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初大同娼妓的兴起 清宣统三年至民国二年（１９１１至１９１３），清王朝从即将崩溃到崩溃，全国政局混乱，大同亦不例外。这时，在市内四牌楼西，路北俗称“圪洞”的一地段（即今兰池街），住着许多因灾荒兵祸逃难来的四乡乡各县的难民，因生活所迫，有人卖儿卖女，后竟出现了卖淫者。 开始的嫖客不外乎一些无赖地痞，继而一些贩夫走卒、穷苦光棍，后来又有一些不肖青年子弟亦来鬼混，经过一年多的光景，“圪洞”已发展成为土娼的集中发源地。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山西督军派张汉杰为晋北镇守使。张汉杰就任后，拆毁北门的城楼和城墙上的望楼以及城内东街的太平楼、北街的奎星楼，在帅府街建私人府宅。向东扩展后，将整个“圪洞”划入范围，利用凸凹地形建楼台，筑水池，试种兰花，并定园名为“兰池”（兰池街名由此开始）。在此处破屋中的土娼则被驱逐出去，分散转向全城各个偏僻街巷，继续重操旧业，有增无减。 当时大同不仅为北方的皮毛集散中心，而且盛产黄芪、黄花、麻黄，故而外埠客商（京、津、沪、广）来同经商者不少，这些客商除一部分常住在有联营关系的商号中，其余则住在兰池东侧唯一的一处高级旅店“靖安旅馆”内。这些人常去暗娼处寻欢作乐，更助长了暗娼的兴起，有的竟半公开地在家接客（叫暗门子），是时最出名的有小凤凰、小手手、樊媳妇儿、面人儿、仔儿婊、看花楼、冠五家的和五十六两半（隔窗玻璃吻一下就需一个五十六两半的银元宝，以此得名）等等。
民国十年妓院的正式兴起 民国十年（１９２１），京绥铁路（今京包线）通车，给大同带来了繁荣，全国各地客商来同者更多了，同时，一些老板、老鸨见有利可图，就纷纷租地盘，领营业执照，一批批开起了妓院。当时，分布在金泊仓巷有三处，东门大巷有二处，火车站西马路有二处，西北隅大场面有二处，新营街和三道营房有数处。妓院分三等：头等称小班，二等叫茶室或书寓，三等叫堂或下处。当时，头等共有四家，即北京的大领家杨老九开的“凤林阁”小班，姑娘均为清一色的北京籍少女，京味十足，色艺俱佳，娼首姑娘杨金喜白天到北戏园登台唱戏，艺名小金喜，晚上应堂会，夜间还要接客。苏州领家开的“双全小班”均为苏杭少女，说话满口“苏白”，轻歌越调。另有张家口人开的“清吟小班”及浑源人赵素云开的“德顺小班”。 二等共约十余家，有“桂开茶室”、“久顺茶室”及天香、莲香、风东等书寓或茶室。头等、二等每院约有姑娘八至十人，全部约一百多人。由于头等、二等妓院的开张，那些暗娼被挤得门庭冷落，逐渐衰败关门。 头、二等的姑娘均为二八、二九妙龄少女，色艺俱全，一个个都装作为千金小姐，以抬高身价，日间等在茶局、酒局招客，嫖客不但大都是商号掌柜、财主或豪门阔少，而且须慷慨出赏者才能得以留宿“住局”。至于局价，本来是１０元，但老板又敲竹杠，明说“随爷赏赐”，实际上，非得几十元银元不止（当时一元白洋能买５０斤莜面）。仅短短二年，城内就出现了许多起因嫖娼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负债自杀、商店倒闭的惨事。如富户史三，富商梅三，把全部家产花光，一个上吊身亡，一个患梅毒倒毙于街头。另有一个外地采购员，因迷上妓院，花光了随身携带的款项，自杀手靖安旅馆内。还有这样一件悲惨之事，即有个从内蒙来大同卖粮的年近６０岁的土老财，穿一身旧衣裳，身披破皮袄，头戴烂毡帽，到一家头等小班，嚷着要逛窑子，把门伙计以为叫花子，上前阻挡。后经老鸨戏弄说：“想逛吗？非１００元莫想进门！”这个土老财一下于从“围兜子”里拿出１００多元，一并交给老板。随即，老鸨象接财神似的给他挑了个姑娘住下。第二天，又敲他竹杠，说他脏了被褥，坏了衣服，土老财说：“全都赔”！立即叫来绸缎店的人和裁缝，把全院姑娘们的衣服和各屋被褥全换成了新的。