷时考虑的是存贷款息差带来的利润，同样，公众向商业银行提供货币时考虑的也是利息收益，因此会根据商业银行的存款利息与金融市场的投资回报对比来决定货币投向。商业银行贷放的货币在贷放期间被用于社会再生产时增殖性和流动性往往难以兼顾，与货币供给者始终想要控制自己所拥有的货币的要求相矛盾，这就催生了买卖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需要货币的企业可以直接发行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以更低的成本、更加便利的方式进行融资；持有有价证券的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既能获得投资收益又不失流动性，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对金融中介的限制，势必造成金融脱媒现象。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大量金融创新产品问世，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涌现，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冲击下，各国普遍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这既为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也助长了过度借贷和投机，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进而金融化进程不断加速，这种情况下货币投放推动了金融部门的扩张和虚拟经济的膨胀，由此形成对实体经济资本积累的挤压，抑制就业增加。
伴随经济金融化，企业资本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被个人和机构持有；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激励经理人，经理人的目标逐渐转向金融市场的短期收益来最大化股东价值和自身收入，以此获得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良好评价。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的新增负债中更多的比例被用于股票回购而不是实物投资。企业在金融市场寻求资本快速增殖挤出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加剧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随着金融部门的崛起，金融部门在逐利本性驱动下不断创设各种形式的索取权，转向金融投资和虚拟资产的投机牟利，不仅弱化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且造成金融同产业资本关系的颠倒，使产业资本主导为金融资本主导所取代。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运动，造成不利于实体经济部门的收入再分配，导致金融部门繁荣与实体经济停滞的两极分化，并最终酿成经济危机，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因此，二级银行体制下，贯彻借贷资本逻辑、服务于银行或金融资本必然助推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扩张，进一步缩限货币政策影响就业的空间。
二、区分货币与货币资本：厘清货币政策影响就业的理论逻辑
货币同资本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范畴，货币是交换媒介，本身不是资本，但在一定条件下货币能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的存在形式。作为货币的货币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把二者相混同，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货币政策理论的逻辑，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它们同利率的关系，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货币政策变量同货币资本积累、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而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货币政策同就业的关系。我们知道，货币内生于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它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商品生产是受交换价值支配的生产，而商品之间交换的尺度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价值要通过交换价值形式体现。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作为价值的化身从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同货币的矛盾。在商品交换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此时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与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相对立。显然，货币并不像西方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面纱，它是从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并积极影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现实要素。货币使商品的卖和买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使统一的经济过程变成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在商品世界和经济过程中货币作为交换价值取得可以被私人占有的社会权力，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货币成为社会财富的代表激励人们通过货币贮藏占有财富。而货币贮藏影响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影响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发挥，进而催生出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卖者买者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伴随货币职能的演变，货币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由于黄金等商品货币的供给无法及时随商品流通的需要而扩大，商品货币在生产和流通时成本较高，商品货币渐渐被铸币所取代，货币的价值与价值形式逐渐分离，进而产生纸币和信用货币。为降低流通成本和维护私人票据信用，在信用货币流通的过程中渐渐出现独立的货币经营者，进而出现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在确保商业银行票据信用的前提下，将商业银行票据与中央银行货币兑换。中央银行货币的信用由与黄金挂钩来保证，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货币信用只能依靠国家权力。由此，在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矛盾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自上而下的二级银行体系。
