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写在了日本捐赠给中国武汉的物资上，一时间戳中了很多中国人的泪点，包括我在内。
我们感动于这句话，一是因为它出自中国古老的《诗经》，此刻被日本引用；二是因为它本身是一首激昂慷慨的战歌，表现了秦国军民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三是因为，当我们把眼下中国的情势代入这句诗，那日本引用它想表达的就是：'谁说你没有口罩和防护服，我的就是你的！'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心思，在此时此刻，找到了这样一句既古老、又优雅、还特别贴切的语言。
有人说这是作秀，我倒不觉得，因为中国的《诗经》一直深印在日本的文学文化里。对《诗经》的使用，他们一直频繁而自然。
《诗经》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已无从考证。但是在五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国南北朝的南朝时期，日本雄略天皇曾向中国的刘宋皇帝进表，请求中国皇帝支援他征讨高句丽国。在表文的开头，雄略天皇这样写道：'封国偏远，作番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宋书·蛮夷传·倭国》）
其中这句'不遑宁处'，应该就出自《诗经》里的《小雅·采薇》，原句是：'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gǔ]，不遑启处。'
《小雅·采薇》表现的是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情怀，'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就是说王室差事没完没了，没有能休息的地方。
雄略天皇改动其中一字，将'不遑启处'化用为'不遑宁处'，表达自己心系国事、不能好好休息、内心也无法安宁。可以说引用得非常巧妙。
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至少在中国南北朝之前，《诗经》就已经传入日本，日本皇室就已经开始解读《诗经》了。
日本皇室没有把《诗经》看成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把它作为学习儒家思想的教材，从《诗经》中学习'德治''仁政'的理念。公元七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第十二条中的'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就与《诗经·小雅》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语意相同，可见是从《诗经》中借鉴而来。
不仅如此，日本一些城市、建筑物、商铺、学校的名字，也来源于《诗经》——
富山县高冈市，名字取自《诗经·大雅·卷阿》中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位于东京都的图书馆静嘉堂文库，专门收藏日文古籍，名字取自《诗经·大雅·既醉》中的'其告维何？笾豆静嘉。'
久负盛名的、经营熏香和文具的老店鸠居堂，名字取自《诗经·召南·鹊巢鸠居》中的'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还有埼玉县的菁莪[é]小学，名出《诗经·小雅·菁菁者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当然，这些应用都是在很久以前进行的。那到了现在，日本人是否还会自然而然地用到《诗经》语言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举一个例子——
201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涉嫌廉价出让国有土地给森友学园，这一事件带火了一个词——'忖度'，它不仅成为当年网络流行语，还获得了'2017年U-CAN新语及流行语年度大奖'。
'忖度'一炮走红，源于森友学园原法人理事长笼池泰典的一次国会质询。当被记者问到安倍是否干预了国有土地买卖时，他答道：'安倍虽未直接干预，但由财务省相关官员'忖度'安倍的意向所招致'。
'忖度'一词，就源于《诗经·小雅·巧言》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有'揣测'、'猜想'之意。'忖度'的生存得益于日本的'暧昧文化'，即不直接明确表达，而是通过揣测处理人际关系。
这个例子让我们感觉到，《诗经》在日本已经得到了本土化地应用。
通过日本汉诗对《诗经》的引用，能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日本人解读《诗经》的深入。
什么是'日本汉诗'呢？
在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通用汉字，并引进大量中国典籍。尤其在初唐、盛唐时期，以弁正为代表的遣唐使，将灿烂的大唐诗篇带入日本，诱发了日本学习唐诗的热潮。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在《日本人与汉诗》中写道：'大唐的诗，如同最美丽的长天，让人只能仰视。'
唐诗不仅受到日本人推崇，也让他们身体力行，开始用汉语创作诗歌，被称为'日本汉诗'。751年，日本有了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收诗作117首，大部分作者是天皇、皇族、官吏和高僧，因为当时的日本文化垄断于社会上层。
日本汉诗的思想内容，受《诗经》影响颇深。首先，有大量日本汉诗，都化用了《诗经》的诗句——
久家朗《墨竹幅诗》的'譬如伯氏埙，和以仲氏篪【chí 竹管乐器】'，语出《诗经·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寓意兄弟二人相互应和。
三岛中洲《富岳》的'翼然垂拱温如玉，君子国中君子山'，语出《诗经·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把君子之温和，比喻为玉之纯净光泽。
尾藤孝肇《读白氏长庆集》的'乐天若有知，必不我遐弃'，语出《诗经·周南·汝坟》：'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表达对白居易诗作的喜爱。
洛阳龙门石窟白居易墓园周围，有许多日本组织和个人捐赠的石碑
以上这些，用的都是《诗经》里的原意。更难的，是使用《诗经》诗词的引申意义——
境部王《宴长王宅》'欲知今日赏，咸有不归情'，'不归'出自《诗经·小雅·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原意是如此盛大的晚宴，不喝一醉不回家。日本汉诗用了'不归'的引申意，用它烘托宴会上欢乐和谐的气氛。
