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爱情与男人的爱情

文章:网络    张爱玲说，“《倾城之恋》是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那是一个发生在战乱年代的平凡的故事，又是一个发生在那时那刻的不平凡的故事，是一个女人写给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看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于是，这一个简单的故事变成了整个世界。

一千个读者，就要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爱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在小说人物身上能够体现出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那么，白流苏所浓缩的便是女人的爱情，而范柳原所体现的则是男人的爱情。

流苏出自腐旧、落后的白公馆，“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白公馆里用的是老钟，时间永远比外面缓慢了一小时。当整个上海都争着站在时代的最前头，拼命赶着潮流时，白公馆里却慢悠悠地咿咿呀呀地拉着孤单的胡琴，落伍了，正如流苏所说，“我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人罢了”。白公馆里充斥着虚伪的“天理人情”、“三纲五常”，一切都是冰冷的、幽暗的。就连处在白公馆最高层的流苏的老母亲也是一样的虚伪，她为庶出的七小姐张罗婚事只是因为害怕被亲戚议论。母亲是流苏在白公馆里唯一的依赖，然而“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现实中的母亲并不是流苏的“母亲”，她跟其他人一样，只是白公馆里的一个腐旧的角色而已。

白公馆里的时间比外面缓慢，“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而在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流苏的青春就在这单调无聊的白公馆中悄然流逝。然而，在白公馆里，青春是不稀罕的。孩子带着青春被生下来了，然后被困在这腐旧的白公馆中，渐渐被磨钝，渐渐被吸走，流苏只是白公馆千千万万个孩子中的一个，她充其量也只是众多牺牲品之一。

源于腐旧的白公馆，流苏身上多少渗透着些许腐旧的性质，“没念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许正是因为受过腐旧的传统教育的熏陶，流苏才能够成为柳原眼中的真正的“中国女人”，总是“低头”，“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只能够让她“做一个贤慧的媳妇，一个细心的母亲”。真正的中国女人应该是一个谦卑的贤妻良母，所以古人把妻子称为“内人”，乍眼看来，中国女人就是一个“内”的人。

然而，如果仅仅如此，只能称为“中国女人”，却称不上“真正的中国女人”。流苏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就在于她与其他“中国女人”有着不同之处。“四哥不成才”，然而四奶奶不离婚，跟四哥拉扯着勉强过日子。这是因为四奶奶是一个“中国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着对一段婚姻过于固执的执着，把自己捆绑在一根已经潮湿朽烂的木头上，完全融入白公馆的黑暗中。而流苏却主动地离了婚，回到白公馆后又明白“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她需要婚姻，然而却不是把自己绑在一段毫无生机的婚姻上一辈子，她会默默地忍受，而在该反抗的时候也会适当地爆发。面对眼前的黑暗，她“阴阴地，不怀好意的一笑”，白公馆的胡琴诉说的“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正因为她这一笑而变得“不与她相关了”。也许，这在柳原看来，“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当全世界的人都在沉睡时，流苏醒来了，反抗了，于是，她“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

作为一个“中国女人”，流苏对婚姻执着，需要婚姻的保障。她逃离一桩婚姻七八年，又计划着投入另一桩婚姻，在她看来，结婚是养活自己的唯一出路。她要柳原娶她，以求得经济上的庇护，“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婚姻的保障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婚姻才能给女人安全感，只有这样才能拴住一个男人的爱情。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流苏对“婚姻”执着，而非对某一段婚姻执着。在柳原面前，流苏是“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她有尊严、有感觉、有思想，她懂得反抗，同时，她追求爱情。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这种追求爱情的权利的被剥夺状态，当能够自由拥有这种权利时，流苏变得恐惧，畏缩。外面的天空太过于广阔，当鸟笼的门被打开时，习惯于牢笼生活的鸟儿不敢展翅飞翔，它害怕隐在暗处的猎人的枪口，担心盘旋在高空的鹰的利爪。但是，畏缩并不代表放弃，恐惧让流苏每走一步都倍加小心，而这种在爱情上步步为营的情态，正是一个“中国女人”的特质。

女人的爱情需要以婚姻为保障，当柳原说流苏不爱他的时候，流苏说“你若真爱我的话，你还顾得了这些”，流苏赞成柳原的“精神恋爱”是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流苏的目的就是结婚，她要的就是一个安定的家。她在巴丙顿道那所房子的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她笑了”，她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这是柳原所给的，是她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

