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茶马古道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呈现多学科参与、多方法综合运用的特点，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田野调查资料已得到了深入分析，涉及了概念辨析、时空分布、物资贸易与商帮组织、文化交流、开发利用和保护等内容。但以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来看的话，商帮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博弈等互动，茶叶等商品对沿线不同群体的意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认同，今日西南地区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引发的类似文化交流和社会互动情况又如何等问题，仍亟待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茶马古道；交通网络；交流互动；商帮组织
茶马古道指连接云南、四川等传统茶叶产区，以马帮等载体运输茶叶等物品到西藏和其他传统茶叶市场，换取皮毛、酥油、马匹等产品的交通运输网络。广义上它以云南、四川、西藏为中心，覆盖了周边的湖南、贵州、广西、甘肃、陕西、宁夏等省区，还进一步向外延伸到了缅甸、印度、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总体来看，相关研究成果它们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
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多直接沿用《史记》《汉书》等史籍中的 “五尺道”“旄牛道”“灵关道”“蜀身毒道”“滇越麋冷交趾道”“蜀布之路”等概念。只是这些历史文献带有典型的中原中心主义、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以此为基础的研究也往往忽视了西南地区长期沉淀的本土经验和历史记忆。
这一情况又集中体现在“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等概念的提出上。1982年陈炎在《略论海上丝绸之路》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个概念。该文初载于《历史研究》，后又被译成多种外语，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早期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忽视支撑西南传统交通网络的“核心”是什么，或者说应该如何准确地界定它的问题。鉴于西北地区已经有了“丝绸之路”，所以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条西南古商道也以叫做'西南丝绸之路’为好”。但桑秀云却指出蜀布不仅不是丝，也不是锦，“是属于麻葛一类的制品……汉朝的丝织业以及附带的刺绣工艺，其中心都不在蜀”。蓝勇也指出：“公元前四世纪可能从中国西南陆路转输到印度的'支那帕塔’(丝绸)并不能完全肯定为中国西南所产，而为中原所产的可能性更大。中国西南可能仅是一个中转作用。”既然“丝绸”不产于西南地区，非历史上贸易往来的支撑商品，亦非今日西南地区对外的大宗贸易，以“丝绸”来命名就难免陷入了“名实难副”的尴尬境况，这不失为前期研究中的一个遗憾。后来的相关研究陆续表明，“南方丝绸之路本质上是一条民间商旅道”，“即使唐宋以来政府主导了大规模的茶叶贸易，也没有彻底改变中国西南及相关区域的社会生活的民间性质”。而服务于中央政府的文化精英却极少注意这些，更遑论将其载入史籍。故而从单一的外部视角出发，在没有真正厘清支撑商品等核心要素的情况下，“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等概念自然很难揭示其本质。
“茶马古道”的提出，正是学界反思早期单一视角的开始，标志着学者开始从民间、地方和自我的视角出发，有了新的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从1987年木霁弘、徐涌涛田野调查中了解到“茶马之道”，到 “六君子”在100余天徒步考察基础上，围绕滇、藏、川交汇之地的历史文化特征撰写《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紧紧抓住曾经活跃在西南地区的“马帮”，正式提出“茶马古道”概念。自此，西南地区交通网络的研究视角逐步多元化、本土化，相关概念的内涵外延也愈加明晰。
图1 1999年后研究论文年度数量分布
表现在研究成果上，虽然“茶马古道”在正式提出的最初几年内没有太多回应，但它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西南地区传统交通运输网络的代称，甚至全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出现了大批成果。从1999-2016年近18年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题名的成果数量检索结果中可见一斑(见图1)。
线路的空间分布上，桑秀云指出了北道、西道和南道三条从四川至印度的道路。童恩正认为主要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桑秀云所言的南道，中路为沿红河下航的水道，东路为进桑麋冷道。任乃强分析了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阿富汗的“蜀布之路”。江玉祥分析并列举了“西南丝绸之路”川滇段的下行的古道。罗开玉指出古代蜀藏、滇藏之间、藏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地理上大体可分三组，即由西蜀政治经济中心成都通往川西高原，由川西高原通往印度，由西藏通往印度”。蓝勇详细梳理了灵关道、五尺道、南夷道、滇越进桑关道、滇缅印永昌道、中庆普安道、中庆邕州道、中庆临安安南道等古道的开通、发展、完善、通达、确立。陆韧从先民的相互交流开始，详细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云南的交通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邓廷良介绍了西山南道、始阳道、旄牛道、岷江道、石门道、博南道、永昌道等中国西南地区的古道交通要道，并介绍了这些古道的历史遗迹异物、沿线的重点城镇、民俗风情等内容。
