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男风——男风和男妓

　　在唐代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下，性风气很开放，妓业发达，而且市场上出现了男妓，与前朝相比，这似乎是一个发展。

　　唐代陶所著的《清异录》中说：“京师男子，举体自货，迎送恬然。”这就是说在当时的首都长安，男子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迎送买卖，从事妓业，而且丝毫不为介怀。这种男妓之风，连在京师也那么开放，其它管治没有京师严肃的地区，男风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个时期，“香火兄弟”、“旱路英雄”等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具有和“龙阳之好”、“分桃”、“断袖”同样的含义。《教坊记》“香火兄弟”条云：“坊中诸人，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娉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娉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既嫂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爱，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

　　后人作唐代演义小说，男风之事常穿插其中。例如《薛刚闹花灯》中描写长安一浪子薛敖曹“自幼父母俱亡，家私消耗，不务生理，唯有终日赌博，与一班光棍往来，因他有几分姿色，屡屡被人鸡奸。他吃惯了双皮，荡惯了街子，也不分皂白，凡僧道盗贼，概皆相好……”又说到“武三思见他生得白净，一时心动，是夜就叫他同睡? ? ”武三思就是武则天哥哥武元庆的儿子，薛敖曹以后也成为武则天的面首。这些人生活都很放荡，男人和男人之间，或是嫖人，或是被嫖，集流氓、无赖、浪子、男妓、嫖客于一身，这就是那时社会风气的一个侧面。

　　唐朝是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期，以上这种社会风气，和西域地区的影响可能有很大关系。清代阮葵生所著的《茶余客话》曾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说：“敖罕，西域大国，在退木尔沙之西，温都斯坦之东南，方数千里，人晻富，天热多雨，花果茂盛，产五金宝玉金钢石，出猩猩，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见则以为异物，解蚕织。俗淫，男女无别，尤嬖男色，不许他合。”当时这一地区的其它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在这些地区，以男性为中心，男悦男的行为那时是公开与允许的，因为那个地区的人认为男子比女子高贵，女子只不过是生育的工具而已，这似乎和古希腊、古罗马的男风相似了。

        男妓继续发展

　　在理学盛行的宋代，性禁锢、性压制和道学家的虚伪，都未能从根本上抑制住人们的性需求和性活动，也未能从根本上压抑男风。查考史书，宋代的男风之事仍旧不少。《宋书·五行志》载：“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是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这说明当时的男同性恋关系，天下仿效，连夫妻关系也受到影响，也不能算少了。据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的记载，宋代浙江人不喜说“鸭”字，这是一种禁忌，因为“鸭”字在那时是暗指同性恋和同性性行为的。

　　宋代的男风在很多方面以男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方面有不少记载。

　　陶穀在《清异录》中描述了北宋京师汴京男风充斥的情形：“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

　　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也提到，当时京师有一班以卖淫为生的男妓，由于男妓太多，以致宋徽宗政和年间对他们施以杖罚企图停止其活动。除了汴京外，其它城市也存在男妓，直到皇室南迁以后仍有男妓。

　　宋代朱暘的《萍州可谈》云：“书传载弥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癸辛杂识》也有类似的记载。

　　宋皇室南迁之后，金兵“士马疲敞，粮储未丰”，也不再渡江 ，使南宋能偏安江南，醉生梦死，社会出现了一时的繁荣景象，西湖画舫，夜夜笙歌，商贩往来如织，在这种情况下，男风更盛。周密的《癸辛杂识》云：“吴俗此风（即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这些男娼穿女人的衣服，涂脂抹粉，互相称呼如女子，这是一种十分畸形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