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文明的演进史，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又是人类与疾病瘟疫互动的关系史。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人类逐渐学会驯养野生动物，饲养家畜。然而，家畜在为人类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食物来源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众多可怕的疾病瘟疫。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聚居地，也给瘟疫提供了孽生场所。饥荒、战争和商贸活动为瘟疫的爆发和传播创造了绝佳条件。而在资本主义的早期海外殖民过程中，瘟疫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瘟疫，最一般的解释是指“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比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其解释为“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现代医学所说的传染病，一般是指“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级疾病”。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瘟疫的蔓延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定居，人类由游牧文明进入农业文明，为瘟疫的孽生创造了条件；二是聚居，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录的瘟疫都爆发于城市；三是人口流动，为瘟疫的传播扩散提供了条件。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人类由游牧迁徙到定居生活，而人类的定居必然导致人口的聚居，同时其间不可避免的伴随着人口的流动。由此足见，人类社会发展本身就为瘟疫的爆发和蔓延创造着必不可少的条件。 瑞典病理学家Folke·Henschen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病的大流行是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而来的，并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瘟疫，都对人类自身及人类文明造成巨大而不可逆转的灾难和损失，但都无法阻挡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脚步。与此同时，虽然在与瘟疫的历次抗争中人类总会是最终的胜利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狂妄自大。人类应从古代历史上无数次瘟疫肆虐的惨痛经历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反思人类文明与瘟疫的关系，为现代以及后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一、家畜：瘟疫的传染源
在人类社会的狩猎和采集阶段，人类经常忍饥挨饿，迫于生存压力，并且得益于劳动工具的改进及生产经验的积累，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人类由此开始定居下来。伴随着永久性的定居，人类也开始了对野生动物的驯养。人类饲养家畜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相对稳定可靠的食物来源以维持生存，但饲养的家畜同时给人类带去的众多可怕的疾病瘟疫却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有种考古研究的观点认为，大约在10000～11000年前，人类的生产方式由狩猎和采集逐渐转变为农耕，是农耕文明才带来了瘟疫。支持此种观点的依据是多方面且有力的。
其一，在狩猎和采集阶段，人类主要是以单个的小群体的形式各自分散地生活着，群体与群体之间很少能有联系和交流。因而，人口的低数量和低密度就很难构成瘟疫滋生、爆发的条件。
其二，狩猎和采集阶段的人类并不会使捕获的野生动物长时间的存活，而是很快将其宰杀、食用和处理，人类与野生动物没有长期共同生活的机会，因此彼时的人类感染动物疾病的可能性很小。
其三，狩猎和采集阶段的人类没有永久性定居，而是经常性的移动迁徙，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没有稳定且长期的交往联系。如此，人与人之间便不容易感染疾病，瘟疫的孽生、传播和扩散也就缺乏相应的必要条条件。
（考古出土的陶猪圈；明器）
当人类进入农耕文明阶段，前后的情况便截然不同了。人类定居生活，进而产生聚落。与此同时，人类所能驯养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人类与动物便愈发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人类从家畜身上感染疾病的机会随之增加。而那时缺乏，甚至是没有相应的卫生观念，人类和家畜的排泄物任意无序地混合、堆积在居住地周围，污染着生活所必须的土壤、空气和水源等要素。不容乐观的生活卫生状况，为寄生虫和有害动物的滋生繁殖提供了绝好的条件，病菌和病毒便趁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人体，瘟疫也随之而来。