“茶马古道”题下，“六君子”先指出了从云南普洱和四川雅安出发的两条基本路线，稍后又将其补充为三条，加上了从青海到西藏的“唐蕃古道”并强调了滇、川、藏“大三角”的文化重要性。李旭指出，茶马古道的主干线外“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蛛网般密布在这一地带的各个角落，将滇、藏、川'大三角’区域息息相关地联络在一起”。随着研究的深入，木霁弘将茶马古道的线路和范围做了进一步的扩展。陶德臣在其《外销茶运输路线考略》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滇、川两地茶叶产区通往西藏的茶叶运销路线的分布及其里程。周重林、凌文锋等人在辨析茶马古道狭义与广义概念的基础上，讨论了其辐射范围和线路走向。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学者参与到研究中，北川、普洱市、澜沧、南涧、四川、吉隆等地的茶马古道线路分布，以及巍山古城、凤庆鲁史、鹤庆、剑川、盐井乡、嶍崆、亚东、邛崃、沙溪等重要节点城镇的产生与发展同物资贸易往来的关系等情况也逐渐清晰起来。西南地区之外，艾梅霞、邓九刚分别揭示了联结中国东部和俄罗斯西部的“茶叶之路”。郑国穆则根据康县望关茶马古道遗址和《察院明文》残碑梳理了甘肃连接四川、陕西等地区的茶马古道线路。陈保亚、袁琳指出昆仑山以北还存在一条以chaj为读音特征的茶路，它向西一直延伸到中亚、欧洲和非洲，以马、骆驼为主要运茶工具，因而也被称为北方茶马古道。
针对空间分布研究中意见分歧较大的众多的茶马古道“起点”和“终点”问题，木霁弘指出：“茶马古道并没有起点，谁又能说哪一个地方就是茶马古道的唯一起点或终点呢？……茶马古道并不是某一条或几条道路，而是一个交通网络。”确实，某一特定商品传播是有起点与终点的，但以追逐贸易往来中的利益为本的商帮是不会从任何地区“空手而归”的，总会想办法将各地的物产行销于往返途中。马存兆等学者采访商帮、赖敬庵和杨超然的回忆，以及周智生在尼西乡的田野调查结果等均表明了这一情况的普遍存在。
起点和终点之外，学者们对形成时间的争议也比较大。早期以“西南丝绸之路”为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多认为这些道路开通的时间很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或者新石器时代。任乃强根据四川南充天宫山的考古发现，指出其开辟的时间估计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季羡林、饶宗颐、陈茜等学者则根据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文献中发现的Cinapatta指出，中国和印度的陆路交通和经济往来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相对而言，大多学者则认为“茶马古道”的开通时间较晚，是唐宋“茶马互市”之后诞生的，如孙华认为唐开元十六年(726)开互市于赤岭或许可以作为茶马古道开通的起点，格勒、罗世伟、韩海华等学者也有相似的观点。另一些学者则指出茶马古道并不是由于茶马贸易而诞生的，是由于“各地部族要求与邻境交换生产品，相互往还频繁，最终开辟了道路”。如陈保亚指出，茶马古道经历了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新石器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等形态，它们是茶马古道兴起的必要条件，佛教传播路线由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转向西南地区之后，为茶马古道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盐运古道和丝绸之路相比而言，茶马古道既是必要的生存古道，又是远征古道，是欧亚大陆的连接命脉。周智生也认为，茶马古道贸易应该是在一个个族际交换圈域的扩散交错中整合而成的多民族交换网络。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逐步演化和转型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证据的支持和深入的分析。典型的如汪锋探讨了茶马古道网络中的“茶”文化圈、“马”文化圈、“酒”文化圈、“盐”文化圈的形成机制，以及各种不同文化圈的贯通和茶马古道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内涵。李飞从遗产廊道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茶马古道的生命周期和空间演化。
“西南丝绸之路”题下，学者们指出西南地区的商品有丝绸、蜀布、邛竹杖、铁器、货币、海贝、盐、茶叶、棉纺织品等。如向达和季羡林认为，公元前四五世纪时“丝”已通过西南地区的通道进入了印度。童恩正指出亚历山大城中发现的中国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经滇缅道运到印巴次大陆，再到达中亚的。蓝勇指出汉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流通的商品有丝绸、蜀布、邛竹杖、蒟酱、铁器、铜器、海贝、笮马、盐、银、僰僮、漆、珊瑚、珠宝玉石等。桑秀云认为张骞见到的“蜀布”并不是丝绸或蜀锦，而是属于麻葛一类的制品。童恩正指出西南地区向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地区输出的商品有蜀锦、铁器、琉璃制品、丝绸、漆器等。江玉祥也确认了邛竹杖在西南地区对外物资交流中的地位。就这些商品的贸易性质而言，学者们认为它们大都是分段短途贸易的商品，“真正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贸易并不突出……蜀布、邛竹杖的转输并不是一种大规模贸易商品，不具有普遍性”。