货币代表一定的价值量，而当货币被投入流通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时，资本就出现了，作为资本的货币具有了不同于货币的社会规定性。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资本，使得货币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发展起来，不仅它的所有者能够以货币索取权的形式拥有它的一切索取权，而且能够借以攫取经济剩余，但高利贷资本仅具有资本的剥削形式，而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劳动力商品出现后，在雇佣劳动基础上形成资本生产方式，使得产业资本家通过“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这一流通形式，获得了比最初投入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活劳动。这种条件下货币取得了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发挥职能。资本循环周转过程中不断游离出货币资本，同时又需要不断补充货币资本以保持资本运动的连续性，这样在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信用体系。产业资本运动中，货币资本成为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并且资本循环周转中货币资本发挥着企业生产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的作用。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虽然在流通中执行货币职能，但其购买对象的特殊性，使其货币职能转化为资本职能，同雇佣劳动对立的是资本，而不是货币。
同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不同，在货币资本形式上，资本是以独立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存在的，随着产业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集中为一个有组织的量，由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控制。银行一方面集中社会的借贷货币资本，作为贷出者的代表管理总的货币资本；另一方面连接所有的借入者，为之提供所需的货币资本，贷出与借入时利息的差额是银行利润。银行不仅取代了货币贮藏，使货币和货币资本都转化为生息资本，而且资本积累的进展要求在任何现实的生产之前以货币形式把虚拟价值创造出来，[8]货币形式的虚拟价值对应的是未来劳动产生的价值。生息资本作为商品取得贷放的形式，货币资本家始终拥有生息资本的所有权，让渡生息资本的使用权给产业资本家。借贷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货币市场的利息率，利息的上限是产业资本家利用生息资本进行生产获得的利润。
由此可见，银行是唯一把对货币的管理与对货币资本的管理结合在一起的机构，银行体系是信用体系的战略部门。商业银行面对客户进行货币和货币资本的贷放、回收等操作，央行面对商业银行进行货币和货币资本的贷放和回流管理，央行—商业银行二级体系作为中枢系统对整个社会的货币和货币资本的流通进行协调。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货币和货币资本主要有三种形式：凭客户个人信用的贷款、以有价证券等为抵押的贷款和汇票贴现。站在客户的立场上，看银行提供给客户的是货币还是货币资本，取决于客户要求什么并且得到什么。如果客户以个人信用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且用于追加投资，则商业银行此时向客户提供的贷款不仅是货币，而且是货币资本。如果客户以有价证券等为抵押获得贷款，此时客户已经在有价证券形式上拥有资本，需要货币，所以商业银行在这里提供的是货币的贷放而不是货币资本的贷放。如果商业银行进行的是汇票的贴现，则只是一种纯粹的买卖，客户得到的是卖掉的商品换回的货币。只有在资本不是互相转移，而是单方面并且是有期限转移的时候，才发生贷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特别是消费信贷的发展，从银行体系借贷的不仅有生产者，而且有消费者，显然，贷放给消费者的货币用以购买的是消费资料，而不是生产要素，不是投资品，消费者得到的是货币，能够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发挥作用，但不是作为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追加的货币资本。
在二级银行体制下，中央银行拥有国家法币的唯一发行权，所以商业银行进行运营使用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归根结底是由央行投放的。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和国家的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并进行相应的货币操作来调节商业银行拥有的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或货币资本，及通过商业银行向公众提供的货币和货币资本。央行的货币操作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率调节、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和再贷款等。如果商业银行凭借信用向中央银行贷款，比如再贷款和部分公开市场操作等，或者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获得更多的货币，由于提供货币是有利息的，此时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实际上是借贷货币资本。如果商业银行以有价证券等抵押品获得中央银行的贷款，比如部分公开市场操作，则央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是货币。如果央行为商业银行再贴现，则是纯粹的买卖而非贷放。但是，不论在商业银行看来，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是货币还是货币资本，站在中央银行的角度，只要向商业银行收取利息，都是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同样情况，不论在商业银行的客户看来，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是货币还是货币资本，只要商业银行向客户收取利息，对商业银行来说，都是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而不是单纯的货币。