（欧洲中世纪富人住宅，屋圈合一；源自“南周知道”）
传染病与动物，尤其是家畜有密切的关系。据美国社会史专家麦克尼尔的研究，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多达65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50种，与羊共有的疾病有46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42种，与马共有的疾病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种——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染到人类身上的。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根据有关考古和文献资料及相关科学研究结果，在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更加明确地提到：“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鼠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由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人类流行性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和病毒如今只局限于人类中流行。”现代医学及分子生物学的相关研究已经清楚表明，当病毒进行跨生物传播时，其基因会发生突变，从而产生新的病毒，这就是一些原本为动物所独有的疾病最终转变为人类所独有的疾病的原因所在。
二、城市：瘟疫的孽生地
城市，是人类文明出现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然而，在人类文明的不同阶段，城市所带来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历史上，由于个人和公共卫生意识淡薄、医疗卫生条件缺乏及公共卫生系统的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市常常成为瘟疫的发源地。
（意大利奥斯蒂亚公共厕所遗迹）
（罗马时期的厕所；源自“南周知道”）
城市作为人类的聚居地，承载着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集聚了四面八方的有利资源、吸纳了各行各业的人员。高度集中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在空间上的拥挤、管理上的欠缺和秩序上的混乱。 （粪便通过城堡上的洞排入护城河；图源自“南周知道”）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城市迎来了复兴。人口迅速膨胀，城市却缺乏配套健全的卫生设施和完善的卫生系统。加之，人们对于个人卫生及公共卫生的知识所知甚少，城市内仍然存在不少人畜共居的现象。另外，生产和生活污水四处横流，垃圾和排泄物等废弃物在街道旁随处可见，人们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当中。再者，城市稠密的人口，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
（居民随意往街道倾倒便溺；源自“南周知道”） 这样，城市便具备了瘟疫大流行的所有充分条件：城市——传染源，传播途径——人与家畜、人与人之间的交叉或多重感染，易感人群——与城市联系紧密的人群。如此，城市很自然地成为了瘟疫理想的孽生场所。而每当城市爆发大规模的瘟疫之时，人们为保全性命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逃离城市。
三、饥荒、战争与商贸：瘟疫的催化剂
人类历史上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的最重要的几个渠道：第一个重要渠道是饥荒，频繁且严重的饥荒往往迫使受灾人群背井离乡以求生存。第二个重要渠道是战争，大规模的征战往往使得士兵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尤其是长距离的远征。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传染病与战争存在紧密的联系，如“非洲军团病”这样的典型。第三个重要渠道是商贸活动，由于商人开展商业贸易活动需要频繁往来穿梭于各个地区，因此商人具有相对较大的社会流动性。
古代人类农业社会的耕作活动，一直受到大自然的强烈制约和影响。古代从事农业的劳动人民，基本上是听天由命，看天吃饭。气候的复杂无常，导致严重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农业经常性地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农民也时常因此而颗粒无收，饥荒便成为了古代社会的常态。
（油画《拾穂者》——米勒） 饥荒总是为各种疾病的流行创造条件。作物的欠收不仅通过食品短缺直接影响到人类，而且还通过失业及由此导致的贫困，从而给人类带来间接的影响。倘若无法获得补充已消耗能量的最低限度的食物，人类免疫系统的机能会无法正常运作而衰弱，对疾病的抵抗力也因此下降，人类感染各种疾病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饥荒下极度营养不良的人） 饥荒使人类正常的生活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使生活环境也变得糟糕恶劣，虱子、跳蚤等携带各种病原体的寄生虫因此大量滋生。如此，瘟疫便很容易在饥荒中爆发和流行。
