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范式的优先性

范式的优先性

为了找出规则、范式与常规科学之间的关系，首先让我们考虑，历史学家怎样将前面已描述过的作为公认规则的承诺之特殊地位分离出来。对某一时期某一专业做仔细的历史研究，就能发现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察的和仪器的应用中。这些实例就是共同体的范式，它们存在于教科书、课堂讲演和实验室的实验中。研究它们并用它们去实践，相应的共同体成员就能学会他们的专业。当然，历史学家此外还会发现由一些其地位仍被怀疑的成就所占据的边缘地区，但已解决了的问题和技巧的核心通常是明确的。除了偶尔的模棱两可外，一个成熟科学共同体的那些范式是能够被相对容易地确定的。

然而，共有范式的确定不是共有规则的确定。确定共有规则还要求有第二步，而且多少是不同类型的一步。当历史学家采取这一步时，必须将共同体的范式相互作比较，并且与共同体中流行的研究报告进行比较。在这样做时，其目的是发现明显的或暗含的可分离的因素，这些因素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从他们更具全局性的诸范式中抽象出来的，并展开成为它们研究的规则。任何人想要描述或分析一种特殊科学传统的进化，都必须找出这类公认的原则和规则。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几乎可以肯定，他至少会获得部分成功。但是，如果他的经验完全与我本人的经验一样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寻找规则比寻找范式更加困难，更加难以令人满意。他用来描述共同体共有信念的某些概括将不会有问题。然而，其他概括，包括上面用作实例的某些概括看来就极不清晰了。不管他能想像出用什么措辞还是用任何别的方式，这些概括几乎肯定要遭到他所研究的团体的某些成员的拒斥。不过，如果研究传统的连贯性是用规则来理解的话，那就需要对相应领域中的共同基础做出某种详细的说明。结果，寻找一套足以构成一个已知常规研究传统的规则，就变成一个连续不断遭受严重挫折的努力了。

然而，承认这种挫折，就有可能诊断出它的根源所在。科学家们都能同意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或爱因斯坦已为一组突出的问题提供了看来是永恒的解答，而不会同意使那些解答成为永恒的特殊的抽象特征，尽管有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同意确认一个范式，但不会同意对范式的完整诠释或合理化，也不会去这样做。缺乏标准诠释或不能得出一致同意的规则并不会阻止范式指导研究。常规科学也能通过直接检查范式来部分确定，这一确定过程往往借助于但并不依赖于规则和假定的表述。事实上，范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有任何整套的规则存在。

这些说法的第一个后果，是不可避免地引出了种种问题。如果没有一套适当的规则，那么是什么东西把科学家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常规科学传统中呢?“直接检查范式”一词又能意味着什么呢?对类似这些问题的部分解答是由后期维特根斯坦提供的，虽然是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提出的。因为这种条件更加基本，也更加熟悉，所以，首先考虑他的论证形式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维特根斯坦问道：为了既明白而无可争议地使用“椅子”、 “树叶”或“游戏”等这些词，我们需要知道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非常古老，而且一般地已有了解答，这只要说：我们必定有意识地或直观地知道一张椅子、一片树叶或一场游戏是什么。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握某一套属性，这套属性是所有的游戏和这套惟一的游戏所共同具有的。但维特根斯坦断定，已知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和我们应用这种方式的那类世界，那就不需要有这一组特征。虽然对由许多游戏、椅子或树叶所共有的某些属性进行讨论常常能帮助我们学会如何使用相应的词，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组特征。可以同时被应用于类似的所有成员，而且也仅能应用于它们。相反，当面对着一种先前未曾见到过的活动，我们应用“游戏”一词，是因为我们正看到的活动与我们先前已学会用这个名字称呼的许多活动之间，具有亲密的“家族相似”。简言之，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游戏、椅子和树叶都是自然家族，每一家族都由重叠和交叉的相似之网所构成。这张网的存在充分说明了我们认定相应的对象或活动是成功的。只有当我们命名的家族重叠并逐渐相互融合——即只有当不存在自然家族——我们在辩论和命名中获得的成功才能证实，相对应于我们使用的每一类名称都有一套共同的特征。