显然，无论从中央银行的角度还是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货币已经资本化了。中央银行提供的已并非纯粹的代表一定价值额的货币，不是单纯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而是能够带来利息的一定货币额，是能够增殖的价值。实际上，即便不考虑中央银行以再贷款等形式提供的货币，中央银行仅为满足社会公众货币需求而向商业银行提供由储备做保证的信用货币，也通过货币创造同信贷扩张相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实现货币向借贷货币资本的转化。弗朗索瓦·沙奈早就指出了一点，他说：“货币新创造与信贷扩张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使货币本身变成了一种金融资本，一种更特殊的、利息记在商业银行头上的借贷资本。”
在二级银行体制及既有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中央银行为促进就业实行降低利率或者扩大货币供给的政策，需要通过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体系和机制来贯彻。中央银行投放货币时一般采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向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等有价证券进行回购、逆回购，或者再贷款、再贴现等方式。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减少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支付的准备金利息，中央银行购买国债等有价证券可以获得证券利息，向商业银行再贷款、再贴现也收取利息，通过货币创造获得利息收入是中央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以美联储为例，美国国民账户将美联储划归为企业部门，需要根据企业利润向财政部交税。近年来，美联储的利润在700亿美元到1000多亿美元间波动，大致相当于美国前十大金融机构的利润总和。
中央银行借供给货币获得的收入无疑多来自企业部门，来自企业生产的剩余，而中央银行再贷款或再贴现利率直接影响的是商业银行借贷资金成本及向企业贷款的利率水平。作为金融企业，商业银行通过经营资产负债业务获取利润，银行借入资金的利率和贷出资金的利率直接影响银行利润。追求利润的银行一方面要降低从公众获得货币资金的利率，另一方面驱动贷款利率上升，从而造成利率走高趋势，特别是在竞争不充分的条件下更是如此。同时，商业银行根据经济周期调节利率高低，使利率变动顺周期，并且根据经济形势和对客户信用及还款风险的评估来决定是否提供货币。如此一来，只有少数大企业能够满足商业银行对企业信用的要求并且负担得起商业银行的利息，大多数中小企业无法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从中央银行到企业的货币投放出现“中梗阻”，利率的顺周期性也使企业在经济危机时难以得到贷款，加剧经济萧条和失业。
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原本应当从属于职能资本并且服务于商品生产和流通，但是，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的货币资本化，使其借由货币供给得以抽取社会特别是企业部门的剩余，同时商业银行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发放贷款时寻求的是货币资本的增殖，而不是以服务职能资本为目的，这样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体系使货币资本取得了与职能资本相独立且对立的权力，货币资本逐渐取得对职能资本的控制地位，这就影响实体经济的实际利润率，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增长。央行和商业银行对经济剩余的抽取，使得职能资本寻求新的更加便利的融资方式，而且传统银行生息资本也希望摆脱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束缚，获得流动性和增殖性统一的资产，从而推动了直接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虚拟资本的发展。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巨额的货币资本采取索取权证书或权利证书的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及大部分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及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且这种形式的货币资本的积累构成虚拟资本发展的基础。虽然虚拟资本代表的货币索取权的积累是由现实积累也就是由商品生产中产生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而产生的，但是，虚拟资本代表的货币索取权或权利证书本身的积累，不同于它由以产生的现实积累和待实现的未来积累。虚拟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和虚拟性意味着货币资本的积累能够脱离现实积累而实现，产业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逐渐转化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导致货币及货币资本在金融体系中的自我循环，同时加剧了金融投机与危机，带来更严重的失业问题，使得货币政策在应对失业问题上难有用武之地。
三、重构促进就业的货币政策
