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开始读《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宋代是儒学思想同意中原王朝意识形态的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从汉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开始进入中原王朝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体系中，当然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佛教道教的崛起，和统治阶级对于佛道的尊崇与发扬，儒家学说稍微处于弱势，然而，宋王朝的到来，儒家学说重新开始统领中原王朝的思想意识形态。
南北朝时期，儒学的靠边站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因为南朝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这一百多年时期，所有王朝的建立全部靠“篡权”前朝，统治阶级无法符合儒家学说所突出的“忠孝伦理”的意识体系，其统治阶级有意弱化儒学的地位，而恰恰此时，佛教从印度传入，符合统治阶级树立新信仰的迫切愿望，佛教由此进入发展的时期，至唐朝，佛学已至兴盛，而李唐王室对道教和佛教的推崇，更让“佛”“道”走上了康庄大道，也因为唐朝的包容，信仰更是包罗万象，更让儒学趋于平淡，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对于统治意识形态的重视，而儒学这一套学术体系很符合其统治思想及诉求，让儒学卷土重来，而“程朱理学”学派更让儒学形成了最终对中原王朝意识形态的统一，宋朝完成了社会的转型，以至于一直影响以后的元，明，清三朝，甚至到现代中国，儒学思想依然深根于民俗理念之中，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宋代的垄断学派“程朱理学”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
定义何为“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又称性理学，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祂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祂是善的，祂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于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其基本观点包括：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
宋以后“程朱理学”的发展与没落
元朝鼎盛
理学在宋朝的发展，到元朝时期正式被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被官方所大力的弘扬“君臣大义”的思想已经超越“华夷之辩”成为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被包括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大批的汉族色目地主纠集的“义兵”兴起，也成为镇压红巾军的主力。不过元朝消耗汉族世侯、对于汉族知识分子的排斥，也使这个群体很大程度游离于元朝中央政权之外，使元朝的统治根基脆弱，最后崩溃。元代理学著名者：吴澄、许衡、刘因、郝经、姚枢，廉希宪，张文谦，刘秉忠、赵汸、汪克宽、华幼武、吴海、戴良、李祁、张宪、梁寅、苏天爵等等。
元代名儒除赵复、许衡外，还有吴澄、刘因、郑玉、许谦，他们对元代理学的传播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元代待儒生宗族乡绅阶层特别宽厚，对农民的土地兼并盛行，加上元代西征时期见过世面接触过西方各种文明与宗教，儒教被认定为宗教，儒生可以不用纳税，元代深得理学家怀念，很多名士为元朝殉节,甚至有不少汉族名士追随元顺帝北奔草原。而朱元璋是要过饭的平民出身知道农民疾苦明朝又开始抑制土地兼并（明后期乡绅又开始大规模兼并农民土地）。清末张其淦曾编有《元八百遗民诗咏》，元遗民达八百五十余人，相对于《古今图书集成》所载的宋遗民七百人，其中蒙古色目士人只占很少比例，汉族士人则非常多，主要集中于徽州、福建、江西、浙东等文风鼎盛鱼米富庶之地。
明朝学变
继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明末，王学开始衰微。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批判王学末流谈空说玄、引儒入禅的学风，欲用朱学救其弊，提倡治国救世的名实之学。明未两大儒中的黄道周推崇朱学，而刘宗周以“慎独”为宗，对王守仁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
清朝歪曲
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
“（王鸣圣）'未尝一日废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已经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间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
钱穆说“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
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
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晚清实况
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晚清理学的复兴，除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宗奉者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声势一度有所壮大。
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曾讲过学的湖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炘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在我看来，“程朱理学”的思想及思维禁锢是显而易见的，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更是和人类的天性解放及人性的发展背道而驰，其在清末民国开始没落，直至现代整体儒家学说的没落，可以说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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