从研究来看，西南地区具有普遍性的大规模贸易商品当属茶叶。表现在起源和使用研究方面，陈椽已从多角度证明了云南是茶树的原产地。朱自振根据文献记载和“以茶名地的史实”指出，在战国以前的巴国和蜀国，不但饮茶已经约定俗成，而且茶也已成为两国比较普遍的一项生产事业。木霁弘(以“镜湖”为笔名)也分析了茶叶的起源和茶文化的传播。地方经验和历史记忆方面，西南地区已有众多关于茶叶起源的神话传说被整理了出来，如《达古达楞格莱标》《游世绿叶经》《叭哎冷》《诸葛亮教基诺族种茶》等，讲述了茶叶同西南地区先民生产生活的联系。历代中央政策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大量学者对茶马贸易进行探讨，涉及到了茶马贸易初始的时间、茶马机构设置、茶叶走私等问题；改革开放后又相继出现了《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茶马互市与边疆内陆的一体化》等，涉及了茶马贸易与民族关系、茶马贸易的起始时间、“金牌信符”制度、政府实施茶马贸易的目的、茶马贸易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成果均表明，茶已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历史整体的发展进程。茶叶贸易在商贸网络和贸易性质的转变方面，蓝勇指出之所以很长时间里西南地区“真正长途转贩贸易商品并不多见”，既与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有关，也与这些商品本身的性质有关，而饮茶习俗的传播和嗜茶民族的出现，却推动着人们不断进行长途贸易，并最终使原本区域性的短途交通网络得以连通，形成了跨民族、跨地域的长途贸易网络。这点在申旭的研究中已有描述，陈保亚也有详细讨论 。
贸易性质的转型、业务范围的扩大，也对商帮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其组织更加严密，运行更加有序，人员配置更加合理。这方面已有不少商帮回忆录、家族史等研究成果，典型的如《福春恒的兴起发展及其没落》 《庆正裕商号回忆录》《永昌祥简史》《云南原信昌商号经营概况》《云南恒盛公商号史略》《云南回族商业巨擘兴顺和号》《云南永义昌号》《我所知道的吉庆祥》《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等。还有学者对西南地区商帮进行了系统、完整的研究。如王明达、张锡禄在分析云南高原上马帮形成的原因和马帮历史的基础上，探讨了马帮和云南交通的关系。王志芬指出，以运茶为主的马帮是随着清代茶叶贸易的兴盛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最终导致了普洱茶的进一步兴盛。马存兆对马锅头和赶马人较出名而又集中的村寨、城镇进行了深入探访调查，重点介绍了鹤庆、腾冲和弥渡三个地区的马帮。薛祖军探讨了大理地区鹤庆商帮、喜洲商帮崛起的历史文化底蕴、创业思路、空间和区域分布、经营运作手法、历史地位与影响等相关内容。
商帮与区域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方面。刘云明指出市场空间体系伸展之后，清代云南商人资本才顽强地生长了起来。李旭讲述了与茶马古道沿线族际商品交换同时发生的人员、文化交流与传播。周智生指出滇西北地区大量民族商人的崛起是一个由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商贸交流渠道的拓展、剩余产品的丰富、多元文化的传播交流等若干因素共同铸就的历史趋势，如“藏客”起源于赴西藏朝圣的僧侣，他们的转变和崛起得益于纳、藏文化交流的加深及族际间心理认同的深化和升华，契入并借助“乃仓”关系而成长壮大起来,“茶马古道上族际之间的物资交换和商贸发展，有其特殊的地理边界和心理边界，交换行为的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物资补给的需求程度，而是物资需求与文化联系之间多重选择的结果”。周智生还梳理了滇、藏、川毗邻地区的民间商贸发展过程，分析了这一地区商贸交流发展的促动机制。凌文锋以茶马古道同滇藏川地区的文脉化为核心，分析了茶叶等物资交流带来的表征和认同，考察了茶马古道对区域内不同地区和族群的民众之间的相互依赖、交流带来的影响。刘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民国时期北川地区的茶叶贸易与区域社会关系。李城葆对近代云南回族商帮对其乡村社会中的家庭、社区、阶层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商帮与区域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与整合关系，以及由商帮引发的近代云南回族乡村社会变迁。杨福泉探讨了丽江古城与茶马古道上的“房东伙伴”贸易关系。
商品贸易和商帮往来之外，学者们也对茶马古道上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这一交通网络上文化交流的意义。如藤泽义美指出，虽然“滇缅路”等西南地区的古代交通路线“并不引人注意”，但是“这里肩负着连接东西几条通道的重任。其中特别是通过缅甸云南这条道路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陈茜指出：“川、滇、缅、印的陆路交通线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加强友好合作，互相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通道。” 汶江分析了中国道家和道教对印度宗教哲学和科学产生的影响。史占扬分析了2000年前西南地区的中外文化互相交流与吸收的情况。龙建民、唐楚臣也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均通过它对西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显而易见的影响，促成了西南巫、道、佛、儒多种文化并行的格局。