西方货币政策理论由于不能区分货币与货币资本始终走不出理论困境，促进就业的货币政策实践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现代西方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体系下货币政策实施贯彻的是借贷资本的逻辑，体现的是银行或金融资本的利益，中央银行货币发行资本化，并通过货币资本化抽取社会特别是企业部门的剩余；同时把资本化的货币提供给商业银行，成为商业银行借贷资本的一部分，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同商业银行的货币和货币资本经营相联系。商业银行以生息资本的形式参与产业资本利润的分割和社会收入再分配，伴随货币资本化发展，社会经济剩余或剩余价值会越来越多地为银行体系所吸收，造成不利于产业资本的再分配，进而影响产业资本的积累，特别是生产资本的积累，这种情况下所谓增加就业的货币政策必然造成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尤其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金融化快速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货币资本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从产业资本循环周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摆脱产业资本的制约，流向纯粹投机性非生产领域和因缺乏价值基础而易于泡沫化的资产市场，或者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造成不利于产业资本发展的资本和剩余分配格局， 遵循生息资本逻辑的货币政策助推了货币资本、生息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影响产业资本积累，造成实体经济的停滞和萎缩，不利于就业增加；不仅如此，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还造成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将带来更严重的失业问题。可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货币并非仅仅是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还是资本存在形式，货币政策能否促进就业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就业，取决于货币政策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货币资本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进而促进现实资本积累，而不是取决于货币资本积累本身。流行的货币政策理论不能区分货币与货币资本，更不能理解和认识货币、货币资本同现实资本的关系，因此不可能构建出促进就业的货币政策。
流行货币政策理论不能区分货币和货币资本，从而也不能理解利率及其在货币政策执行中的作用。利率作为借贷资本的价格，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而不是货币供求。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借贷资本的积累，但借贷资本的积累不同于现实资本的积累。虽然借贷资本的积累影响现实资本的积累，但现实资本积累要比借贷资本积累困难得多。那种认为利率同其他价格形式一样能够自动形成一个市场出清的均衡利率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利率是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形式，不可能自动达到一个充分就业的最优水平。利率趋高固然有利于银行体系聚集货币资本，但二级银行体系下，由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通过利息形式从企业和社会部门获取收入，利率趋高意味着金融部门获得的金融利润增多，既定利润率条件下，企业部门的利润份额减少，形成不利于企业部门的收入分配，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积累，影响就业机会的创造；利率趋低，有助于降低企业部门的融资成本，增强企业自我积累的能力，但不利于银行体系聚集货币资本，甚至引起脱媒现象。商业银行固然可以设定利率给企业以扩大就业的正向激励，但是，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地为企业提供货币和货币资本，如果企业不向商业银行寻求贷款，商业银行就无法运用自己拥有的货币和货币资本调动资源推动生产能力的形成；而且，商业银行无法强制工商企业得到贷款后运用货币和货币资本来增加就业。如果工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使用节约劳动型生产技术，使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则会导致就业下降。更有甚者，当金融化推高了金融领域的资本利润率时，企业不可避免地增加金融投资或投机或增加同就业无关而能带来更多利润的活动，如通过虚拟货币的“挖矿”及虚拟货币的交易牟利。可见二级银行体系下通过利率渠道实施增加就业的货币政策，其效果要受制于多种因素，并非完全取决于政策本身。
为发挥货币资本第一推动力作用，促进就业增加，必须从西方货币政策贯彻借贷资本逻辑、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框框中走出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就业的货币政策框架，以贯彻公共资本逻辑，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促进就业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流通中的货币不仅发挥着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而且也是产业资本循环周转中的一种职能形式——货币资本，无论从企业还是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货币资本总是作为一种职能资本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问题是我们如何利用货币和货币资本的职能促进就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然，必须突破既有的货币政策理论逻辑和货币政策框架，构建贯彻社会主义公共资本逻辑、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货币政策框架。首先，可以设想在现有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体系外，开辟一条央行直接运用货币和货币资本的渠道，服务于国家建设和扩大就业的目标。央行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货币资本的投放、营运，国家在确定建设和就业计划时，应综合考虑央行能够运用的货币资本情况，为央行货币资本的投放、营运提供指导；同时央行可结合货币政策的松紧情况，相对独立决定货币资本投放，短期内重点支持短缺商品生产、应急公共服务等；长期可结合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将货币资本投向关系国计民生但工商企业不愿涉足的长周期领域，例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保障房建设、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研发等。央行直接运用货币资本通道的建立，使得追加货币资本得以发挥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促进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建立央行投放货币资本的通道和机制，使得货币资本直接抵达实体经济，并实现同国家资本的连接，能够强化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优势的形成和发挥。