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苏轼除了创作了许多传世的词作之外，在词论方面也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见解，对词学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苏轼有哪些重要的词学观点呢？看完朱崇才教授的这篇文章就会很清楚了。
本文节选自朱崇才教授《中国词话史》一书。朱崇才教授曾师从著名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他在《中国词话史》一书中运用历史学的观点与方法，对中国历代词话作出了历史化的阐述，对词话文献具体内容进行介绍、梳理、评点、总结，对于填词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东坡论词，大要如次:
1.须“自是一家”，与流行歌曲如柳七郎者不必尽同。《与鲜于子骏》(密州)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所谓“自是一家”，首先是对自家作品的自信，认为虽然未如“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的柳词那样普及，但也自成一家，将来甚或超过柳词，也未可知。又但凡艺术之大家，自应有独特之风格，步趋他人，无论如何毕肖，终不能成“一家”。东坡词，特别是其豪放词别出一格，与词坛之流行倾向，格格不入，在当时连自己的门生也觉得“短于情”“要非本色”,但东坡自己却认为,自是一家即可又何必有他人之之风味!东坡词在南渡后终于得到词坛高度评价证明东坡的自信并非是自高自大。“自是一家”之说，对后代词话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后李清照《词论》有“(词)别是一家”之说虽然与“自是一家”所指不同，但可能是受到了苏轼这一说法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
2.须“律度精致”，入律可歌。《与刘贡父》(徐州):“示及回文小阙，律度精致，不失雍容，欲和殆不可及，已授歌者矣。”前引《与鲜于子骏》:“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按歌小词多为雪儿、峨春莺辈，玉人檀口，娇媚婉转，东坡则自称令“壮士”(而非女伎)且“抵掌顿足而歌”，正是“自是一家”之歌法。
东坡歌词法与他人不同，本人亦不擅讴歌。但他绝非反对词应入律歌唱。后人，包括今人，常因苏词有豪放不协音律之一面，而误认为苏轼对词应入律取不以为然态度。
又《与蔡景繁》(黄州):“前某尝携家一游，时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凄索凉州]，凛然有冰车铁马之声。婢去久矣，因公复起一念,果若游此，当有新篇。果尔者,亦当破戒奉和也。呵呵。”作[凉州]词何以非婢不可?正在其擅胡琴，可就音律也。但也不概而论，若起一念，亦偶尔可破无婢不作词之戒。《与朱康叔》(黄州):“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不入音律者，只可诵而不可歌，故须改作，岂可据此谓东坡不谙音律。《与子明兄》(黄州):“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作词。近作得[归去来引]一首，寄呈请歌之。”则东坡之不能者，仅唱曲一事，但不能唱不代表不懂音律,更不等于作词不入音律。东坡词中,常有所谓“括”诗而“使就声律”的记述，除上述几例外，又如[水调歌头]序所述隐括韩退之《听颖师琴》等，亦可参考。
苏轼于音乐，虽无如同诗词文那样的卓越天分，但也十分爱好熟悉。其好友刘攽在苏知密州时，曾亲闻苏词数阙，遂作诗赞其深得乐理之秘。又据[醉翁操]序所云，就声辞关系而言，填词至少有两种方法:一是如[劝金船](无情流水多情客)序所谓“自撰腔”;一是依曲谱填辞，就和现在的按五线谱填写歌词一样。[醉翁操]序详细地记述了东坡依谱填辞的缘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坡认为欧阳修为沈遵琴曲所作的歌辞“不合”琴声,而“好事者”就歌词所改制的曲子又失去了原有的“天成”。而崔闲所谱琴曲与东坡所补之辞，是否有曲辞不合之弊，苏轼自己没有说，但至少在他的心目中，谱与词是应该有“天作之合”的，换句话说，在东坡看来，词必须合律可歌，而不应如同李清照后来所指责的那样是“句读不茸之诗”。又东坡话词之语中，多处径称词为“歌”“歌辞”“歌词”“曲”，可见词在苏氏心目中，可歌者而已歌者为正常不可歌或可歌而未歌者为变通，两者并无扦格。
当然，苏轼“词律度精致，入律可歌”的词学观点，与苏轼本人是否精通词律(包括音乐上的律谱及文学上的平仄格律)，与苏轼在词的创作实践中是否遵守贯彻“词应入律”这一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问题，既不能将其割裂而论，但也不能将其混为一谈。总而言之，苏轼于词之音律，并非如同后人所误解的那样，是既不通晓又不重视。如能重视东坡自已在音律方面的所言所行，则东坡对音律是否重视、东坡是否精通音律、东坡词是否合乎音律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音律等等争论,皆可得到深入一层的理解与认识。
苏轼既认为词应“律度精致”，但其创作实践中又多有“不协音律”之词，其本人爱好音律，然又不为音律所缚，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对于词的风格及诗词关系的种种观点所致。