“六君子”提出概念的同时，也将其定位为“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指出滇藏川地区“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就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本土文化，其以后都作为中华文明多元文化中的一个'两点’而被吸收了。……很古就同印度、缅甸、中亚及红海沿岸的国家来往了”。木霁弘还从普洱茶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讨论了茶马古道与云南的历史文化，指出茶马古道的文化特征主要有血亲性、多元性与融合性、特异性和拓展性四个主要特征。木霁弘、凌文锋等人在作为商业符号的茶和商贸往来研究基础上，探讨了茶对嗜茶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重大意义和“茶文化边疆”的形成问题。陈保亚也将茶马古道定位为“横跨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 。李旭在20多年考察研究基础上，力图说明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文化带有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在各族间商贸往来过程中，经济、文化和历史早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向翔也撰文介绍了茶马古道上汉藏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熊燕则考察了唐、宋、元明时期茶马古道上滇西北地区和西藏的宗教文化交流。贡布多加探讨了清代康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活动和民族文化交流。任福佳认为康定地区的锅庄贸易能使交易各方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同时还能体现人心人性的深层需求，并且具有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效果。
出于不同目的，国内对西南地区的调查研究自司马迁开始历史上就从未停歇，相关的成果已体现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蛮书》《大理行记》《徐霞客游记》《藏行纪程》《维西闻见记》《艽野尘梦》等文献中。20世纪上半叶，在大批有深厚人类学素养的学者归国、众多学校和研究机构迁往西南地区的背景下，各民族地区产生了丰富的田野调查成果。如民国政府组织下的《云南边疆概况》《边区调查》《滇越边境设治概况》《川西调查记》《昌都调查报告》《康昌考察记》《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等，以及学术团体和学者个人主导的《嘉戎民族社会史》《凉山倮夷考察报告》《易村手工业》《在祖先的荫蔽下》《喇嘛教与西康政治》《凉山夷家》《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水摆夷风土记》《西康夷族考察报告》等。
国外方面，在宗教传播、资源攫取等目的驱动下，自16世纪开始，已有大批传教士、探险家、科学家和商人等活动在中国西南地区。典型的如法国的勒努、英国的伯格理等。其后，法国人方苏雅19世纪末开始广泛游历滇、黔、桂地区，将其目光所及的众多事物凝固在了玻璃干片之中。英国人戴维斯曾四次到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对川滇两地茶马古道沿线的民族情况、气候物产、人文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了详细记录。约瑟夫·洛克深入滇西北和四川木里等地区，以大量中国历史资料、外文资料和地方口碑传说，加上自己实地考察川滇交界处的第一手资料，全面介绍了滇、川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生态环境。埃德加·斯诺由海防乘滇越铁路经至昆明，然后又经安宁老鸦关、大理、漾濞、永平、保山、蒲缥、老寨、橄榄坝、腾越、干崖、曼线、旺帕羊、卡农卡等地，记载其经历的散篇后来又被编为《马帮旅行》一书。俄国人顾彼得也来到丽江，在其《被遗忘的王国》中详细地描述了20世纪40年代期间丽江古城居民的生活。
上述新中国成立前的国内外成果，无论形式如何，都是传统学者或文人对西南地区的亲历观察和描述，均可以被视为茶马古道的“旅游民族志”。遗憾的是，1949年以来，茶马古道相关的田野调查屈指可数。直到1981年“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成立，并对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这“六江流域”进行考察。紧接着，以成都、重庆和云南文物与博物研究人员为主的团队，组织了人数不等的“西南丝绸之路”考察队，成果集中体现在《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路——跨越横断山》等著作中。王清华等人也对四川、云南境内的古道也进行了考察，出版了《西南丝绸之路考察记》，该书中虽然也提及了“茶马古道”，但只是把它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支线之一。
