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
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历经两次立宪才得以完成的。第一次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宪法从无到有，在引进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同时，又在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第二次是日本二战战败，日本由美国代管，日本宪法由美国占领军司令部下属的民政局制定，完全彻底改变了天皇至上，忠君爱国，皇国皇民的政治格局与意识形态。日本从此从政治上彻底摆脱了儒家文化的影响。
一
先说第一次宪法的制定。话说日本历史上“大政奉还”,意味着德川家族幕府统治的结束，政权回归日本天皇。日本明治天皇组建的明治政府内阁曾派出近半数的高级官员花了近三年时间，去欧美十几个国家考察，深入调查研究，对日本明治政府应该组建怎样的政府，建设怎样的日本，心中逐渐清晰明朗。回国之后，建国的筹备工作，从1871年到1881年，又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在十年时间里，日本民间组建大量的党派社团，提供大量的建政方案。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有巨大的活力，是源于其国民自愿给予政府普遍的支持。而这必须靠宪法赋予国民以公民权利。否则，这个国家就将永远是一盘散沙，团结不起来，也就无从避免受到外国列强的干预。时任明治大臣木户孝允在1873年回国之后，就设想要以天皇为权力核心，国务大臣以天皇的名义行使权力，两院制议会履行职责的立宪体制。
1875年2月，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在大阪举行了一次讨论立宪政体的会议。决定设立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由元老院提供的提案，给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反对权力过于集中于天皇的地方团体也不少。当时，由欧洲传入日本的思想著作很多。比较有影响力的比如英国的约翰.洛克的《政府论第二篇》、让——雅各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等。一些日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读了这些著作之后，自行拟定日本宪法。当时私人团体拟定的日本宪法达30个私拟宪法。这些由私人拟定的宪法，在分权制衡方面都比当时明治政府官员们拟定的考虑更为周到，而且要求更为急迫。
二
“伊藤宪法”的出台过程。 1881年10月12日，日本天皇下诏书促使执政者积极地行动起来，尽快出台日本宪法。在这之前，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依照当时普鲁士的宪法制定了一个宪法的基本原则。即确定日本系君权神授、天皇万世一表，对日本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天皇有任命所有国务大臣和高级官员的权力，规定内阁独立于议会，即议会对于内阁的财政预算的控制仅限于原则上的指导意见，而没有否决权。这种显然仍然在确保天皇权威的宪法，显然遭受到当时西式立宪派的严重不满。比如当时的福泽谕吉及其学生犬养毅就主张日本执行英国式议会制度下的虚君制，还有创办早稻田大学的大隈重信在这个时候，也成立了“立宪改进党”，并且策划了著名的“福岛事件”，导致暴力冲突的发生。但是不幸的是自由党派的示威活动遭受到了镇压，自由党宣布解散。
1883年8月伊藤博文再次从欧洲考察宪政回国，归国后的考察报告认为，日本宪法应该确立国家主权应归天皇，而统治权则由天皇授予国务大臣组成的内阁，而且内阁只对天皇一人负责，且完全独立于议会，而内阁成员及议会里的上议院由天皇指定的贵族成员组成，下议院由民选，但是权力非常有限。
伊藤博文于1884年7月7日颁布《华族令》，建立新的贵族制度，指定全国范围内有508人为华族身份，华族又分五个等级，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成为华族的首要条件是“祖先显赫，出身名门”，同时又功于明治新政府。在这次分封中，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成为伯爵，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的后代成为侯爵，而大隈重信依然是平民身份。所有的华族都领受世袭俸禄，有资格成为上议院议员。
1885年12月，伊藤博文组阁，废除传统的太政官，成为首相制，规定各省事务与职责。同时又设立地位在内阁之上的枢密院作为解释宪法、为国家大事提供咨询建议的毅然咨询机构。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的规定是这样的：一方面规定允许当地居民通过选举任命一些自己的官员，以便培育民众的忠诚；另一方面，作为这么一点点政治参与的交换，下层民众必须绝对服从明治新政府，而且每一下级政府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政府的领导，接受上级官员的监督。伊藤宪法最后给予了议会一点点监督权，即议会有提出、讨论和表决法律的权力。
三
“伊藤宪法”的出台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当时儒家思想在日本根深蒂固。因此，这部宪法虽然规定要构建日本的合格公民，但是，日本的合格公民只是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要求，即：平静的、温顺的、诚实的、勤奋的，乐意为了邻居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普通人”。是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绝好材料。坚决反对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至上。忠诚与爱国心是公民的两大核心要素。
