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冰
奉召作 花蕊夫人
君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花蕊夫人，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的宠妃，徐姓（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和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宋诗钞》均说姓费），青城（故治在今四川省灌县东南）。因姿色娇柔，状如花蕊而得此雅号：“意花不足以拟其色，似花蕊翾（xuan）轻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后蜀亡，花蕊夫人随孟昶降宋。为了占有她，赵匡胤毒死孟昶。但不到几年，又因新欢将她遗忘。但据《宋诗钞》，说她是因过失“以罪赐死”的，看来与怀念孟昶或上述诗作皆不无关系。
这位“亡国夫人”不仅有姿色，而且重感情；不但重感情，而且有诗才；不但有诗才，而且有识见。据宋人笔记：孟昶降宋后被封为秦国公，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孟昶携眷属入宫谢恩。赵匡胤见花蕊夫人艳绝尘寰，遂起觊觎之心。七天后孟昶暴疾而终，年四十七岁，史家多认为是太祖毒死的。太祖闻孟昶死讯，辍朝五日，素服发表，赙赠布帛千匹，葬费尽由官给，并追封孟昶为楚王。暗中却将花蕊夫人纳入后宫，宠冠六院。但花蕊夫人心里总抛不下孟昶，亲手画孟昶肖像，私自祭拜，有次被太祖撞见，谎称是送子张仙像，因此埋下杀身之祸。后人曾有诗咏歌此事：“供灵诡说是神灵，一点痴情总不泯。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另外，花蕊夫人也很有才华，在后蜀宫中曾写下宫词一百首（《全唐诗》中从第六十首“梨园子弟”以下四十首作王珪诗），又写有《采桑子》词和这首七绝《奉召作》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一些最喜欢把亡国罪责归到女人头上的士大夫，也似乎没有人指责她是“红颜祸水”，倒是很钦佩她对后蜀君臣的指责和面对宋太祖询问时的胆识！
乾德三年（964）冬，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六万分两路伐蜀。此时，后蜀有兵十多万，加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道天险，如果孟昶能励精图治，奋勇抗击，赵宋也未必能很快将他攻破。遗憾的是这位后主同当年的后主刘禅一样，是位只知吃喝玩乐的亡国之君，所重用的大臣不是大言欺世的纨绔子弟，就是嫉贤妒能的宵小之辈。都统王昭远在宋兵大军压境，自己并无有效防备的情况下，居然大言不惭，自比当年的诸葛亮，扬言要趁势荡平中原。结果落得个丢盔卸甲、被宋军俘虏的下场。太子玄喆更出奇，他奉命前往剑门关接应前军，居然带上一大队美女伶人，笙箫管笛，吹吹打打，一路欢歌醉舞。一听到剑门关失守的消息，便一逃了之。等到宋兵逼近成都时，孟昶身边除了一个“世修降表李家”的宰相李昊外，再无一个可用之人。从乾德二年冬王全斌出兵到乾德三年元宵刚过，孟昶自缚出城请降，总共才六十六天，比起前蜀王衍被后唐所灭还快。而两次草拟降表的都是李昊，于是有心怀忠愤的人晚上在李昊的家门上写道：“世修降表李家”。所以，花蕊夫人所云“更无一人是男儿”实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首诗正是对后蜀灭亡的真实写照。因为此诗是为了回答宋太祖“蜀何以而亡”的垂询所作，所以题名为《奉召作》。
诗的首联用“君”和“妾的行为作对比。君和妾，不独是性别上男女之别，婚姻上夫妇之别，更是政治地位上的差别。君王在朝廷作出决策——“城头树降旗”，后宫中“妾”却毫不知晓也根本不屑于让其知晓。短短十四个字，不仅写出君主的昏庸和怯懦，“妾”的不平和怨恨，其中还夹杂着后宫嫔妃任人摆布命运的嗟叹！当然还表现出花蕊夫人的识见：孟昶之所以交出江山，是为了保住性命和美人，但这却不是她的选择或者说是不愿看到的，因为“城头树降旗”就饱含着不满和揶揄，“那得知”更是明白表露出自己的态度！
花蕊夫人这两句诗所表明的政治态度，也是她平素性格和情感的再现，并非是她在太祖赵匡胤面前的自我开脱或粉饰之词。因为据宋人笔记，在写这首《奉召作》之前，面对赵匡胤，还写了首《采桑子》：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据花蕊夫人在太祖面前称述，这首词写于随孟昶降宋由蜀赴汴京途中，题在葭萌驿的墙壁上。上阕抒写家国之恨，前两句是直抒，后两句则是用杜鹃啼血来表达远离故乡诗的心境。下阕写自己的担忧，表面上是担忧君王北上后会移情别恋，自己失宠，实际上别有怀抱。因为前两句是是写在蜀情形：在如花似玉的三千宫女中，自己都最受宠。到了汴京，孟昶已是亡国俘虏，三千宫女能剩几何？自己还会失宠吗？真正让花蕊夫人担心的可能是国亡之后孟昶心情的改变，眷恋的不再是女色，而是国亡之后无穷的悔恨：就像南唐李后主：“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就让词中在离乡之怨外又加上亡国之恨。花蕊夫人居然当宋太祖面吟诵这首昔日告别后蜀之词，尽管亡国之恨较为隐晦，也还是难能可贵的。这首词载于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录入，明代万历本《花草粹编》也与此相同，因此此词为花蕊夫人所作，历史上也没有几人怀疑其真实性。