“六君子”考察后不久，郝跃骏深入独龙江，拍摄并制作了《最后的马帮》，引起了民众对西南山区商帮的极大关注。田壮壮等人联合制作了《茶马古道·德拉姆》，2003年上映后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云南怒江到西藏沿线。木霁弘进一步展示了普洱、西双版纳和丽江田野考察的成果，并借助对几位老人的采访，详实、生动再现了茶马古道。2002年6月，由滇藏川三省区组成的综合科学考察队，分别从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出发，沿着川茶、滇茶入藏的线路进行了涉及众多学科的田野考察。杨福泉也根据自己长期的田野调查，尤其是该次考察见闻，讲述了滇藏茶马古道沿线文物古迹和人文、自然风情。李旭将其2004年前的15次茶马古道考察历程和见闻在《九行茶马古道》中展示给了世人。为了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传播和茶马古道的时空分布，陈保亚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对西南地区滇藏茶马古道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对银生城界诸山、滇桂百越古道、红河古道、川黔桂茶马古道、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张家口草原茶马古道田野考察中收集到的证据，分析了茶马古道的分布和演变情况。杨静茜等人则从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中心收集到的上千件马帮器物着眼，探讨了茶马古道的时间与空间的“微观情境”。
从发展历程来看，茶马古道的田野调查不仅参与主体已逐渐多样化，而且相关成果也更加多样化、通俗化、直观化，大大提高了茶马古道品牌打造和传播的认知度。只是近代以来“严谨地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深钻细研的学术著作和田野调查民族志还很少”。
茶马古道的价值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和遗产价值两个方面。旅游价值方面，魏小安、石培华等人将茶马古道定位为世界级的“旅游绝品”。石硕指出茶马古道可以开发为西藏旅游的一条黄金路线，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西藏知名度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也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西藏稳定。罗世伟从体现辉煌历史和陆路交通伟业、展现沿线的自然风光和人类文化遗产，以及保护高原生态环境促进西藏经济发展角度对其价值进行了分析。任新建指出茶马古道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很大吸引力、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外延可开发为系列旅游产品和川滇藏旅游纽带三个方面。遗产价值方面，刘小方指出茶马古道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线路世界遗产的重大价值。在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物局委托下，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完成了《“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研究报告》，从源起与历史演变、分布路线、历史遗迹及现状、各个历史时期的影响、真实性和完整性、文化线路保存的意义和存在问题、整体保护建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等角度系统探讨了茶马古道的遗产价值，标志着茶马古道的遗产研究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单霁翔也分析了茶马古道的遗产价值，并从汉藏民族团结、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三个角度讨论了茶马古道遗产的现实意义。王丽萍从遗产廊道视域出发，提出了茶马古道包括遗产价值、生态安全、遗产游憩廊道、爱国主义教育和寻求共同地方认同等方面的多元价值表现。
资源特征方面。明庆忠1994年即对茶马古道的旅游资源特征、开发条件和开发意义、开发利用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叶永新分析了茶马古道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奇特性、融合性、跨境性、地域性。刘小方提出了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草根性、基础性、国际性、民族性等特点。凌文锋指出茶马古道作为旅游资源，在具有旅游资源一般特征的同时，还有线性、跨地域性、多样性、探险性、活态性等特点。唐建兵指出，茶马古道具有独特性与多样性、古老性和民族性、集中性与组合性等独特优势。
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魏小安指出，茶马古道的开发要坚持“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的理念，并从生态保护、异质性、客流控制和收费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石培华提出了茶马古道开发模式选择的三个导向和要处理的五个关系。王川针对茶马古道旅游品牌的打造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严岗设计了茶马古道旅游开发的布局，并对茶马古道旅游产品体系、政府主导与企业化运作结合的营销模式、产品经营组织、开发支持体系进行了构建。罗莉指出要依托“茶马古道”沿线旅游资源建立滇、藏、川“大三角”旅游经济圈。杨勇提出川滇藏三省相互联手，科学统一规划，实现资源共享，共同打造国家旅游品牌。叶永新指出开发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开发与保护、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茶马古道与香格里拉、旅游发展与民族地区脱贫、沿线地区协作等方面的关系。刘小方从西方视野下的茶马古道着手，构建了茶马古道遗产旅游开发的模式。袁晓文、陈东指出，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必须摒弃短期的逐利行为，将视野放大，审视当前存在的不当开发行为，最终找到民族文化传承、遗产保护、民生改善以及旅游开发共赢的路子。
