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春秋《左传》之礼
[摘要]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在我国古代社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礼”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礼制从先秦以来就极为发达,并在我国文化起源中的首要地位被肯定,对我国文化因礼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拟从春秋历史的主要史籍《左传》之礼,作一初步系统的探索。
[关键词]春秋《左传》 礼 建构 影响
春秋时期,传统的礼制不断被更新和扬弃,人们对礼的重视和娴熟,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上承二代之礼,下接孔、孟、荀儒家礼学思想。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礼的史实,其礼学思想在我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一、《左传》中礼的建构
从大致上说,春秋时期是礼的崩坏时期,但也是礼的重新建构时期。从《左传》中大量有关礼的论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礼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但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隐藏于礼仪背后的礼的精神,也是人们面对新的社会变迁之后对礼的反思、重建。
第一,重视礼的内在精神。
春秋时代,随着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称霸局面的形成,下级膺用上级礼仪的现象普遍发生。如晋文有请楼之举,楚庄有问鼎之心等等。在这种局面下,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与“仪”已是名不符实了。为了保存“礼”的维护社会贵贱等级秩序的精神内涵,就产生了“礼义”与“礼仪”的分离。可见,“礼”的观念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就在于区分“礼”与“仪”。在这个区分中,“礼”作为政治秩序的核心精神被凸现出来。《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日:‘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间何谓礼?’”并引用子产的话认为真正的礼乃是天地之经纬,生民之准则,行礼能够协于天地之性。
在《左传》中也有很多宣扬礼仪的地方。《昭公九年》:“服以族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是物也;而女不见,是不明也。”《定公十五年》:“邹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郑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足见礼仪关乎礼义者大。子大叔等人严于礼、仪之别,并不是要抛弃礼仪而是说如果不明白礼之大义,“而屑屑焉习仪以鱼”,不能用之守其国,行其政令而为民之则,那么礼就不过是一些流于空文的仪节。
第二,强调礼的政治伦理规范。
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由礼乐文明的体系愈来愈被强调为政治的合理性秩序,强调为伦理的原则和规范。晋女叔齐批评鲁侯“不知礼”,其核心是在变动的社会中强调保持稳定不变的政治秩序,强调礼所规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关系才是“礼”的根本要义。用女叔齐的话说当时鲁国内忧外患,这些都是失礼的表现。这样礼乐文化保留得再多,也仍然是守其礼仪而不知礼的根本。子大叔又把这个意思以更加理论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即“礼”主要不是指揖让进退的仪式仪节,而是指“君臣上下、夫妇内外、父子兄弟、甥舅姻亚”的政治伦理规范。其实若按照传统范畴体系的一种分类标准,礼仪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从萌芽之时起,它就与其它诸多的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礼乐刑政四者的关系很密切。如《礼记?乐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春秋时期,“礼”被普遍地政治化,“礼”被视为政治的工具。在《左传》中体现礼的政治意义的言语特别多,“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桓公二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嘻公十一年》)“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不立,是以乱也。”(《襄公二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礼,王之大经也。”(《昭公十五年》)等等。从这些内容来看,礼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受到当时政治家们的认识和重视。
第三,重视礼对于个人的意义。
“礼”对于国家是政治指导思想,而对于个人则是修身做人的基本要求。春秋时期的人们强调“礼以庇身”。《昭公七年》孟嘻子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当权者以礼治国,君子士人也以礼约束自己。在当时“礼”成为判断一个人命运的标准。如单成公与韩宣子格会“视下徐言”,举止稍微不合礼仪规定,叔向就推断说:“单子其将死乎!”这是首先从外在的礼仪来约束人的行为。“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子大叔指出学礼求礼达至礼的过程即是成就人之为人的过程:“人之能自曲直义赴礼者,谓之成人。”为了达到“以礼庇身”的目的,《左传》中还提出了“孝”、“让”、“忠”、“信”、“敬”、“恕”等标准来充实礼的内涵。如《嘻公三十一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文公二年》:“孝,礼之始也”;《昭公二年》:“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隐公十一年》:“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这样礼就具有了明显的道德化倾向,使人们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第四,强调法的辅助作用。
“礼”在我国古代包含了各种各样社会秩序,本身就具有法的规定性意义。当“礼”的观念涵盖了全部社会生活,并以自然法则为依据的时候,“礼”就获得了自然法的性质。从《昭公二十五年》子产的一段话中我们就能看出古人对“礼”与自然法关系的认识,“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可见“礼”是以自然法则为依据的,是人类取法自然、效法自然所形成的社会准则和规范。从礼与自然法的关系来说,古代先哲重视的“法”是以“自然法”为依据的。从史籍记载来看我国古代制定法的历史是很久远的。《昭公六年》叔向语:“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作为具体法的刑法已经比较早地以成文法的行成规定下来了。三代之礼具有法律功能,礼内在地包括赏罚。西周以来,统治者倡导敬德保民,礼又包括德教。春秋时期,法、德等从礼中分离出来。而春秋时期的礼是西周礼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西周实行礼乐制度,是将礼乐包括在德治中,作为德治的一个部分。其要义是“以德配天”,即人间一切都由天意来决定,统治者只有弘扬天之美德,明德保民,天才会赋予其统治民众德使命,其统治也才能长久。可见西周早期的礼乐文化含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周公以后周人对礼乐制度进行整合,使西周礼乐制度文明化和人性化,发生了伦理性的变化。礼乐除了作为治国安邦的手段外,它也成为君子士人培养道德修养,立身社会的根本。经过春秋时期思想家的弘扬,礼乐文化更向人文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宗教色彩逐步淡出,人文价值得到凸现。作为安邦治国的理论基础,它直接作用于现实社会,成为治理国家的准则。而作为个人修养,它获得了广泛的人学意义,成为个人立身成命的准绳。众所周知,原始儒家思想最基本的和最有价值的内核就是培养遵从礼制的君子人格,并期望能让具有此种人格的人实现仁政。这一理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代儒者的共同理想。从这一点来说春秋时期礼的发展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化后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二、“礼”的发展对春秋时期社会风貌的影响