土老财又住了十来天，把存放在皇城街顺成粮栈的五辆旱板板车装的胡麻、莜麦连五条牛一齐花光，妓院看他再无油水可榨，即逐出门外。他想回内蒙古，已无分文盘缠，吊死在北门外孤魂庙旁的一棵树上。 那些开妓院的老板、领家个个都发了造孽财。如凤林阁的大领家杨老九，每月用煤油筒装满银元往北京送，他在京东的三河县老家购置良田数百亩，盖住院二处，铺面一所。 本地一些不三不四、乌七八糟的人见开妓院能发财，也眼红起来，他们也学着包姑娘、开窑子。本城的杨文兴（外号四瓦片）、杨生春（外号二瓦片）、贺恭婆子、大鲜子、大云子，应县的史红梅、孟玉环，浑源的帅翠仙，左云的邢大女，崞县的张海孩等人纷纷出场，一涌而上。这时大同全城淫风四起，社会一片混乱，民众怨声载道。地方绅商人士一致惊呼：“如此下去，不堪设想。”他们联名向县长交涉，要求取缔妓院，但因县长已明收“花捐”（当时卖娼要交税，俗称花捐）、暗收贿赂，现大洋装满腰包，帮哼哼哈哈数月不作答复。最后，还是由大同商会筹款把三道营房一带的民房购置下来，把那些妓女从各处撵到三道营房而作罢。这样取缔妓院，实质性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妓女更集中了。气得一些老人们说：“西北为上，脏气盖顶，从此咱们大同的风水坏了。” 从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起，三道营房的三条街巷到大场面的少数院落，妓院林立。后因全国军阀混战加剧，铁路经常中断，大同也空气紧张，一些外地客商纷纷离去。大同当时人口不足七万，毕竟是个小地方，原来的头等、二等妓院的老鸨们三年内都发够了造孽财，再开张也没多大油水可捞了，遂纷纷关门离去。残存的二、三家所谓二等妓院也自动降低身价，可以随意住局，与三等相差无几，这样一来，林立的妓院绝大多数是三等了。 三等妓院称“堂”或“下处”，但通常叫窑子。当时，人们骂它是烂三等，有“东顺堂”、“永乐堂”、“如意下处”、“南天门下处”和“炸弹院”、“水坑沿”以及西马路的两家等，共约２０余家，妓女一百七八十名。
妓女的来源及她们悲惨的命运
开妓院的老板又叫掌班，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白天专靠坐地收租分成；一种是既开妓院又带包几个姑娘，又是老板又是领家，其老婆或姘头则为老鸨子，用一个帐房先生，雇几个“捞毛”伙计即成。每院有单间房十来间或七八间。原头等、二等班子室内亦颇有些陈设装饰，今之三等则室内一无所有，甚至还有的将一间房用木板隔成二间，内中只有放一铺席的小土炕，两厢声息互闻。
妓女来源有四： 一、父母吸大烟成病或贝者博成性而卖女为娼，把十几岁的女孩一次性地终身卖给包窑子的领家，并立有卖身契约。 二、每逢水、旱荒年，一些人贩子到山东、河南、内蒙一带拐买骗娶一些少女少妇，再以父卖女，夫卖妻名义将她们卖给妓院，其卖身契约同上。 三、卖包银，又叫“打印子”。当时鸦片已漫延全城，有所谓“十家五盏灯”之说，有些烟鬼，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合同性地定期包给妓院。 四、曰“自混”，即自由妓女。有的因家中穷困潦倒，有的受烟鬼父、夫所迫，有的原来就是暗娼。她们自己来妓院与老板协商租房，临时“混事”，按货（人）论价，或三、七，或四、六，或对半挣钱互分，期限不定，来去“自由”。 妓女的悲惨生活不可言状。当时串窑子卖唱的乐（读“涝”）亭大鼓《妓女告状》就淋漓尽致地唱出了妓女的悲惨：“……三年多折腾得我骨瘦如柴，二十岁那年哪，就把杨梅大疮害，不到二年我就小命归了西，狠心的老鸨子把我衣裳全都剥下来，一张破席两根绳，穿心杠子把我抬，一下扔在西门外。狼吃狗啃后，剩下骨架来，狠心的骨头匠，做了骨头麻将牌，死后还要被人玩来任人摔。” 