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存在时期，除宋以外，周边没有强于大理的政权存在。如果“朝贡”专指带有藩属、臣服性质的政权入朝贡献方物，则大理国唯与宋朝存在此种朝贡关系。而又由于宋对大理国始终处于戒备状态，这种朝贡关系时断时续、极不稳定。尽管如此，其对大理国与宋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大理国与宋的朝贡关系，《宋史》卷四八八《大理国传》记载最详：
大理国，即唐南诏也。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辔。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
政和五年，广州观察使黄璘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诏璘置局于宾州，凡有奏请，皆俟进止。六年，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来，诏璘与广东转运副使徐惕偕诣阙，其所经行，令监司一人主之。道出荆湖南，当由邵州新化县至鼎州，而璘家潭之湘乡，转运判官乔方欲媚璘，乃排比由邵至潭，由潭至鼎一路，御史劾其当农事之际，而观望劳民，诏罢方。紫琮等过鼎，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瞻拜宣圣像，邵守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见诸生。又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
七年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朝廷以为璘功，并其子晖、昨皆迁官，少子
绍兴三年十月，广西奏，大理国求入贡及售马，诏却之，不欲以虚名劳民也。朱胜非奏曰：“昔年大理入贡，言者深指其妄，黄璘由是获罪。”帝曰：“遐方异域，何由得实，但雠当其马价，则马方至，用益骑兵，不为无补也。”六年七月，广西经略安抚司奏，大理复遣使奉表贡象、马，诏经略司护送行在，优礼答之。九月，翰林学士朱震上言，乞谕广西帅臣，凡市马当择谨厚者任之，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启边衅。异时南北路通，则渐减广西市马之数，庶几消患于未然。诏从之。
淳熙二年十一月，知静江府张栻申严保伍之禁，又以邕管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余万，每恃以为藩蔽，其邕州提举、廵检官宜精其选，以抚峒丁。欲制大理，当自邕管始云。
熙宁九年（1076）大理国朝贡事，亦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九《南诏》等，然均简于《宋史》，唯《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历代朝贡”与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四《熙宁大理国贡方物》记载略同。而具体朝贡月份，《长编》记在“五月”，《宋会要辑稿》与《玉海》称在“八月”。熙宁九年当大理国上德元年，即段廉义即位次年，政局极其动荡——段廉义最后也死在了杨义贞的变乱之中。大理国借此朝贡是否另有别的政治企图，限于材料难以确认。但宋朝政府沿袭“河外尽弃”的旧制，仅仅待之以礼而不行册封，其藩属或臣服关系没有因此建立，“（大理国）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
政和五年（1115）与七年大理国朝贡事，前因后果较为复杂。高氏还国以后，段正淳立，希望与宋改善关系，崇宁二年（1103），遣重臣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1]（P269）由于宋朝政府的一贯谨慎，没有获得更进一步的结果。段正淳死，段正严立，与权臣高量再度谋求归宋。广州观察使黄璘得报，转奏朝廷：“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徽宗即诏黄璘置局宾州，“凡有奏请，皆俟进止”。颇有成效的西北拓边政策增强了宋朝政府御外的信心，徽宗一改传统的保守政策，接受了大理国臣属的请求，但仍保有相当的谨慎，凡有朝贡必先获其允准方可。于是，政和六年（1116），段正严即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等人使宋。徽宗诏黄璘与广东转运副使徐惕相偕入京，“其所经行，令监司一人主之”。