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判官统治用于描述古代以色列法官统治国家的时期，人们通常也认为判官统治就是这个意思。现代意义上的判官统治是指依靠习惯法和平等公正进行统治的无政府制度。这一制度不设中央立法机关，仅仅依靠“自然权利”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运行。法官和警察不受任何中央机关制约，而是竞争体制的组成部分。你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法官，就像在其他体制内选择自己的律师一样。
这套制度在索马里依靠传统的中心法律体系（Xeer）得以实行。自从推翻独裁统治者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瓦解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后，索马里就恢复了习惯法体系，且至今没有设立中央立法体系。
中心法律系统没有现代社会普遍设立的行政部门或立法分支机构，它在一些自然法基础上形成并与之保持一致。首先，当氏族成员犯谋杀、侵犯人身安全、强奸、盗窃和诽谤罪时，氏族必须用牲畜“血价”(diya)赔偿。此外，氏族家庭还有很多义务，比如提供嫁妆、尊重长者从而维护氏族和谐、管理水和牧场等自然资源。
判官政治体系是依靠氏族信约制度作为保障（译注：即确保赔偿得到执行）建立起来的。如果氏族内一名成员伤害另一名成员，那么氏族必须进行赔偿。无论谁公然藐视律法都会失去氏族的保护，成为法外之人，不再享有法律补偿。
索马里中心法律系统的判官统治体制启迪了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关于现代社会的新思维：即不需要依靠政府也能有效运作。一般认为不设立强制的政府机关有利于私人投资和经济发展。习惯法会保护自由贸易和个人自由，人们不用交税也不受政府法规的限制，自由企业一定能够蓬勃发展。当然，在现实社会中，索马里中心法律系统也存在严重问题。在这个男权体系中，只有男人可以向年长者提起申诉，因此强奸单身女性通常不会受到惩罚。而用“血价”集体支付的赔偿方式意味着个人通常不会因犯罪受到惩罚。尽管他们宣称这套体系分散式的性质与互联网颇为相似，但其实与传统社会有更多共同点——与公正相比，它更看重荣誉。
人们普遍认为能活着就很好，但哲学家大卫·班娜塔（David Benatar）不同意这个观点。他的逻辑是这样的：痛苦不好快乐好，没有痛苦就是好事，而如果人们活着是为了感受快乐，那么缺少快乐则没有任何好处，所以生育孩子从道德层面讲是不合理的。虽然没有痛苦和拥有快乐都同样美好，但痛苦却比没有快乐更难忍受。在生命中，遭受痛苦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快乐却视随机因素偶然发生，且往往转瞬即逝。
在这种逻辑下，生养孩子会被认为自私自利。也许生养孩子对你有益，但从孩子的利益角度出发，生存的危害超过任何可能存在的益处。不用来到世间意味着没有痛苦，这是很棒的。虽然同时也意味着感受不了快乐，但是既然你都不存在那你也不会知道自己有什么损失，所以也不会太糟。而且，从道义上讲，避免伤害一个人远比对他好重要的多。支持生育者通常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来给自己作辩护，但生育绝对是虐待儿童，因为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超过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美好。
人口控制拥护者认为人类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并将这种强烈的道德感与人口控制理论相结合。这两种观点的融合促进了人类自愿灭绝运动（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 or VHEMT）的发展。这个运动组织由一位越战老兵乐斯·奈特（Les Knight）创办，他曾加入人口零增长组织——该组织支持每对夫妇不生育超过两个孩子。（译注：人类自愿灭绝运动，乐斯·U·奈特创立，是一场号召所有人放弃繁殖，最终逐步实现自愿性人类灭绝的生态运动。）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认为人类对生物圈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而最符合道义的解决办法就是人类通过停止繁殖追求自愿灭绝。随着全世界人口持续增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枯竭，该项运动也得到发展。法国一位拥护人口控制的活动家做了简洁明了的比喻：“我们在泰坦尼克号轮船上，船将沉没，此时再接更多人上船实在不够明智！”
该组织并不支持用强制手段绝育，也不鼓励自杀，他们的口号是“希望我们长生并灭绝”。上述观点也并不代表所有人口控制拥护者的想法。这些理念通过托马斯·里戈蒂(Thomas Ligotti)的长短篇小说、左拉·杰西（Zola Jesus）的音乐和电视剧《真探》的角色拉斯特（Rust Cohle）影响着通俗文化。（译注：托马斯·里戈蒂，恐怖科幻小说家；左拉·杰西，美籍女歌手兼作词人）
十九世纪末期，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政治革命运动思潮。一些俄罗斯侨民提出，俄罗斯应该承认自己是东方国家的一部分，无须一味地盲从西方国家，并于1921年出版了文集《回归东方·预言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
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欧亚思想” 区别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是一种受到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影响的独特文化，俄罗斯则是介于亚欧之间的“第三大陆”。与欧洲文化的定位不同，俄罗斯思想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文明，它更具多样性，而非单一种族内容，并且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控能力。欧亚主义党于1932年在柏林成立，旨在通过欧亚联盟推翻腐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该组织试图推翻布尔什维克党人、纳粹党员和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但最终却落得分崩离析的下场。