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领家尤其是他老婆或姘头即老鸨子，更心狠手毒。最凶残的要数杨老九老婆、贺恭婆子，对待妓女，凡冷了客、热了客、苦丧脸不挂客、夜间刮不住客、外捞或私藏了钱等，都要挨打受惩罚，有吊打背花，锥刺屁股，跪搓板等形式。更有甚者，数九寒天，只让穿内衣，头顶满满一碗冷水，被罚跪在冻地上，稍微一动，便水洒满背，冻得喊爹叫妈，向老鸨哀讨求饶，真是惨不忍睹。有一年腊月的一天大清早，从北门外西马路的窑子里逃出一个年少妓女，已被打得满身伤痕，她只穿一身单衣在城西北隅的大十字街痛哭流涕，哀叫着“爷爷奶奶们，婶子大娘们，救救我吧，要不被捉回去，打不死，也要脱一层皮。”当时谁也不放收留，不一会儿，三个男人追来，捆缚而去。当时，被逼自杀的妇女，时有所闻。 虐待如此，敲髓吸血的手段更惨。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最多花二三百元就能包个黄花姑娘。物色个富豪色鬼，一个月，就能挣一二百元，以后还能大量挣钱，真是一本万利。在第一次接客前强迫少女喝下一副破坏生育机能的烈性汤药――败毒汤，以绝育。先趁年轻送入头、二等妓院，抓几年大钱，至残花败柳时，再抛入“烂三等”廉价零卖，直至死亡。三等的住局过夜价为每夜一元，白天“卖铺”（有被子，一小时）五角，“关门子”（不脱衣、半小时）三角。那些残留点姿色的妓女们每天日间不停接客，晚上还得留客，精神摧残、肉体蹂躏可想而知，妓院简直是人间地狱。廉价妓院一开业，那些贩夫走卒、苦力小工、小市民、不肖青年子弟、穷光棍、兵痞等相继被引入淫场，逛起了窑子。当时，一个苦力短工的工钱一天只挣二角，一个手艺匠人月收入仅四到六元，当兵的月饷六元三角，由于这些人为了及时行乐进入窑子，使三道营房巷空前“红火”起来。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５年开始出现了梅毒并迅速蔓延发展。梅毒为性病，又叫花柳病、杨梅大疮，当地人叫“天疱疮”。其发病症状是：起初阳物隐痛，全身发现红斑，继而全身溃烂，最后则鼻子烂掉或双目溃瞎或是硕项开“窗”，下身是阳物烂掉，全身臭烂而死，据说梅毒能遗传七代子孙。当时全城街巷主要是厕所内应时而生地贴满了什么“祖传秘方治杨梅”、“花柳病一扫光”等伪劣假药广告。各西医小医疗所广告牌上亦写出什么“德国狮牌６０６”、“法国９１４、“日本的梅敌”药品广告。这些药确实有效，但每针价格八到十元大洋，非得连续注射八针十针才行，那些染毒的穷哥们哪能花得起？只有等死而已。他们倒毙之后，由保长组织抬尸人将其扔在西门外南城壕（今邮电大楼处）任狼吃狗啃。据说，吃了此尸首的狗，下一窝小狗都得烂死。于是乎，全城街谈巷议，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后经地方人士在三道营房东口、警察一分所的天竺庙内侧办了一所叫“化游所”的机构，从此，有些染有鸦片和梅毒的人被送进其中进行戒烟禁娼改造。
“转运公司”的出现使暗娼再起 妓院窑子因花柳病的蔓延，逐渐营业低落直至歇业。这时，暗娼又乘虚而入，逐渐增多。大同出名的暗娼有四大如意，即唐如意儿、邢如意儿、杜如意儿、冠如意儿，还有开过窑子的住在县楼北东大门的赵素云和曾当过老鸨的姓邢的女人等。 这赵素云，招夫嫁给一个在兰池戏园姚德宝京剧班唱老生的唐宝生，又廉价从原籍浑源买来两个少女，硬打着叫这两个少女从唐宝生学京戏，因当时人称“不打不成材”，故学戏叫“打戏”。经过不出一年的“打戏”，这二个少女学会了几出姐妹配档戏，如《武家坡》、《打渔杀家》、《坐楼杀惜》、《游龙戏凤》等，且声调音韵字正腔圆，京味十足。