3.以上接古诗为高格。《与陈季常》(黄州):“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与蔡景繁》(黄州):“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晚即面呈。”《题张子野诗集后》:“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歌词。”《醉翁琴趣外编序》:“.....散落尊酒间，盛为人所爱尚，犹小技，其上有取焉者。”评柳耆卿[八声甘州]:“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上引诸语，说明东坡之于词，首先是与当时人一样，认可词确实处于余技、小技的地位，其可称“小词”“歌词”;其次是并不满足于这一地位，而努力要使词在实际上及人们的观念中都获得与古诗特别是《诗经》、唐诗那样的较高地位，或至少要使词成为古诗的直系后代。时人及后人历来批评东坡“以诗为词”，实在是违误了东坡的好意。而今人又竭力为坡词之不当行、不本色辩护，以为词如东坡者正是本色当行，其实也大可不必。向古诗攀升的结果，必然是带有双重性的:一方面提高了词的品位，一方面也不得不牺牲一些词的本色。
东坡有关诗词关系的论述，在词话史乃至词学史上有着重大意义。首先是为小词寻得了一个出身高贵的祖先，词既为诗之“余技”，则“诗余”一说，便呼之欲出了。其次，是在创作理论上为“以诗为词”找到了极为有力的理由：既然小词与诗有如此关系,则词人即可为诗人之雄，小词可为长短句之诗,则“以诗为词正是题中应有之意。其三，历代词话始终有“尊体”之说，词既贵为诗裔，则其体自尊，应无可疑。其四，“犹小技，其上有取焉者”是为后世词话“词虽小技(伎、道)，然(但、犹)……”这一但书公式之滥觞，其对于复雅尊体之说，有重大影响。其五，既然词以上接古诗为高，则其是否合律，则在其次。能合律固佳，若合律与上接古诗之原则相冲突，则不合也可。苏词中多有不合律之作其因或在于此。
要而言之，苏轼对于诗词关系之种种看法，已深入到事物内部规律，并对词学批评在这一问题上未来的发展，有先见之明、首发之功，其目光之锐利、触角之敏感，不但远超出同辈词人，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因而很难获得同代人包括其门生幕吏的认同。先知不免寂寞，文之大者不免孤独，苏轼此时，正是此一状况。
4.就风格而言，豪放、雍容、婉丽皆可，其要在得体与否。上引《与刘贡父》评其回文辞“不失雍容”;《答黄鲁直》(徐州)亦云“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则东坡对于词,赞赏雍容平和风格。而上引《与陈季常》云陈词为“诗人之雄”，“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自评密州出猎词“颇壮观”;自评[凉州]“有冰河铁马之声”;又皆提倡雄壮豪放之词风。《跋黔安居士渔父词》:“鲁直作此词，清新婉丽。问其得意处，自言以水色山光，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大澜浪乎?”《书秦少游踏莎行词》:“少游已矣，虽万人莫赎。”则对清新婉丽之词风，也并无成见。东坡所反对者，仅是“俗”，即“柳七风味”中品格不高之处，其他对于各种风格流派，并无抑扬轩轻之意。虽然苏轼新创豪放词风，本人对此亦自视甚高，但此类词作毕竟数量不多，而对已对人，于传统词风并无贬低之意。后人心存豪放婉约之界，反不如东坡自家想得开，容得下。不主故常，不拘一格，要在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形式适合所写内容，风格出于自然凑泊得体适度，此所以为东坡，此所以为大家也。
图书信息
《中国词话史》（修订本）
朱崇才 著
16开本 精装
ISBN：978-7-5705-3693-1
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装帧设计：光亞平工作室
定价：98.00元
内容简介
词话是中国古代诗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词话史》运用历史学的观点与方法，对中国历代词话作出了历史化的阐述，对词话文献具体内容进行介绍、梳理、评点、总结，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乃至还原词话历史发展的面貌，以期描述评论历代词话产生、发展、繁荣直至衰落的过程。主要内容包括：晚唐五代词话的开端、北宋词话的成立、南渡前后词话的繁荣、南宋中后期词话、金元词话、明代词话、清前期词话、近代词话等。
作者简介
朱崇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字美学、宋词和词学理论研究，曾师从著名词学大师唐圭璋教授。主持《词学研究电子资料库》的建设，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词美学研究》。著有词学专著多部，论文数十篇。承担高校古委会直拨项目《词话丛编三编》（2012）。科研项目获得过多项奖项：《词话学》（词学专著）获夏承焘词学奖二等奖，《词话丛编：续编》（词学资料汇编）获江苏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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