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与《清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清山阴县临浦人。曾先后在杭州及绍兴等地教书。后潜心编书，编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堪称历史演义之最。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1915年到1916年间，他写了《清史通俗演义》。其间呕心沥血，艰辛努力，颇曲折复杂。现择其主要的缕述于下：

       一、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但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他的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祖父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还有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也在祖父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而蔡东藩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二、当时蔡东藩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一定的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更何况他写的《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老板们联系，陈述自己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蔡东藩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坦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今后定会有出路的。

       写好的稿纸—天天增多，蔡东藩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其忧心忡忡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请求考虑出版他的《清史通俗演义》。可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

       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写就，“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在“四子拦壁角”的时候，蔡东藩彷徨终日，一筹莫展。一日，蔡东藩把这事与孔孝赓商量，孔安慰他说：“事情很凑巧，我正有事赴沪，你不妨把《清史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

       孔去沪三月，杳无音讯，蔡东藩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蔡东藩素知孔乐于助人，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二则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

       又是一月过去了。蔡东藩终于等到了孔孝赓来访。孔一见蔡东藩就诙谐地说；“我去沪四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  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我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后来，我确实按这打算办事，他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这时，我很急，你也急了。那我想只好使用‘杀手锏’了，成败得失，在此一举。我就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

       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我，要我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现在应当继续。最后言明稿酬为200元。原来我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煞价。”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

       此后，蔡东藩所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

       三、蔡东藩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蔡东藩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

       1．蔡东藩写顾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

       2．蔡东藩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

       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即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阅读《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既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又可以欣赏传奇故事，真是两全其美。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确很值得一读。

       众所周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秉承着一条“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揉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蔡东藩却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他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地做到了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使它不能成为一部文学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被冷落的原因。

       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自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但是，他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