浑源少女学成京剧实为罕见，她们越唱越红，包俸越挣越高，大的唱须生，艺名为赵玉芳；小的唱青衣，艺名赵玉芬，每天在兰池戏园登台唱压轴戏，可挣的钱都进了赵素云的腰包。赵素云还拿出了当老鸨的伎俩，诱迫着二位少女晚上接贵客，以挣更多的钱。某天戏园的海报已贴出赵玉芳、赵玉芬唱《打渔杀家》，票也售出一空，但开戏后，到该《打渔杀家》出场时，却不见二赵到来，班主急得抓耳挠腮，暂叫一个丑角拿《花子拾金》没完没了地垫场，观众大哗，茶碗茶壶杯扔上戏台。这时忽然消息传来说：赵玉芳因其母强迫接客，喝大烟自杀了。 姓邢的女人，曾包过窑子，当过老鸨。这时，她在安东营的自家院内别出新裁地开起了“转子房”，本地人叫“转运公司”。这种行当，一不登记领照，二不上捐纳税，仅靠几个警宪头子做后台靠山，做起了变相窑子生意。她们除自己拥有几个姑娘外，主要靠引诱青年妇女。姓邢的女人，颇有手腕，能把嫖客所指名要的姑娘、少妇哄骗而来，也能把一些官场上的军政大员邀来鬼混，以壮门面，扩大影响。除了军政界的人物外，其余嫖客多为巨商阔少及其他中上层人物。故十年来，门前车水马龙，“生意”兴隆。 东柴市角的二个暗娼“大乔”、“二乔”见姓邢的女人发了淫财，也眼红了起来，她们除自己当暗娼外，也办起了“转运”业务。 城内东南隅的柴家园南路东有一处破院，院内有五六间破房，这个院住着个老巫婆叫贺老板，她也开起了“转运公司”，招引了一些外来土娼、当地破鞋和一些为生活所迫的良家妇女、无知少女做起了卖淫勾当。嫖客多为地痞无赖、不三不四之流，均为底层生活的人。这个破院闹得也够乌烟瘴气了。这个贺老板剥削更狠，当时有一句顺口溜“房子五毛，炕五毛，大娘五毛，你五毛”，说的就是贺老板，即每挣二元，女方只得五角。建国后，贺老板又逃窜到口泉各矿用纸牌算卦骗人。 自赵素云、姓邢的女人、贺老板之后，全城又出现了三五十家小打小闹的“公司”。
大同和平解放消灭了妓院 日寇侵占大同期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些原领家、老鸨们为适应那些醉生梦死、寡廉鲜耻、有钱有势的汉奸、投机商。伪官吏、特务，便衣、警察等人的需求，又开起了妓院。大西街的裤裆巷，开了头等妓院“翠香班”，大场面开了头等“日华馆”，头道营房开了二等“天香班”、“莲香班”，连三道营房的三等妓院共十五六家，妓女达一百五六十人。 日寇侵占大同期间，除这十五六家妓院外，还有十多家赌场，二十余家烟馆，不足七万人口的大同城有三多的说法：“小偷、破鞋。料面鬼。”大同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又统治了大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１９４６年一元大洋仅能买一斤莅面，饿死了不少人，此时的妓院大部分又关门歇业。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大同和平解放。解放后的人民政府很快根据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封闭妓院的决定”精神，对大同的妓院采取了措施。首先将那些老板、领家、老鸨、“转运公司”头目一并收审，根据其罪恶轻重，作了不同处理。然后烧毁了所有的妓女“卖身契”，把残存的一百多名妓女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安排了一定的工作或安置了生活。从此，大同的娼妓结束了悲惨生活，走上了新生。 在１９５０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上，那些翻身得解放的苦妹子们扬眉吐气地呼着“共产党万岁！”和劳动妇女们一起唱出了她们的心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