婚姻是女人爱情的表，而真爱则是女人爱情的里，真爱的存在在女人的爱情中是婚姻的升华。当柳原说“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时，流苏“脸色气得通红”，把电话挂了。因为对流苏来说这是极大的侮辱，她是一个离过婚的人，是一个反抗过的人，她并不会把自己困在婚姻的牢笼里腐烂，在她看来，婚姻只是保障而非交易。当流苏听到柳原心平气和地说“流苏，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么”时，她“忽然哽咽起来”了，柳原声音所述的“月亮”牵动了流苏内心的爱情，由于对自由追求爱情的恐惧，她长期以来用“婚姻”压抑“爱情”，所以她“不知道为什么”，内心真挚的感情只能歇斯底里地发作。

经历了香港之战，流苏的追求似乎发生了变化。尽管没有结婚，流苏仍与柳原在一起，念着柳原的一切。正如小说所说，“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也许在此时，流苏的“爱情”反过来压抑“婚姻”了。然而，当柳原说“我们几时结婚呢”的时候，流苏“一句话也没有，只低下了头，落下泪来”，婚姻在流苏心中始终是不曾走远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最幸福的莫过于一份被婚姻包裹着的真挚的爱情。

如果在白流苏身上浓缩了女人的爱情，那么，在范柳原身上便浓缩了男人的爱情。

柳原是一个浪荡的人，正如他所说，“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世俗的虚伪令他失望，于是他随波逐流，“我装惯了假，也是因为人人都对我装假”，他的浪荡是周围虚伪的环境所造成的。当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紧扯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硬要推给他”，太太们看中的是柳原的财产，于是慌忙攀亲，而对于这些势利的没有感情可言的“姻缘”，追求真爱的柳原只能采取玩弄的态度。

当柳原遇见流苏这个“真正的中国女人”，这个追求同样真挚爱情的女人，他“说过句把真话”，尽管只是“句把”，但他在流苏面前并没有完全地埋没本真的自我。流苏也感觉得到柳原的两面性，“他背着人这样稳重，当众却喜欢放肆”。然而柳原装假装惯了，如流苏所说，“你若是混在那里头长久了，你怎么分得清，哪一部分是他们，哪一部分是你自己”，柳原已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了。然而，他要流苏懂他，虽然“心里早已绝望了”，但他仍然希望世界上有同样真实的一个人存在。

流苏出于恐惧或者说自我保护，不相信柳原本性的“真”；而柳原被“假”埋没得太久，不相信流苏的爱，又或者说，他看透了流苏“结婚”的目的，因而不相信她的“真”。两者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女人爱情观与男人爱情观之间的矛盾。对于女人来说，婚姻是表，爱情是里；然而对于男人来说，爱情是表，婚姻是里。柳原的浪荡是由于现实中缺乏真挚的爱情，而他只有对于他的真爱才会负起婚姻的责任。他“不肯相信”流苏，觉得流苏不爱他，正如他所说，“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然而，当香港沦陷，当“生死契阔”使流苏的爱成为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时，他想起了“婚姻”，扛起了责任。从最初的花言巧语，到后来的“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在这个浑浊的虚伪的世界里，为了生存，柳原必须虚伪，然而他对流苏完完全全地“真”了，他在她面前再也“不那么绅士风了”。

男人追求爱情，但只有当他们遇到最为真挚的爱情时才会结婚，若没有真爱，即使结了婚也只是一个虚假的幌子，只是一桩没有责任存在的婚姻。婚姻之于男人的爱情，正像爱情之于女人的婚姻，婚姻是男人爱情的升华。如果说女人最想得到的是一份被婚姻包裹着的真挚的爱情，那么，男人最想得到的便是一桩被真挚的爱情包裹着的婚姻。

关于《倾城之恋》，张爱玲说，“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然而，我不想为张爱玲的小说打上“阶级”或“主义”的印子，在我看来，把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过分地崇高化或神圣化都是毫无意义的。正如小说所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摒弃“阶级”和“主义”，《倾城之恋》讲述的只是一个在某个年代某两个人的平凡的爱情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人的爱情和男人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在平凡的故事中捕获一丝最真实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