后两句由事实叙述改为现实批判，情感也更为激愤：“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短短两句之中用了多个对比：一是男儿与女流的对比。在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被认为是乾坤法则，当兵打仗、保家卫国被认为是男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但后蜀的男儿不是男儿，他们没有尽到保家卫国的责任，相反宋朝大军一到，便在“城头树降旗”，反倒不如我等“女流”的刚烈慷慨。据史载，孟昶降宋暴卒后，他的母亲并不哭泣，反举酒酹地，说道：“你不能以一死殉社稷，贪生至此，我也因你而苟活在人间，不忍就。，现在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绝食数天而死。可见后蜀的女流有胆有识者也不止一个花蕊夫人；第二，“十四万”与“一人”的对比，以前者数量之巨来反衬后者数量之寡，以此来表达诗人对后蜀朝廷上上下下全是苟且偷生之辈的激愤，这也是全是最感动读者的一句，诗眼之所在；第三，两句中还有个暗比：后蜀的十四万大军与宋军数万人之对比。前面已经提到，赵匡胤命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六万分两路伐蜀。那么，率先攻入成都的王全斌部队也不过三万多人，而且跋山涉水，万里奔袭；蜀军则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天险，却结果却是“十四万人齐解甲“，全部当了三万多宋军的俘虏，则更加反衬出“更无一人是男儿”！
花蕊夫人当然算不上是一位巾帼英雄。但在这首诗中，表达的何尝不是一位女中丈夫的气概和胸襟！她是位如花似玉的美人，但诗中却透射出一股英风豪气。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讽刺的是在江东苟安的南宋小朝廷，但其激愤之情则是两者所共同的。尤其是花蕊夫人这首绝句是当着宋太祖的面，直率地表达对孟昶降宋苟活的不满和自己屈身仕宋的不甘，身份又是被俘的亡国之君的嫔妃，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灭掉后蜀的赵宋，到了李清照所处的时代，又走上当年孟昶醉生梦死、偷生苟安的老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花蕊夫人（明代万历本《花草粹编》）
塞上 柳开
柳开（946—999），原名肩愈，字绍先（一作绍元）；后改名开，字仲涂，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大名（今属河北）人。开宝六年（973）进士。初为宋州司寇参军。太平兴国中擢右赞善大夫，知常州、润州，拜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为人秉性刚直，雍熙二年（985），因与监军争斗，被贬为上蔡县令，后复原职。又知全州、桂州等地，徙沧州道病死。柳开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他提倡复古，反对五代宋初华靡的文风，他十几岁时便开始学习韩愈文章，后来又以六经为榜样，提倡古文。提倡韩愈、柳宗元的散文，以复兴古道、述作经典自命。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上符兴州书》有《河东先生集》）。但他在散文创作上成就不高，除《上窦僖察判书》写得平易且有文采外，大都不免辞涩言苦之弊因此影响不大。相比之下，诗作成就要好一些。从现存的八首诗作来看，诗风刚健、质朴、清新，很能体现他的文学革新主张。这首《塞上》则显得更为出色：诗人通过飞鸣直上的响箭，一抹蓝天下无风的草原，提鞍列队的胡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天高地阔、气势雄浑的塞外风光图，也为我们勾勒出剽悍、骁勇、矫健、尚武的少数民族骑手群像。
中国古典诗歌中有种表现手法叫“逆起法”，即首先描绘动作或渲染气氛，给人一种“直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突兀感。然后再交代人物或事件，这叫做“逆起得势”（高步瀛《唐宋诗举要》）。王维《观猎》开头：“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卢纶《塞下曲》的开头：“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皆是这种“逆起法”的成功运用。柳开的这首《塞上》也是如此。诗人一开篇就首先描绘动作和渲染气氛：“鸣髇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鸣髇（xiao，效）”，是一种响箭，西北少数民族常用它作为集合或出发信号。诗歌一开头，不去交代开弓“鸣髇”的射手，也不去描绘开弓的动作，劈头就是开弓的结果：响箭呼啸着直上云霄。箭“直上”而不偏斜，这是在暗示射手的弓硬和臂力强健，也是在暗写周围环境是“天静无风”，没有外力的干扰。“一千尺”当然是个夸张，但就像李白笔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一样，并不给人虚张夸饰之感，相反却给人一种力和速度的强烈感受！此句是从视觉上描绘脱弦之箭，下句则从听觉上作进一步渲染：“干”是写声达于天空；“声更干”是形容响箭飞鸣声由于“天静无风”显得更加清越响亮。诗人着意点出“天静无风”，既是交代“声更干”的原因，也意在营造一种凝重苍莽的氛围：用天地的静止来反衬响箭的飞鸣，既显得场景壮阔，又暗寓骑手的剽悍。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将其改为“风紧秋高雪正干”，以为这样用气候的严酷更能衬托出射者的剽悍。他就没有想到风声一紧，鸣髇声就会被淹没；雪干，就会使天地混沌一片，胡骑就失去驰骋的开阔背景。这样，诗的上述主题就无法得以更好地体现，所以，袁枚的改动看似更合乎常理，实际上是败笔。