【1】李紫琮等人到达宋都汴京以后，受到了宋朝政府的热情款待，还被允许参观了御书阁。《宋史》卷二一《徽宗纪》称政和六年“大理入贡”，应即此次。按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四《熙宁大理国贡方物》的记载，时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此情况下，次年二月，大理国遣使贡马380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外携乐人一队。使臣同样受到了宋朝政府的礼遇，其所献乐人尤其深得徽宗喜爱，“以供欢宴，赏赐不赀”。【2】宋朝政府正式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即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此册封包含了阶、官、勋、爵4种要素，在宋虽然不算最高册封，但也是一种较高的等级了。[2]【3】自始至终与此事密切相关的黄璘等人同时受到加封。胡本《南诏野史》：“政和六年，遣儒官钟震、黄渐赍敕褒高泰明相国公忠贞，封平国公。”[1]（P274）此条记载明显有两个错误：第一，钟、黄二人出使大理国的时间不在政和六年而在七年；第二，此次出使的主要使命是册封段正严而不是褒奖高泰明。据李霖灿先生研究，钟、黄二人此次出使大理国费时至少在一年半以上，至政和八年（1118）底方才返宋。[3]（P3～5）辞行之时，高泰明特造紫地金书《维摩诘经》一册，以表达愿与宋朝世代友好的良好愿望，其跋文曰：“大理圀相圀公高泰明政心为大宋国奉使钟口、口口造此《维摩经》壹部，赞祝将命还朝，福禄遐嘏，登山步险，无所惊虞。蒙被圣泽，愿中国遐邦从兹亿万斯年而永无隔绝也。文治九年（1118）戊戌季冬旦日记。”大理国与宋臣属关系首次正式确定，故于宋于大理国都是一件大事。因此，政和八年宋科举考试题目即是“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4】按照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臣属关系的确立总是伴着历日的颁赐，而是否遵奉中原正朔则是臣属者是否臣服的重要标志。故张守所撰《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表》完全按照君臣之礼表述两国关系，“臣仰被宠灵，俯深荣悸”，“自厌巢南之陋，不忘拱北之心”，“惟中国有至仁，无思不服；故小邦怀其德，莫敢不来”，“乃属清台之课历，复同方国之赐书”，“臣敢不恪遵侯度，恭布王正”，如此云云。【5】遗憾的是，由于宋朝君臣一贯的戒备心理，这种臣属关系并未真正起到作用。当有人提出于黎州大渡河外置城以便加强大理国与宋的政治、经济往来时，立刻遭到了以宇文常为代表的众臣的反对，声称：“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图观之，画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寝开，非中国之福也。”【6】不仅如此，知桂州周穜等人还上书朝廷，弹劾黄璘贪功枉上，轻启边衅。【7】宣和元年（1119），黄璘获罪，“自是大理国复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更有真臈（腊）、大理、大石等国，有时来朝贡。”前述可知，李紫琮等人到达汴京在十二月，可以参加元旦朝会。但既称“时来朝贡”，并能参加元旦朝会，则不当只李紫琮一次，大理国还应遣有其他使者朝宋。果如此，则称黄璘获罪后“大理国复不通于中国”就明显有问题了，二者之间应该仍然保持着一种不是过分亲密的臣属关系。
绍兴三年（1133）十月大理国求入贡与卖马，广西宣谕使明橐奏于朝廷，朝臣朱胜非等不以为然，高宗亦认为大理国是以朝贡之名求卖马之实，“进奉可勿许，令卖马可也”【8】，“但雠当其马价，则马方至，用益骑兵，不为无补”。出于当时客观形势的考虑，已被北方女真搞得焦头烂额的宋高宗，一方面深恐再与大理国发生冲突而两面受敌，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大理国市马以保证军需，于是采取了收缩官方往来而放宽民间贸易的政策，是即史家所谓：“因中国多故，皆不见许，惟于黎、嶲境外，夷民私相贸易，有司不禁也。”【9】至绍兴六年（1136）七月，大理国复遣使奉表并携象、马若干至广西，请求入贡。高宗诏广西经略安抚司护送行在，“优礼答之”。此次朝贡，大理国与宋重新确定了臣属关系，洪适所撰《代嗣大理国王修贡表》即以“锡壤南交，获嗣承于家绪；拜章北阙，敢虔奉于国珍”“会圣明之在御，擥道德以遭容；弗以遐遗，许之内属”“幸藩方之世袭，唯忠节以家传”“恭唯皇帝陛下，日月照临，乾坤覆焘”“风雨顺时，知中国之有圣；夷蛮効职，闻盛德以皆臣”“臣国小而偪，道阻且长”等等，表述两国之间的君臣关系。