为了使宪法中赋予的忠君爱国思想能够深入民心，明治天皇在执政的45年时间里，先后在全国巡游102次，几乎巡幸遍了整个日本，包括每一个岛屿。所到之处，地方政府官员纷纷表示效忠。当时日本的儒家学者纷纷跳出来，对福泽谕吉倡导的“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理念进行抵制与批判。天皇的老师、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西村茂树严厉批评伊藤博文在促进传统的儒家道德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而儒家学者元田永孚怒斥伊藤博文及其同人，攻击伊藤博文他们要把日本人变成“黄皮肤的欧美人复制品”。儒家学者当时开出的药方很简单，那就是：回归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儒家价值观。坚守上下尊卑的等级森严的秩序。西茂树认为，要使整个日本有道德，就必须坚守“自古以来即为我国传统基础的忠、孝、礼、义、勇、耻的精神”。
作为儒家君主至上与西方侵权治理的折中，一方面强调国家主权归天皇，另一方面规定天皇统治人民时，他并不亲自管理政府，而将管理国家的权力交给国务大臣组成的内阁。天朝临朝，但不当政。同时又规定“宪法的首要原则是尊重天皇的统治权”。同时确立有日本特色的宪政，伊藤博文明确提出，日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根据日本的国情与自身的历史条件，按照与过去最神圣的传统相一致的方式进行。
1882年1月4日颁布并实施《军人敕谕》，规定天皇对军事有最高领导权，“忠节”是军人的“本职责”。敕谕规定：“切记，国家的保卫及其权力的维护取决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其力量的消长不论好坏势必影响国家命运；因此，勿被舆论引入歧途或插手政治，而应一心一意恪守忠节，获得此等荣誉重于泰山，肉身之死则轻于鸿毛。”
1890年秋又颁布《教育敕语》，规定：“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厥美”。由此又引出一系列的规定：日本人应该孝顺父母，关爱手足，真诚待友。最重要的是告诫学生要做“忠臣良民”、“广行公益，力行公务，常遵国宪，毋违国法；一旦危急，则忠勇奉公，以抚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些条文被发到每一个学校，要求师生共同背诵。在庄严地诵读敕语的同时，还要向天皇像鞠躬和高唱《君之代》，并且成为学校中最重要的典礼中必须完成的仪式。概括地说，日本宪法规定的日本公民道德就是：顺从天皇；忠于国家；尽职尽责；把个人利益让位于国家和集体利益的道德升华。宣扬武士道精神，强调为国尽忠牺牲。将日本的神道教立为国教。这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起源的源头。
四
“伊藤宪法”的内容。第一章的标题为“天皇”，共有17个条款。第1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总揽统治权”和“神圣不可侵犯”。宪法赋予天皇如开帝国议会的权力，还可以令其闭会、休会、解散。根据第6条，天皇有权“批准法律，并令其颁布执行”。第8条授予天皇在议会闭会期间“可发布敕令代替法律”。天皇是当然的海陆军的最高统帅，拥有宣战、媾和及缔约的大权。同时对天皇的权力作了一点点的限制，比如敕令应于帝国议会下次开会之前提出。而且任何敕令都不能够改变现行法律。
第二章是关于“臣民权利义务”的。两项主要的义务就是纳税和响应号召参加海陆军。权利包括：日本臣民拥有自由居住权和住宅不被非法入侵或搜查的权利；财产不受侵犯；享有宗教自由，以及言论、著作、集会、结社的自由。同时这些权利附带了“在法律范围内”以及“不违背臣民的义务条件下”这样的语句加以限制，而且国家出现紧急状况时，任何权利都可以取消。“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不得不毫不犹豫地牺牲部分法律和臣民的权利。”议会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对内阁的财政预算有监督权，但是，对于出自天皇的预定预算，帝国议会不得废除或削减。当议会没有通过新的预算时，内阁可以执行上年度的预算。这些都为日后日本成为一个侵略国家预留了巨大的空间。
五
从以上史料来看，日本第一次立宪显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思想。这部宪法仍然强调，国家主权归天皇，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强调新的以华族为标志的贵族身份等级制。虽赋予了日本臣民一些自由权，但是，这些自由权不是天赋的，而是由天皇赐予的，而且在特定时期，天皇及政府内阁可以随时收回这些权利。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虽然吸纳了不少现代宪政法治理念，但是，显然是不彻底的。日本伊藤宪法，带有明显的“具有日本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这种革新折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日本成为一个法西斯的军国主义国家，中国及许多亚洲国家的人民，成为其受害者。这也是福泽谕吉始终不在新成立的明治政府里任职，也不接受明治新政府任何的奖赏和荣耀的重要原因。同时，日本二战之后，为什么不将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的头像印在日元上的原因，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显然，日本第一次立宪的脱胎换骨，并不成功。日本现代化之路的真正完成是二战之后的美国代为立宪。这一次立宪将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地位，拉回到人间，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国家礼仪。在美国人的帮助了，日本真正完成了现代化过程，完成了现代民主宪政。日本由臣民转变成了真正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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