自古以来，战争一直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战争同时常常还是潜在流行病和传染病的放大器和掘进机。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其经典著作《人口原理》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战争和瘟疫是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的最主要的手段。然而，不论战争还是瘟疫，对于人类自身及人类文明而言，任意一者都是恐怖的灾难。而战争和瘟疫一般不会是形单影只，
二者往往是结伴而行。战争和瘟疫的叠加对人类及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打击将会是毁灭性的。战争与瘟疫紧密结合的典型——伯罗奔尼撒战争，便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
发生于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分别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交战双方代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详细地记录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修昔底德不但以战争亲历者，而且更以瘟疫感染者和幸存者的身份细致地描述了战争中在雅典爆发的瘟疫：
据说，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爱西屋比亚，由那里传播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内。它在雅典突然出现，首先得这种病的是庇里犹斯的居民。
当雅典海军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岸城市摧毁时，斯巴达陆军开始攻打阿提卡。首席将军伯里克利下令将阿提卡的民众遣入城内以守卫雅典城邦，并禁止部队出城迎战。伯里克利告诉雅典民众，必须沉住气，等待海军赢取胜利。 针对斯巴达及其同盟恃有强大陆军对阿提卡的蹂躏，伯里克利采取了陆上防御、海上出击的战略。然而乡村地区人口的大量移入，使得雅典城内异常拥挤，生活和卫生条件因无法保障而变得十分恶劣。修昔底德对这件事如此写道：
使雅典人的情况更加恶劣的一个因素是他们把乡村居民迁移到城市中来，这件事对于新来者的影响特别不好。他们没有房屋住，事实上在炎热的季节里，他们住在空气不流通的茅舍中，他们像苍蝇一样地死亡着。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在起来，半死的人在街上处打滚，或许群集于泉水周围，因为他们想喝水。
美国作家威尔·杜兰在其著作《世界文明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伯里克利的计划在战略上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决定着这场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雅典城内人口的过分集中，导致了一场持续了将近三年之久的瘟疫，大量的平民和超过四分之一的士兵因感染瘟疫而死去。雅典人陷入了战争与瘟疫的双重煎逼之中，痛苦不堪。”
（执政官伯里克利；后死于瘟疫） 在战争状态下，尤其是在持久性的战争状态下，就连军队最基本的食品供应都不可避免的会难以保障，军队的医疗和卫生便很自然地变得无关紧要了。即便是在现代战争中，医疗和卫生的条件都无一例外地随着战争形势的严峻而不断恶化，更何况是在科学技术水平相当有限的古代社会的战争。
瘟疫席卷了整个雅典，人们“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着”，“所有吃肉的鸟类完全绝迹”。就连执政官伯里克利也未能幸免于难，继他的两个儿子和亲属死亡后，他于战争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29年，也因染上瘟疫而就此陨命。
在战争所催生的瘟疫下，雅典出现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现象，因为不管将军士兵、好人坏人，还是富民贫民，他们都在瘟疫中毫无差别地接连死亡。人们开始纵情挥霍，享受着末日及死亡降临之前的现世的欢乐，神灵和法律的约束对于他们已经失去了作用。雅典陷入了
战争和瘟疫双重叠加影响下的混乱和无序的状态，雅典的理性精神和公民意识似乎因这场瘟疫而瞬间荡然无存。在一定程度上，瘟疫无疑是导致雅典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伯里克利去世的25年后的公元前404年，这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以雅典的投降、斯巴达的胜利而告终。
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建立有贸易联系的地区间的交往比其他地区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商业贸易除了使地区间的商品货物人为地形成了交流交换，还使疾病瘟疫通过贸易路线，无意地形成了输入输出。 （往来于欧亚非大陆间的骆驼商队）
14世纪下半叶，席卷了整个欧洲的“黑死病”——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瘟疫，约在1333年首次在今天的俄罗斯南部或中亚地区出现，而后通过早已形成且稳定的贸易路线向中亚以外的广大地区扩散。 这场瘟疫的主流经克里米亚和黑海而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又由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的商人传入埃及。至1346年末、1347年初，中亚、埃及及欧洲南部各个地区无不被可怕瘟疫的阴影所笼罩着。