柳开的《塞上》与王维《观猎》和卢纶《塞下曲》虽然都是“逆起得势”，但手法又有所不同：王维《观猎》和卢纶《塞下曲》在“逆起得势”后紧接着就安排人物出场。《观猎》中“风劲角弓鸣”之后即交代“将军猎渭城”，《塞下曲》“林暗草惊风”之后随即是“将军夜引弓”。柳开的《塞上》却有所不同：诗中这位开弓鸣髇的健儿始终没有露面，因为作者着意要表现的不是这位信号发出者，而是要塑造闻信号后迅速集结的英雄群像：“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这是一支声势雄壮、布列严整的少数民族队伍。人为“碧眼”，着意点明咏歌的是支少数民族队伍，又切合此时抬头望箭的规定场景，还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胡儿”的内在气质与外在风采皆从“碧眼”“向云看”中得以显露；“胡儿”，唐宋人对少数民族年轻人的俗称，如唐人李颀：“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古从军行》）；王安石的“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明妃曲》）。柳开诗中的“胡儿”更有突出其年轻、刚健的意味。
这首诗的后两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写这支少数民族骑兵在听到鸣髇后的反应，在选材和结构安排上也颇具匠心：在选材上，诗人没有选取这支少数民族队伍出征和作战时的情形，像高适《燕歌行》那样去做“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的大量铺叙，那是七言绝句所无法完成的。诗人捕捉他们出击前鸣髇集合时的动作和表情，构成精彩动人的意象，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性格与尚武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这两句之中，上一句“碧眼胡儿三百骑”是个叙述句，是在以静写动、静中蕴动；下句“尽提金勒向云着”则是以动写静：“三百骑”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鸣骹”所吸引，拉紧了马缰，抬起了望眼，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向云看”去，宛如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种雕塑型的美。马佩“金勒”，则暗示这不是一支普通的少数民族队伍；“尽提金勒向云看”这个整齐划一的动作，不仅暗示这是支剽悍、矫健、能征惯战的队伍，也写出了少数民族骁勇、尚武的民族精神。唐代的李益《从军北征》中的名句：“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柳开作为倡导复古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先驱者，其诗歌创作也在实践着他的文学主张。
我们知道，边患是宋代最大的痼疾，宋代国力孱弱，乃至两宋的灭亡，都在边患上。因此宋代诗人多去咏歌守边的将士或民族的英雄，或表现一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的豪情，写到少数民族时总带有高位文化对落后民族或天朝大国对蕞尔小国的的轻蔑，前面提到的王安石的《明妃曲》是如此，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也是如此：“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苏辙出使辽国时，他眼中的胡虏也是落后不开化在：“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钓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虏帐》）。而柳开却咏歌这群少数民族骑手的剽悍、矫健，表现他们的骁勇和集结的迅速，这在宋代边塞诗中确是很独特的。这种别具的眼光，是否在告诉我们：要靖边患，要抵御外敌入侵，边境上的少数民族骑手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如果真如推测的这样，柳开不仅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在政治眼光和用兵方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柳开一生的经历与边塞多有关：曾“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多属与西北少数民族交锋的前沿，又曾“部送军粮至涿州”，并且“善射”、“倜傥重义”（《宋史·柳开传》），《塞上》诗写得如此成功，可能与诗人的边塞经历和为人性格皆不无关系。
畲田调 王禹偁