我们知道，货币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产业资本主导下，循环周转中游离出的货币资本会通过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市场返流到产业资本的循环周转中，支持现实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然而，随着金融化的发展，货币资本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不断流向同实体经济无关但能获得高额金融利润的领域，催生经济虚拟化和金融投机，不仅弱化了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影响了现实资本积累和就业的增加，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导致资本野蛮生长和金融风险的累积，最终将损害广大劳动者和社会的利益。这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相悖的。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情况，必须从源头上控制货币资本及其投向，使其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促进就业目标，造福于人民，建立央行直接运用货币资本的通道和机制，是治本之策。它使得货币和货币资本的使用直接服从国家发展战略和民生需要，使得货币资本直接抵达生产领域，进而形成和推动产业资本的循环，不断增加公有资本积累，推动公有资本的发展壮大，促进就业增加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央行直接运用货币资本通道和机制的建立，意味着央行能够把新增的货币资本直接贷放给需要货币资本的项目或实体部门，不再是先提供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加价提供给企业或项目，这减少了货币资本供给的中间金融盘剥和流通费用，降低了项目的融资成本，相应增加了工程项目或实体部门收益，有望形成有利于实体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央行货币资本支持的项目着眼于既能够扩大就业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因而有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促进需求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进一步扩大，形成经济良性循环。从央行角度看，央行货币资本的直接运用，有助于优化央行的资产结构。央行向工程项目提供的货币资本构成央行的资产，由于中间环节的减少和融资成本的下降，直接运用货币资本于工程项目或实体经济部门，有助于提高整体资产质量，同时避免这部分货币资本流向同实体经济无关的领域，造成资本的野蛮生长和虚拟经济的膨胀。
在建立央行直接运用货币资本的通道和机制的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央行同财政的协调配合机制，共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就业目标的实现。央行和财政部门都承担着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宏观目标的职能，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手段和优势，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建立和完善央行与财政的协调配合机制，可以更好地实现增长和就业目标。为此，可在央行和财政间建立协调使用资本化货币或货币资本的通道和机制，使得财政能够利用央行提供的货币资本进行特殊领域的建设和就业机会的创造。在我国，财政除支持公共产品的生产，还要支持一般生产条件的建设，像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现代通讯、数据信息网络、物流配送系统等都是现代社会化生产不可缺少的一般生产条件。这些一般生产条件的建设既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也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不过这些一般生产条件一般具有外部性强、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因而社会私人资本虽然需要但因它们不能提供满意的利润率而不愿涉足这些领域的投资。我国全面建设社会化经济体系，这种一般生产条件建设的任务特别繁重，建立央行和财政的特殊融资通道和机制，一方面扩大央行货币资本投放的领域，拓展央行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另一方面使得财政能够突破自身限制，利用央行提供的货币资本进行生产条件特别是一般生产条件的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充分就业。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为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货膨胀打开了方便之门。实际上这也是由于不了解货币同货币资本的区别产生的误解。虽然货币资本具有货币形式，首先要执行货币的职能，但无论从单个企业还是从社会再生产来看，总存在着货币形式的资本。随着经济增长，需要追加资本，这一过程中货币资本发挥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只要货币资本不超过扩大生产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的需要，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问题不在于赤字或赤字规模，而在于央行货币资本的财政使用能否扩大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央行与财政在货币资本投放使用中协调配合的机制，也是为了把货币资本的投放使用控制在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的范围内，使一部分货币资本投向社会需要的特殊领域特别是上述一般生产条件的建设上，并在这些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就业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新货币政策渠道的开辟和相应机制的建立，扩大了货币政策影响就业的空间，改变了原来货币和货币资本的流程和作用机制，这种情况下调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手段需作相应调整。由于货币资本首先也发挥货币的职能，所以央行在协调和平衡货币供求时需要把两方面统一起来考虑，也就是说，把货币和货币资本的调节协调统一起来进行流动性控制和调节，把不同渠道投放的货币和货币资本控制在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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