苏联统治的失败使其名誉扫地，这给欧亚主义回归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亚历克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提出了新欧亚主义（又称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并称其是政治运动中继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之后的“第四条道路”。新欧亚主义是“不含唯物主义、无神论、进步主义、现代主义的社会主义”，且兼具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正统基督教的元素。
该运动是反种族主义、反资本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杜金看来，21世纪的主要冲突将产生于大西洋主义者（支持文化经济上的秩序自由主义的北美和西欧国家）和亚欧主义者（支持多元文化的国家）之间。
然而亚欧主义的死灰复燃带来的其他作用却令人担忧，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金（Vladimir Putin）利用欧亚主义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想以此瓦解马列主义。2000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取代了由前苏联国家组成的独联体，推动着更加紧密持久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2010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之后加入的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组成了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2015年初，关税同盟发展为欧亚联盟，努力寻求着成为大型政经联盟的机会，以此牵制美国、欧盟、中国。
有人认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为说明莫斯科外交政策背后潜伏的欧亚主义正蠢蠢欲动，而普金的讲话更是令人疑窦丛生。
“社团主义”是19世纪期间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当我们谈到它时，往往就会想到从集体协商谈判到裙带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个名称并非来自“合作（corporation)”，而是来自于拉丁语“corpora”，意思是集团。社团主义隐含的意思是社会应该由基于职业的政治团体组成，比如农民、实业家、律师、医生等等。
这些利益集团以自治团体自居，和政府互动频繁，且内有等级制度。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必须成为会员。这些集团将会取代政党，因此所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都捆绑在这个利益集团的会员系统中。这个系统相当于欧洲中世纪时期行会垄断系统的现代版（例如，同属于一个画家协会里的几位画师，分别担任同一幅画里不同部分的绘画任务）。从历史的角度看，在20世纪，社团主义跟法西斯运动一样，遭到自由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的强烈谴责。
然而在东亚地区，社团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在日本和韩国，集权政府统筹企业及与其相关的社会运动，这样可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也意味日韩的公民比西方社会更缺乏活力，且更依赖于政府。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1989年通过的组织法规定，任何组织都必须向政府登记，并由党或政府代表监督。相对应地，每个组织可以垄断某个特定行业的职业、活动、利益。从社团主义明显促进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情况看来，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作为政治哲学的最佳选择。社团主义构建了一个高效实用的政治结构，使得中国共产党政府、新兴资本家、公民社会可以不用担心自由民主的问题。如此看来，社团主义对中国来说，并非是一个不实用的意识形态。
中国人中约有90%是汉族人，但在十七世纪满族人野蛮入侵中原后，他们在中国建立清政权，他们的统治从十七世纪中叶起一直延续到了1911年。1912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他的其中一条政治原则就是，杜绝少数民族统治的情形再次在中国发生。同时，清政府也被指责导致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和日本，使中国受外国军队的入侵，其中就包括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
新中国将由占中国人数主体的汉族人统治。种族主义和恐外主义的倾向在共产主义建国初期就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毛泽东称之为“大汉族主义”。这种反对种族主义的修辞和政策有利于建立少数民族自治机关、语言保护和传统艺术形式的保存，这也使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获得少数民族的支持，这些思想后来也反映在毛泽东思想的一般原则中。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共产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变得苍白无力，自由民主制在中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意识形态的缺失使得大汉族主义趁机抬头。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大汉族主义为其继续长期统治中国提供了理论支持。大汉族主义认为，在中华文化中占主流的汉族文化比少数民族和外族文化更具有优越性也更为进步