从单一常规科学传统内产生的各种研究问题和技巧，也具有类似于上述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它们所共有的东西并不是说，它们符合某一组明显的或甚至完全可发现的规则和假定，这组规则和假定赋予该传统以它所具有的特征，并植根于科学家的思想之中。相反地，它们可以通过相似和通过模拟科学整体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联系起来，这个科学整体就是从事研究的共同体认作是已确立了的成就。科学家通过模型从事工作，而模型是从其所受教育和其后的钻研文献中获得的，他们往往无需明确知道或无需知道什么特征给这些模型以共同体范式的地位。而且正因为他们这样做，他们也就不需要整套规则了。他们参与其中的研究传统所展示出的连贯性，也许并不暗含着有一套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或哲学研究可能掲示出来的内在规则和假定存在。科学家们通常并不询问或争论是什么使某一特定问题或解答变得合理，这种情况诱使我们假设，至少他们是直觉地知道答案的。但这种情况只是表明，科学家觉得不论是这个问题还是其答案都与他们的研究没什么关系。范式比能从其中明白地抽象出来进行研究的任何一组规则更优先、更具约束力、更加完备。

至此这种讨论还完全是理论性的：范式无需可发现的规则的介入就能够确定常规科学。现在就让我来指出相信范式实际上确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若干理由，以使该论证更清晰、更有力。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已充分讨论过的那样，发现曾指导过特定常规科学研究传统的诸规则极其困难。这种困难非常接近于一位哲学家想要说出所有游戏共同具有哪些特点时所遇到的困难。第二，前一个理由其实是这个理由的必然推论，那就是它植根于科学教育的本性之中。我们都应该清楚地知道，科学家从不抽象地学习概念、定律和理论，也不从它们自身中学习。相反，这些思想工具从一开始，就是在无论是从历史的观点还是从教学的观点看都具有优先性的单元中被教授的。它与应用一起出现并通过应用得以展示出来。一个新理论总是与它在自然现象的某种具体范围的应用一道被宣告的；没有应用，理论甚至不可能被接受。在理论被接受以后，这些应用或其他的应用就会伴随着理论写入教科书，未来的从业者就会从教科书中学习他的专业。这些应用在教科书中并非纯粹作为点缀品或历史文献而已。正相反，学习理论的过程依赖于对应用的研究，包括用铅笔与纸和在实验室中用仪器来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如果学习牛顿动力学的学生的确发现了像“力”、“质量”、“空间”和“时间”这些词的意义，那么，他并非是从教科书里虽然有时有帮助但并不完整的定义中学到的，而是通过观察和参与这些概念应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到的。

这个通过自己动手而学习的过程贯穿于专业入门的整个过程中。一个学生从大学一年级课程开始、一直到他做博士论文，指派给他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很少有前例可援。但他们继续密切地模仿先前的成就，以提出他在以后独立科学生涯时从事常规研究的问题。人们可以任意假设，科学家就是这样不知从什么地方直观地为自己获取抽象的游戏规则的，但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假设。虽然许多科学家轻松而精彩地谈论某一具体的现行研究所依据的特定假说，但他们在表征自己领城的研究基础、该领城的合理问题和方法等方面，并不比外行人更好一点。即使他们真的从根本上已学会了这些抽象，那也主要表现在他们成功地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上。不过，这种能力无需求助于假设性的游戏规则也能得到理解。