熟悉唐诗的读者大概都知道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它描绘的是一幅安定、富庶的江南春社图。表现了农民之间的友谊互助和丰收后的喜悦，当然也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向往之情。宋代诗人王禹偁的这首《畲田调》所表现的基调与此相类，只不过不是富庶的江南水乡而是贫瘠的商州山区，不是庆祝丰收而是艰难开荒，不是春社图而是助耕图。但其中表现出农民之间的互助和友谊，劳动的欢乐和诗人的艳羡则是共通的，尤其是诗人为他们能自食其力，尚未受地租地税的侵扰，不像山中寡妇那样“任是深山更深处，亦应无计避征傜”所表现出的庆幸，更是唐人王驾《社日》中所没有的，大概这也是宋诗“主理”而唐诗“主情”之区别所在。
王禹偁（954—1001），宋初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晚贬知黄州，世称王黄州。王禹偁出身贫寒。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迁大理评事，次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后拜左司谏、知制诰。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庐州尼姑道安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当时禹偁任大理评事，执法为徐铉雪诬，又抗疏论道安诬告之罪，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次年改知扬州。真宗即位（公元997年），再召入都，复知制诰，上书提出“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等事。与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贬出京城，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咸平四年冬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咸平四年在蕲州卒，年四十八。《宋史》与《东都事略》有传。王禹偁自编《小畜集》30卷，今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其曾孙王汾裒辑《小畜外集》，有清光绪年间孙星华刻本。近人徐规所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收集佚诗佚文多篇。
王禹偁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秉性刚直，遇事直言敢谏，不畏权势，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一生中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王禹偁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曾向朝廷提出许多建议，在《端拱箴》、《三谏书序》、《御戎十策》以及知扬州时作的《应诏言事疏》等著作中，他提出了重农耕、节财用、任贤能、抑豪强、谨边防、减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虽大多数未被太宗、真宗采纳，却为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变法”开了先声。大诗人苏东坡对王禹偁非常敬佩，他曾对着王禹偁的画像而感叹道：“见公之画像，想其遗风余烈，原为执鞭而不可”。
文学上，王禹偁反对宋初所沿袭的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义易晓”，发挥了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如《待漏院记》和《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代表作，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
诗歌方面也同散文一样，语言平易流畅，风格简雅古淡。关心现实政治和民生，推崇杜甫和白居易。他说过：“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在创作中努力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对雪》、《感流亡》、《竹□》、《对雪示嘉祐》等诗，以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当时农民、士兵的苦难境况，揭露了现实的黑暗，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秦中吟》的风格。《畲田词》五首生动地记录了山区刀耕火种的情景，赞扬了普通人民勤劳刻苦和团结互助的美德他的诗，其所选的这首《畲田调》正是体现了这方面特色！
《畲田调》是王禹偁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第二年，根据在山区见到的真实的垦荒场面所写的一首诗。诗中描写山区农民相互帮助、自耕自足的生活。并第一人称畲田劳动者的口吻，表现了农民的真实心声。共五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畲田”是当时很原始的一种耕作方式：先用刀看去地面上的灌木杂草，然后放火烧荒，然后上面耕种，即所谓“刀耕火种”。由于耕作技术落后，单凭个体劳力就很难胜任。因此畲田是往往多人合伙、临时互助，诗人所描绘的正是这种紧张又友好的劳动互助场面。这在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颇为罕见和新鲜，因而引起诗人的关注很咏歌。