它有助于证明中国的军事扩张政策和在国际主权争端中采取强硬态度的合法性，同时这也可以用于矫正包括镇压支持民主的异议和打击严重的官员腐败等政治问题。但是，它同时也加剧了民族争端，尤其是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现在，民族主义思想扩张的不可预见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控制。
1928年，印度无神论者家萨瓦尔·迦尔写了《什么才是印度——关于印度国家主义的重要问题》这本小册子。在其中，他认为任何来自印度次大陆以及把印度作为其祖国和圣地的地方都应该被认为是印度的一部分。此时恰逢印度民族卫队创立，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
这一政治理念存在着缺陷，它将包括非印度教信仰的地区都排除在外，比如说伊斯兰教区、基督教区和犹太教区。在他们看来，这些宗教发源于中东地区，因此信奉这些宗教的人自然也就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印度人。印度民族主义最初被人们贴上了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标签，这一运动诞生最初的最初原因是担心这一保守的宗教形式被一神论的亚伯拉罕的思想吞并，但是最终却演变为一场盲目爱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
在印度刚刚获得独立的数十年里，印度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受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现世主义哲学的压制。但是，随着保守的信奉宗教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抬头，印度民族主义也迎来了复兴。在印度，很多少数民族的人都害怕印度首相纳伦德拉·莫迪势力的崛起。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被认为是印度民族主义的温和派。然而莫迪受到了造成超过千名民众死亡的2002年古吉拉特暴动的牵连，大多数穆斯林教徒都是被印度教徒杀害的。
因印度民族主义引发的暴力冲突还在不断上演，据报道，大量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被迫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在2014年底，阿格拉城市Ved Nagar区的57个家庭被强迫转换宗教信仰一事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约有200名居住在贫民窟的穆斯林收到了极具诱惑的写有“贫困线下”的小卡片，凭借这张卡片，他们可以领到住房和医疗补助。
然而，最终这场运动却演变成了一场宗教大清洗仪式，组织者企图将他们全部转变为印度民族主义者。新的“被转换者”会收到一座卡莉女神的塑像，并被询问他们是否乐意成为印度人？这些家庭后来宣称，他们是因为害怕遭受暴力才不得不参加这项仪式的。印度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Bajrang Dal对此却持有不一样的观点，他表示：“我严正反对'转换’这一词语的使用，我们为什么不把这认为是一种回归呢？回顾历史，至少对最近的四、五代人来说，你会发现你的祖先其实都是印度人。因此，你怎么能否认这是一场回归呢？”
原始主义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从狩猎转变成农耕，实属大错特错。在过去的10万年里，这个错误导致人类碰到很多难题。他们赞同无政府主义者瓦解政府这一理想目标，但他们想做的远不止这些，因为他们觉得民主也亟待改革。在他们看来，放弃工业技术，回归自然原始状态，能够减少社会分层、权力架构、党同伐异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危害。
放弃我们现有文明开化的生活方式，重过茹毛饮血的狩猎群居生活，在我们看来实属“野蛮”。原始主义哲学家约翰·泽尔赞（John Zerzan）甚至相信，符号化的文字降低了生活经验的真实感，他说，“每种符号维度——时间，语言，艺术及数字——都是人类和现实的媒介。在理解这些维度概念之前，我们的生活方式更直接。”
讽刺的是，尽管原始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支持者，但主要阵地却是一些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进行争论。从2010年开始，就有一个原始主义极端组织，叫做“个人野蛮倾向”（Individuals Tending Towards Savagery ，或ITS）声称对袭击意大利、瑞士和墨西哥的科学家事件负责。他们袭击的目标是那些研究纳米技术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也受到了书信炸弹的袭击。 而“黑曜石连环袭击”组织（Obsidian Point Circle of Attack）解释他们的哲学理念说，“我们坚决反对技术和工业体系的发展，反对它带来的文化价值和“奴隶社会”；现代社会，人类的身体，性格和心智都受现代化机器控制；我们原有的自然本性，已受到传媒（电视、电台、网络、报刊）宣传和学校教育、工作环境的影响；科技的进步只能让我们的生活环境远离自然，显得机械化。”
PEGIDA是德国新兴的抗议运动组织，全称“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atriotische Europa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 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sation of the West）。PDGIDA的发起人卢茨·巴切曼尼（Lutz Bachman），原是一名测绘师，曾参与走私毒品和盗窃，他最先在脸书上发起号召，组织建立了一个“爱国运动”小组。这个保护组织影响很大，开展运动的范围从极端保守主义到极右主义，已经举行了好几场大型集会来反对西方的文化堕落，以及公然对抗伊斯兰组织，拒绝为移民和寻求政治避难者提供帮助。虽然，PEGIDA组织受到新纳粹主义者和反移民主义者的支持，尽管它坚称自己不是种族歧视组织。组织宣言第19条，内容涉及保守主义利益需求，如“严格控制移民数量”，用诸如“性爱自由”的书面协议来“保护犹太与基督教的文化”。PEGIDA组织的示威者政治立场多变，他们反对母鸡智能化养殖，反对电视需要许可证，但大方向还是要减少移民，立即驱逐犯罪移民出境，阻止逃避战争的难民到国内，强制移民者在家中也要讲德语等。