虽然春秋时期处于“礼崩乐坏”的时期,但是随着“礼”的发展,对春秋时期的社会风貌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礼”的发展变化给春秋时期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等带来极大的影响。“周礼”在春秋时期己如日薄西山,列国诸侯对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的状况可谓喜忧参半。在霸权迭兴的列国竞争中,在宗法分封制不可遏制的继续破坏中,在对“礼崩乐坏”的不断反思中,整个社会陷入相对无序的状态。但在这种无序中产生的新兴士阶层的崛起,学术的下移,又营造出一个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大体上是积极向上的。上层社会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渴望贤才,重贤,求贤,提出“唯其任也,何贱之有?”的择贤观念,并为贤才提供了可以供其施展的天地。面对无序的社会现状,不少有志之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如何才能重建社会秩序,开启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先河。
第二,“礼”的发展变化对社会观念的变迁产生着深远影响,大大提高了人的价值。重民轻天、重人轻神的观念逐渐兴起。随国的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郑国的申糯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宋国的子鱼说:“民,神之主也。”等等这些言论虽然没有否定天、神的存在,但人的地位却大大提高。人价值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其与天神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其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春秋时期较为开明的统治者常把民放在重要位置。各国统治者如果依礼行事,使民以时,注重民事,就会为舆论所赞许,否则就会受到谴责。如郑国的子产,其从政一年,引起舆人不满,他们就扬言“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子产从政三年,舆人又转而歌颂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襄公三十年》)又如,《文公十三年》:“邻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邻子曰:‘苟利于民,孤之礼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之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郑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随着“礼”的发展,使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掌权者应为民事而兢兢业业,否则就不会有好结果,即“民主偷,必死。”(《文公十七年》)
三、“礼”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
在先秦时期文学与其他的社会文化往往是混同在一起的,并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明确的学科分类。“礼”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文学的孕育发展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并直接以指导者的身份参与了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全过程。
第一,“礼”与《左传》赋诗。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治文化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型。政治上迅速崛起的各国诸侯,急于在文化上找到与自己政治地位相应的礼乐文化。于是,诸侯僭用天子礼乐以享来宾的礼仪场景变得越来越普遍。诸侯国之间日益频繁的政治、外交活动,不仅讲求礼仪形式的等级和规格,更增加了对言语辞令的审美追求,以显示出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和贵族气质。春秋赋诗正是在这种礼乐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赋诗的活动涉及宗教祭祀、外交往来、礼仪道德、生活教育等各个方面,扩大了《诗》的功用和传播范围。随着礼制的变化,《诗》走出了王朝礼典,扩展到诸侯、公卿大夫的宴飨、会盟和其他政治外交领域,成为特殊的政治外交工具和思想交流的媒介。《诗》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社会生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这对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是有帮助的。赋诗使《诗经》的传播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保存了对《诗经》意义的理解和阐释。赋诗中还包含了大量的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赋诗使各国兴起了研究《诗》礼的热潮,影响了《诗经》的解读方式,促进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文学的《诗》承载着政治、伦理和道德意义的礼,诗与礼相结合,绘出了《诗》学史上最具灵性的一幕。
第二,“礼”与《左传》辞令。
春秋时期,各国间的争斗已不可避免,群雄逐鹿、大国争霸成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在这种王权旁落、大国争霸、小国图存的形势下,诸侯国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朝聘盟会等外交活动逐渐增多。“行人”这支主外交的群体便逐渐形成,并发挥出举足轻重的力量。“行人”辞令作为传统外交礼节的一部分,在彰显语言的魅力和“行人”智慧的同时,承载了扶危救倾的历史使命。在“礼”的影响下,“行人”辞令显现出典雅优美的美学风格,同时产生了某些模式化倾向。《左传》记言最精彩的就是“行人”辞令。刘知几《史通?申左》评价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又说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己掸,而含义未尽。”杜预《春秋序》也称美《左传》行人辞令:“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其始要终,寻其枝叶,穷其所穷。”“行人”辞令的这些特点与“礼”的影响是不可分的。借助于崇礼的传统,《左传》辞令的语言高贵典雅,委婉含蓄,在不卑不亢间显示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
四、结束语
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变革促进了“礼”的发展,反过来对“礼”的反思和重建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创造了一个思想相对活跃解放的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又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而这种开明、开放的时代气息对《左传》一书恢宏阔大的整体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夏继先.谈《左传》中的礼[J].沧桑,2009.
[2]杨茂义.《左传》之礼与孔子之礼[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
[3]彭战果.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