1347年10月，一艘意大利热亚那的商船艰难返航，瘟疫也随着几名奄奄一息的船员就此落地，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整个欧洲都陷入了“黑死病”的无尽黑暗中。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各地区由原先分散孤立的状态逐渐走向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随着新航路的成功开辟，新旧大陆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起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雏形由此开始形成出现。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也使得新旧大陆之间的疫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疫病在新旧大陆间的流转互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旧大陆的许多病原体搭乘着顺风车——探险家和远征军的船队，给新大陆不断带去灾难的同时，新大陆的许多病菌病毒又返传回旧大陆，进而使旧大陆的疫病进一步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使得商品贸易全球化交换的同时，也使得世界各地疫病的全球化交流。病原体的全球性互动使得疫病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加，并致使某些古老的传染病一次次爆发。与此同时，新的传染病在传播的过程中持续出现，因此人类不断遭受着疫病愈发残酷的死亡威胁。 地理大发现，对于人类而言，我们惊喜地发现了新的大陆、新的世界，但对于疫病而言，它们却幸运地找到了新的传播途径、新的受感人群和新的受害者。
四、殖民：瘟疫的嘉年华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同时进行的还有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海外殖民活动。从15世纪末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使得世界各大地区之间的各种病原体频繁地交流传播，进而让疫病在新旧大陆之间形成了空前的大聚会。
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疫病自始至终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对殖民者的征服活动的推进发挥着不可或缺和无法替代的强大作用。
在新航路开辟以前，美洲大陆基本上与世隔绝，第一批到达美洲的人类一直保持着独立发展的状态。美洲的土著人——印第安人此前并没有接触过来自旧大陆的各种病原体，因而自然也不会具有相应的抗体和免疫能力。 所以当西方殖民者有意无意地将旧大陆的传染病携带至美洲大陆时，印第安人普遍根本毫无招架之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因此而纷纷丧命。侥幸存活下来的印第安人也被瘟疫消磨了意志力，从而削弱了对西方殖民者的抵抗。
西班牙殖民者在第一次征服墨西哥的过程中，无意间播下了天花瘟疫的种子。1520年，天花疫病随着一名来自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的受到感染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引发的天花瘟疫迅速将阿兹特克近一半的人口消灭了。 当西班牙殖民者发现天花的“妙用”后，又故意将感染过天花的死者的衣物送给阿兹特克人使用，
从而造成了天花瘟疫在更大范围内的蔓延，以及阿兹特克人更大规模的死亡。在阿兹特克人大批大批死去的同时，当地大量的金银珠宝被殖民者源源不断地运回至西班牙国内。 在1992年召开的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5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同，自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算起，至16世纪末，美洲大陆因西方殖民者所带来的瘟疫而死亡的人口总数，约占当时美洲土著人口总数的90％，即有至少2000万的印地安人是直接或间接死于殖民所带来的各种瘟疫。
瘟疫在美洲肆虐的直接后果便是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从而导致新大陆劳动人口的严重短缺。西方殖民者迫不得已而选择从非洲贩卖黑人奴隶至美大陆之间疫病的交流面进一步扩大，从而使美洲新大陆的疫病种类更加繁杂。 有研究学者曾列出过的一份病病清单表明，欧洲早期殖民者带给美洲大陆的疾病有：天花、麻疹、白喉、沙眼、百日咳、水痘、淋巴结鼠疫、疟疾、伤寒、霍乱、黄热病、登革热、猩红热、阿热巴疾病、流行性感冒以及肠道寄生虫疾病。斑疹伤寒、布鲁菌病、丹毒、丝虫病、流行性腮腺炎、盘尾丝虫病、回归热、麻风病和钩虫病，也可能是这一时期由欧洲殖民者带至新大陆的。从这份清单中可以清楚看出，其中许多疾病是能够直接对人类构成死亡威胁的烈性传染病。