PEGIDA运动的聚集地在萨克森，它得到东德民主共和党的支持，举国内外都有支持者，而在德累斯顿（译者注：东德都市）的集会更多。PEGIDA是紧随欧洲怀疑主义党派“德国新选项党”（party 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后起之秀，两者均反对移民。PEGIDA运动的兴起，并非刻意为之，它是左派常用的保守主义运动运用游行策略的产物。这种运动对那些身处柏林，并希望德国变成欧洲中心的人来说相当令人头疼。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反对主义运动，但是有个问题：他们到底在反对谁呢？
萨拉菲主义认为，伊斯兰教已经偏离了穆罕默德先知所倡导了纯粹信仰，且被西方意识形态与核心理念所腐蚀。“萨拉菲”源于阿拉伯语，英译为“Al-Salaf Al-Salih”，意指“可敬的前辈”，用以指代默罕默德先知的追随者。萨拉菲主义的理念源自1928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
赛义德·库特布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在1954年，他因为暗杀埃及总统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失败入狱，在狱中写了一系列书籍阐述萨拉菲分子的世界观。他认为人类已偏离真正的宗教信仰，思想逐渐腐朽。人类的智力、道德以及对性的认知都在急剧下降。库特布还认为，只有通过建立伊斯兰教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才能扭转乾坤。萨拉菲主义反对马图底里派和阿沙里派（Matudiri and Ashari schools）这类将理性视作通向天启途径的伊斯兰教法。萨拉菲分子坚信，这些派别的思想已被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所玷污。
在与瓦哈比教原教主义者联系紧密的沙特阿拉伯，萨拉菲主义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自从阿拉伯之春后，萨拉菲主义在中东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于对腐朽的政府和疲软的经济状况忍无可忍，一些中东人民开始向宗教信仰寻求安抚，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教成为了现代伊斯兰社会的理想状态。然而，有人却将萨拉菲主义的崛起归咎于ISIS或者其他恐怖组织的煽动，这种想法相当幼稚。在萨拉菲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许多反对的呼声，这绝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庞大组织。一些萨拉菲分子反对暴力行为，也有报道称，在埃及发生示威游行时，许多萨拉菲分子去保护当地的基督教教堂。但是，他们死守着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制度，不承认少数派和女性的权利。在圣战主义运动消散后，萨拉菲主义也逐渐陷入了政治真空，或许只有在未来，他们才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普遍基本收入，即每一个个体都有不需参加任何形式的劳动、或者达到某种要求，而无条件地获得一份基本收入的权利。该观点与许多国家既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不相同，因为该观点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实行分配，除了普遍基本收入以外再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收入来源，且每个个体都无需从事任何形式的劳动即可获得。
无论这个人是否希望工作，这笔收入都足够其过上安稳日子。该观点有着久远的历史，从托马斯·潘恩倡导地主应该为他们占有“人类的共同财产”而付钱。查尔斯·傅立叶主张，如果一个文明剥夺了人们捕鱼、打猎、在闲时储备粮食权利，那么它应该补偿给人们一个温饱无忧的生活。
普遍基本收入会给社会带来大量的福利。人们再也不用处理领取失业金的繁重文书工作，每个家庭生多少小孩也会自动调整，工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工作也更加灵活，人们更易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也减少了雇主雇佣工人从事廉价劳动的权力。
在21世纪，随着无人驾驶汽车、自助服务餐厅与商店的技术发展，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以及自动化技术逐渐得到保障，在提高了总体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使就业机会急剧下降。普遍基本收入是阻止小部分富人控制社会大部分财富的办法，如此，被机器人取代工作岗位的大部分穷困人士，也不至于沦落到破坏社会公物。
然而对大多数人——特别是对奉行新教的工作道德理念的人而言，这种基本收入无疑于天方夜谭，虽然对21世界的经济状况来说，该分配的好处无法否定。瑞士计划在2016年举行全国基本收入分配的投票，并且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切诺基小镇里，切诺基族的“东部乐队”（the Eastern Band）的赌场一直把小镇的过半收入收归囊中，他们还拥有土地。自1996年以来，该赌场着实增加了小镇的总体收入，提高了小镇的总体营业水平并且降低了犯罪率和贫困率。如果你不希望让社团主义在机器人崛起以毁灭人类时有卷土重来的机会，普遍基本收入这个办法或许值得一试。
翻译：@Freya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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