科学教育的这些结果从反面提供了第三个理由以假定：除了抽象规则外，范式还通过直接模仿以指导研究。常规科学没有规则也能进行，只要相关科学共同体对已获得的特定问题解答达成共识。每当范式或模型还留下不可靠的地方，规则就因此而变得重要，对这些规则漠不关心的冷漠态度也将消失。再者，事实也确是这样的。尤其是，前范式时期通常是以对合理的方法、问题和解答的标准的频繁而深入的争论为标志的，尽管这些争论主要是为了确定学派而不是为了达成一致。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光学和电学的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在17世纪化学和19世纪初期地质学的发展中甚至起了更大的作用。而且，像这样的争论并不随着范式的出现而永远消失。虽则在常规科学期间几乎不存在这些争论，但它们在科学革命开始之前和革命期间又会有规则地再次出现，在此期间范式将首先受攻击，随后即发生了改变。在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的过渡期间曾激起过关于物理学的本质和标准的许多争论，有些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着。有些今日健在的人还能记得由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和统计力学所引发的类似争论。更早一些时期，伽利略力学与牛顿力学的同化引发了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笛卡儿学派和莱布尼茨学派关于科学的合理标准的一系列特别著名的争论。当科学家对关于他们领城的基本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发生争论时，寻求规则便获得了一种通常所没有的功能。但只要范式未受损害，那么即使对合理性没有一致意见或对合理性根本无任何考虑，范式仍能发挥其指导功能。

承认范式比共有规则和假定具有优先地位的第四个理由可以用来结束本章的讨论。这篇论著的导论已经提示了革命的规模可能有大有小，其中有些革命只影响专业中更为专门的成员，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一个新的意外现象的发现也可能是革命性的。下一章将选择这类革命的例子，但它们究竟怎么能够存在，对此我们仍然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如果常规科学像我们在前面讨论中所暗示的那样是如此的稳固，科学共同体又是组织得如此的严密，那么，范式的改变又何以能只影响一个小小的子团体呢?前面已经说过的似乎暗含着常规科学是一个单一整体性的和统一的事业，它必然与所有的范式共存亡，也与其中的任何一个范式共存亡。但是，科学显然极少或甚至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纵观整个科学领城，情况往往倒是，科学似乎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结构，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很少有连贯性。这一点与非常熟悉的观察不应有任何冲突。恰恰相反，范式代替规则将使我们对科学领域和专业的多样性更容易理解。当有明显的规则存在时，它们通常能适用于非常广泛的科学团体，但范式不需要这样。分隔很远的学科的从业者，例如天文学和植物分类学的研究者，他们从非常不同的书本中所描述的科学成就中得到教育。甚至在同一领域或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工作的人，开始学习许多相同的书和科学成就，但他们在专业更专门化的过程中却可能获得相当不同的范式。

举一个例子来说，试考虑由所有物理科学家构成的相当大而多样的共同体。今日这个团体的每个成员都学过比方质量子力学定律，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研究或教学中都使用这些定律于某个问题。但他们并非全都学过这些定律的同样应用，因而他们也并不全都以相同的方式受到量子力学应用实践的影响。在不同专业的专门化道路上，只有少数物理学家接触到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其他人则详细研究把这些原理应用于化学，另有一些人把这些原理应用于固态物理学，如此等等。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量子力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这要取决于他们所选修的课程，他们所读过的教材，以及他们所研读过的杂志而定。由此，尽管量子力学定律的改变对所有这些团体将是革命性的，但那些只反映于某一种量子力学范式应用中的改变，也只是对一个特定专业的更专门化成员才是革命性的。对于该专业的其他成员和那些实践于其他物理科学中的人来说，这种改变根本就不必是革命性的。简言之，虽然量子力学(或牛顿动力学，或电磁理论)是许多科学团体的范式，但对不同团体来说，它的意义并不相同。因此，它能同时确定常规科学的若干传统，这些传统有重叠但外延却不尽相同。在这些传统之内发生的革命，并非必然将扩展到其他传统。

专门化后果的一个简要例证，可能会加强这一系列的论点。一位研究者，他想知道科学家是怎样看待原子理论的，就去问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一位杰出的化学家，单个氦原子究竟是不是分子。两位科学家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但答案却是不同的。化学家说，氦原子是分子，因为从气体运动论来看，它的行为像分子。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则说，氦原子不是分子，因为它没有显示出分子光谱。这两个人大体上说的是同一个粒子，但他们是从他们各自的训练和研究实践来看待它的。他们在问题解答中所得的经验告诉他们分子必须是什么。毫无疑问，他们的经验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在这个案例中，经验告诉两位专家的却不是相同的东西。随着我们讨论的深入，我们将会发现这类范式的不同有时可能会产生何等重要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