尽管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已经遭受过难以计数的各种疾病瘟疫的“洗礼”，但西方早期殖民者对新大陆及其他地区的疫病并非也不可能完全免疫，他们同样不可避免地会感染新的疾病。而且新旧大陆间病原体的传播互动，使得原有疫病突发变异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在这一过程中甚至产生了新类型的传染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新类型的天花和旧大陆的梅毒。
有医学史专家研究表明，在海外殖民之前的欧洲，天花并不是最致命的瘟疫。但随着各大洲、各地区联系的日益紧密，天花病毒似乎发生了变异，并导致欧洲人口的总死亡数在10％～15％，对欧洲构成了十分严重的威胁。于是有学者猜测，这种致死率极高的新类型天花病毒很可能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并随着“三角贸易”传播至其他大洲和地区。
（梅毒分布图；源自“中国国家历史”）
据相关文献记载以及现代人类学考证，欧洲的梅毒是由哥伦布的船队于1493年3月第一次从美洲新大陆返航时带至欧洲的。这些许久未见女人的水手和船员，从美洲印地安人妇女那里感染梅毒返回欧洲之后，恃有从新大陆攫取的虽不算多、但足够吸引妓女的钱财，迫不及待地频繁造访妓院以及与其他女性展开交往。 （中世纪天主教会经营的妓院；图源自“南周知道”）
梅毒自1494年首次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爆发后，于1495年又在法国流行爆发，并出现在德国和瑞士；1496年又流行至荷兰和希腊，1497年又传播到英格兰和苏格兰，又于1499年在匈牙利和俄罗斯流行开来。至16世纪末，欧洲社会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平民百姓，据称都遭受过梅毒的侵扰。
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旧大陆的各种疫病对消灭美洲大陆印地安土著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殖民者掠夺了新大陆不计可数的金银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与此同时，印地安人却因殖民者的征服活动以及旧大陆的疫病而遭受了灭顶之灾。随着新旧大陆疫病的传播互动，疫病发生变异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欧洲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大陆及其他地区疫病威胁而独善其身。
结语：
回顾一下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约一万年前，人类由最初的狩猎和采集阶段逐渐发展出原始农业和原始牧业，进而实现定居并走向了种植业与家畜饲养业相结合的农业社会。家畜的饲养既是为人类提供更加丰富且稳定的食物来源，同时却又是各种病原体的原生寄主以及多种疫病的传染源。人类一方面受惠于家畜，另一方面却也受害于家畜。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模式和必然结果。人口聚居于城市，城市聚集着各地优势资源以供养和发展不同的阶层和人群的同时，却也为各种寄生虫、病菌病毒以及有害动物等病原体或病原体携带者，提供了滋生繁衍的充分条件。城市一方面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着条件，另一方面却也为瘟疫的孽生和爆发创造着条件。
饥荒和战争自古至今一直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是导致人口在短时间内大量削减的重要因素。商业贸易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商品在地区间的流通促进着地区间的交流发展。饥荒和战争的爆发，以及商贸活动的开展，三者都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而人口的流动便为疫病的传播蔓延提供了条件。
资本主义为积累原始资本而掀起的海外殖民扩张运动，使得世界各大洲、各地区联系愈发紧密的同时，却也使新旧大陆各种疫病紧密地联系起来。各种疫病在新大陆纷纷登台亮相，并毫不留情地屠杀了数以千万的美洲土著。西方殖民者不仅将新大陆源源不断的金
银财宝输入欧洲，而且也将美洲的疫病带回了欧洲。殖民活动一方面满足着西方殖民者的贪婪、带给了美洲印地安人的灾难，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新旧大陆间疫病的狂欢。
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曾说：“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人类文明与瘟疫这一对关系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始终伴随着瘟疫的死亡身影。人类文明的发展孽生着瘟疫，而瘟疫的爆发却破坏着人类文明。瘟疫可以消灭人类个
体、能够摧毁城市单元，但却无法消灭人类群共同、无法摧毁城市集群，更无法毁灭人类文明。在与瘟疫无休止的斗争中，我们人类既要有对瘟疫必胜的决心和勇气，也应有对瘟疫敬畏的意识和心理。如此，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控制瘟疫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破坏，并与瘟疫保持长期且稳定的良性关系，最终使人类文明平稳顺利地永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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