野村篁园《惜秋华》'点缀墙阴，浑疑七襄新织'，'七襄'出自《诗经·小雅·大东》'跛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本指织女七次移动位置，却还是织不出文彩鲜明的绸子。日本汉诗将它活用，寓意为织成的美丽绸缎。
更见深度的，是引用《诗经》中的意象——
比如'禾黍'，泛指庄稼，但《诗经·王风·黍离序》用这一意象来比喻亡国之悲：'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日本松平康国的《咏史》说：'巨桥之粟鹿台财，身后唯余禾黍哀'，也是用了'禾黍'的这层深意，表达对国破家亡百姓的同情。
又比如'桑中'，即桑林之中，在《诗经》里'桑中'经常成为男女幽会的场所——'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诗经·都风·桑中》）日本广濑淡窗《读小说》：'为君更固金兰约，不比桑中契易迁'，就是借用'桑中'意象，表达桑中欢会不如君子之约。
再有就是'同袍'，象征朋友，语出《诗经·秦风·无衣》'岂日无衣，与子同袍。'日本广濑建《桂林庄杂咏示诸生》说：'休道他乡多苦辛，同袍有友自相亲'，用'同袍'寓意亲密无间的手足亲情。
对意象的引用是不容易的。首先得熟悉《诗经》原篇；然后还要读懂这个意象的象征意义；再然后，才能将之灵活地融汇到自己的诗里。
从意象引用这点上，日本人对《诗经》的解读之深入，可见一斑。
从上述日本对《诗经》的运用情况来看，模仿和照搬并不是他们学习《诗经》的最终目的，正如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家郭绍虞先生所说：'实则昔人拟古，乃古人用功之法，是入门途径，而非最后归宿。'
从实际应用情况看，日本主要从《诗经》里提炼了两个元素进行吸收、化为已用——
一是'性情'，日本人喜欢引用《诗经》里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诗篇。
就拿'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来说，原诗采用重章叠唱的形式，让人感受到大敌当前，军民与周王室保持一致，舞戈挥戟，慷慨激昂奔赴前线的英雄气概：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再比如上文提到的《诗经·王风·黍离序》里的'禾黍'意象，比喻亡国之悲，有鲜明感情色彩，松平康国便将它化用到自己的《咏史》里，表达对国破家亡百姓的同情。
服部元乔的《明月篇效初唐体》说：'齐什陈篇歌相见，佳人少妇照可怜。''齐什陈篇'是指《诗经·齐风》、《诗经·陈风》中与明月有关的诗篇，表达月夜怀人的相思。作者化用此意，表现佳人少妇的闺怨，使诗作的情感婉转浓郁。
这些诗篇，'反映了人类共通的思想感情，能够引起日本人士心灵的共鸣。'（夏传才《中国诗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
可以说，尊崇人情、重视性情抒发，是日本人士喜欢《诗经》的重要原因。所以伊藤仁斋说：'《诗》以道性情'（《童子问·下》），'人情尽于《诗》'（《伊藤仁斋·伊藤东涯》）。
另一个他们喜欢的元素是'教化'。《诗经》中有很多诗篇，具有道德教化意味——
比如前文提到，《诗经·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被日本皇室借鉴，改动后用在了本国宪法里，这句诗指出了君王的责任：天下之大，都是君王需要为之负责的，不能推卸给别人。
还有前文提到的日本高冈市，'高冈'这个名字取自《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句以凤凰比周王，当周王站在高冈上，高冈上的梧桐就郁郁苍苍，向阳而长，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而'菁莪小学'的'菁莪'二字，也是有教化意义的。'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诗经·小雅·菁菁者莪》）菁菁：是草木茂盛的样子。莪：即莪蒿，一种野草。'菁莪'就是茂盛的野草，喻指少年。而当少年见到'乐且有仪'的君子，就产生了一种教化作用，这个名字里寄托了让君子育才的愿望，以及对少年的良好祝愿。所以把它作为小学之名，再合适不过。
日本人士对《诗经》的继承和应用，突出了它温柔敦厚的诗教作用，和强烈鲜明的人性情感。这建立在对《诗经》的深入解读之上，是日本学习《诗经》的重要特征。
首先，《诗经》丰富了日本的文化表达。作为儒学典范，《诗经》凭借自己的语言意象、思想情感，走进日本文化。它最初是日本皇室的教科书，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它也是社会各界表达美好希冀的语言宝藏，是他们为城市、建筑、学校等等取名的灵感来源；后来它又成为日本诗人的随身之物，'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空海《文镜秘府论·南卷》），是日本汉诗发言立论的重要资料。
《诗经》元素已深深渗透到日本文化之中，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宝贵资料。
其次，日本的学习和应用，也扩大了《诗经》的文化内涵。日本人士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照搬，而是把《诗经》作为一个意象符号融会到日本文化之中。金子彦二郎认为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摄取醇化' 功能，也就是'将所有外来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赋予日本的生命，以日本国民的血液作为其营养元素，使其生成发展。'（《平安時代文学と白氏文集》）
所以日本人士在借鉴和化用《诗经》的同时，也在意境上进行创新，在表达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前文所举的'忖度'一词，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学中有创的方式，使《诗经》在日本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里，折射出异样的光彩，这光彩同样也反射回了《诗经》身上。
最后，这种学习和应用，彰显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日本对《诗经》的各种化用，其实也是在表达他们对《诗经》的理解和体悟。这些理解和体悟，为《诗经》学研究提供了额外史料，也为我们认识《诗经》在域外的流传和接受情况提供了重要参照。这个过程，既彰显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也体现了两国文化互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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