诗人首先描写的就是这种新奇的劳动场面。据作者在诗序中介绍：畲田前主家先发出邀请：“某家某日有事于畲田，虽数十里如期而集，锄斧随焉。至则行酒啖炙。鼓噪而作，盖劚而掩其土也。大抵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这就是诗中所描绘的：“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畲田的主家发出邀请，互助者应约而至。斫荒前先以酒肉。帮忙者在酒足饭饱之后来到地头，伴着鼓声，喊着号子，也带着醉意斫荒。诗人写这个新奇的劳动场面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更在于营造一种脱离现世的古朴之风，好与下面要写的“野老击壤”的唐尧之世在思想上合拍，从而表达诗人否定现实、追慕往古，“革弊复古”的政治主张。在这两句中，如果说首句重在表现劳动场面的奇特，那么，第二句则重在斫荒者的勤勉和卖力，这个劳动场面不但很热闹、欢快，而且亦如诗序中所云“人人自勉”，否则就不会很快斫到乱云深处。这表面上是在咏歌互助者的劳动热情，实际上同上句一样，是在赞扬人与人之间推诚相待，不会藏奸偷懒的古朴民风！亦如诗人在诗序中所坦陈：“仆爱其有义，作畲田词五首，以侑其气”，以推展其古朴之风。
如果再深入讨论下去：难道仅仅是因为民有古朴之风，存心忠厚，勉励劳作以报答主人家的盛情款待吗？诗人咏歌的目的也仅仅是推展其古朴之风吗？不！通过左后两句“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诗人告诉我们，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由于这商山身处是当时统治者鞭力未及之处，还没有受到地租和苛税的侵扰，类似“自种自收还自足”的唐尧之民，这才是劳动场面能如此热闹，耕者的热情能如此高涨，斫荒的进度又能如此之快的真正原因之所在，也是诗人发诸吟咏的主要目的之所在！从绝句的格律来看，由于形式短小，是很忌讳一句之中字面相同的，而诗人却在一句之中连用三个“自”字，这固然与他有意向民歌学习有关，但也是刻意通过这个“自”字，极力强调创作题旨：批判封建地租剥削，向往劳动者能自食其力。这也不仅是王禹偁，也是中国古代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晋代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就梦想过一个“春蚕收长丝，春秋靡王税”的理想国。王禹偁在此诗中所咏歌的“不知尧舜是吾君”也是化用了我国最古老的一首歌谣，唐尧时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不知尧舜是吾君”表面上是在称赞宋太宗是尧舜之君，落脚点则是在商州深山之民不知今日朝廷情况，实际上庆幸宋庭鞭力还未及此“山高皇帝远”之处。山民不知也不愿知今日帝王是谁？说穿了，也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诗人着意赞颂畲田者这种生活环境和思想状况，不但表现了他对地租剥削残酷性的认识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关心，体现着一个开明政治家思想的进步性，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大动乱后，宋初统治者还无力顾及深山边远地区，也不敢过重的进行地租剥削，从而使那里的百姓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也从方面证明了：任何一个时代民众的苦难，生产力的破坏，都是统治者的过度剥削和干预造成的！关于这点，我们只要与不同时代却同题材的诗作做一比较就可清楚地看出。
唐末的杜荀鹤有首《山中寡妇》，写的也是深山中民众的生产生活情形，但情形与王禹偁笔下却大不相同：“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这里的赋税：“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而且边远莫废：“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正是这种深及深山的异常苛重的赋税，让百姓无计可活，无路可逃：“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中也反映了类似情形：“采菱辛苦废犁锄，十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由于苛重的地租，农民已无力靠种地为生：“无力买田聊种水”，在水面中一些菱藕，尽管采摘时很辛苦，会“十指流丹鬼质枯”，但赖以为生啊。就连这点生存机会官府也不给：“近来湖面亦收租”。封建地租剥削可谓无时不有，无处不到！。从这点来说，王禹偁的这首《畲田调》为我们认识封建地租的残酷，如何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提供的另一种对比资料。
王禹偁与《黄冈竹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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