区域性开发方面。杨晓星、朱明分析了丽江茶马古道的开发。杨慧、凌文锋借用“游客凝视”理论审视了丽江的“茶马古道”如何被打造成“凝视”物，这种“凝视”物如何完成了旅游吸引物与游客想象之间的构建。张洁、刘建峰等人对云南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点-轴系统”是优化茶马古道旅游空间结构的必然选择等观点。凌生金、张敏等探讨了昌都茶马古道旅游的开发,姚文璟等人提出了普洱市思茅区茶马古道遗址旅游构想。
遗产保护方面，刘小方提出了区域保护机制、社区参与、景观体系构建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杨福泉从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修复、景观标识说明、影像实录、民俗旧器和博物馆建设等角度分析了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存在的问题。单霁翔从国家文物局的视角出发，总结了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管理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角度提出了总体保护思路。王丽萍探讨了滇藏茶马古道原真性和完整性危机，并提出了构建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的保护和利用。罗康蕊针对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的景观特点和开发保护现状，提出了“点、线、面”的保护模式为主导，推进线型旅游模式并行，差异化的加强与形象提升等具体保护措施。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茶马古道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文化旅游资源和品牌，对它的开发和保护必须置于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积极开展跨区域合作已经得到了学界公认。与此同时，普洱、丽江、昌都、雅安等历史上茶叶等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作为旅游开发的重点区域也得到了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茶马古道研究在概念逐步明晰的同时，已经涉及到了时空分布、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方面，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田野调查等方面的资料均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田野调查资料的运用愈加频繁和广泛，呈现出多学科参与、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特点，取得的成果也比较丰富。但如果从茶马古道的交流与互动核心来看的话，目前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首先表现在商帮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茶马古道上物资的生产、运输、销售链条中，茶农、马帮、房东/锅庄、土司等地方首领之间的利益博弈仍未涉及。其次，大多数学者仍停留在对商品和有形线路本身的考究上，鲜有学者从更深层次上将茶叶等商品消费与其社会文化属性结合起来，探讨茶马古道沿线民族对茶叶等商品的认知，分析贸易与消费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或促进，探讨作为日常必需的茶叶在商品贸易往来中的“拉动”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源分配和思想文化交流。最后，今日茶马古道上前赴后继的游客与历史上的茶叶等物资之间的类同关系，尤其是游客流动引发的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互动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进而，利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思路，从茶叶等物资和人员的流通入手，将物资贸易与人员的流动同西南地区内外的族群互动结合起来，深入全面地探讨茶马古道究竟如何在悄无声息中像牵牛花一样连接了西南地区的众多族群，已经成为研究中一个亟待深入，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凌文锋，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茶马古道与旅游文化研究。罗招武，男，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西藏民俗文化研究。木霁弘，男，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从事茶马古道与语言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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