【10】但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此表出于宋人之手，“反映的是宋人的态度”[4]，大理国的主要意图或者还在借此而行卖马之实。所以，宋朝政府对大理国臣服的意图仍然心存戒备。同年九月，翰林学士朱震上言，请求广西帅臣谨择负责市马之人，“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启边衅”，并待“异时南北路通，则渐减广西市马之数”，以“消患于未然”，得到高宗的允肯。二十六年（1156），唐秬知黎州，再次提醒高宗恪守祖制，万勿贪利邀功以启边衅。【11】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知静江府张栻申严保伍之禁，建议精选邕州提举、廵检等官“以抚峒丁”，目的还是在控制大理国。嘉熙四年（1240），大理国请道黎、雅入贡，宋四川安抚使孟珙以其“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却之。【12】这既有宋朝君臣对大理国一贯的戒备心理作祟，也有出于此时四川宋蒙争战激烈的现实考虑。同时证实，大理国与宋并不紧密的朝贡关系应该一直存在，只是单取邕广一路而已。
由上看到，大理国与宋的正式朝贡关系并不紧密，双方于此的考虑也各不相同，在宋是“不欲以虚名劳民”的无所谓态度（内里是怕启边衅的深度恐惧），在大理国则是借此而欲卖马的经济需要（马匹生产数量太大）。按某些学者的研究，大理国甚至仅在与宋交往时遵守臣属国的有关规定，而在本国却仍保持自己独立的国家制度。[4]故在两宋时期，大理国与宋的边境贸易虽极兴盛，正式的政治往来却反而不如南诏与唐频繁。
二
言大理国与宋的朝贡，除上面所说的正式朝贡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朝贡必须纳入考虑，这就是其周边羁縻各族的朝贡。
在大理国与宋之间有一个区域颇宽的羁縻民族分布带。这些羁縻民族的向背，取决于大理国和宋沿边力量的强弱，以及他们在大理国和宋之间的利益权衡。最后，无论是大理国还是宋，与这些羁縻民族的关系都只能维持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之中。[5]（P144～181）《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言这些分布在大理国与宋之间的羁縻民族，分别称其为“黎州诸蛮”“叙州三路蛮”“泸州蛮”“西南诸夷”种种。
黎州诸蛮分布于宋黎州侥外，于大理国建昌府北参差杂居，计有两林、邛部川、风琶、保塞、三王、西箐、净浪、白蛮、乌蒙、阿宗等十二部。其中，“东蛮”三部（即邛部川、风琶、两林）力量最强，为黎州诸蛮主体，其余诸“蛮”均分别隶属于“东蛮”三部之下。唐时，黎州诸蛮大多臣服于唐。及南诏强，转隶南诏。大理国建立，他们又臣服于大理，隶于会川都督。宋朝建立以后，黎州诸蛮开始与宋接触，在大理国与宋之间双重收利。宋初，两林蛮与宋的往来十分频繁，时时入贡于宋，其首领先后被宋封为将军、大将军、司戈、郎将等。与两林蛮相比，邛部川蛮与宋的关系更为紧密，每代首领继位均遣使朝宋，并在形式上得到宋朝政府的恩准与加封。恃其紧密的关系，邛部川蛮势力迅速膨胀。北宋初年，面对两林蛮的进攻，它还只有求助于宋；至于南宋，两林蛮已经对它束手无策、战则生畏了。风琶蛮与宋的关系发展较迟，约在真宗时期，其首领亦先后被宋封为将军、郎将、司阶、司戈等。[6]（P246～248）除“东蛮”三部之外，其他黎州诸蛮也程度不一地与宋发生关系，但皆不如“东蛮”三部密切。【13】从“东蛮”三部与宋的交往看，宋对黎州诸蛮除了名义上的册封之外，几乎谈不上什么控御。尽管两林蛮、邛部川蛮等自开宝二年（969）以后与宋关系非常密切，但并未因此与大理国断绝关系，甚至他们的很多朝宋行为都是受到大理国委派、代表大理国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引《续锦里耆旧传》即明确称：“开宝元年二月，黎州递到南诏建昌城谍，云欲通好，厥后寂无文字，但遣今界邛部、两林蛮时来朝贡。”不仅邛部川蛮、两林蛮，其他黎州诸蛮亦多为大理国羁縻民族，始终与大理国保持着某种依附关系。
宋初，戎州境内“夷夏杂居，风俗各异”【14】。靠近州城者，因受汉族文化影响已始从事农耕，逐步成为宋朝编户。远离州城至于大理国，西北有董蛮，正西有石门蛮，东南有南广蛮，合称“叙州三路蛮”。宋初，董蛮首领董舂惜贡马于宋，自称“马湖路三十七部落都王子”。大观三年（1109），南广蛮首领罗永顺、杨光荣、李世恭等各以其地归宋，诏建滋、纯、祥三州。但同时，董蛮诸部又时常侵扰宋赖因寨，使宋朝政府深感头痛。【15】南渡以后，马湖、夷部数掠嘉州，竟公然将所掠之物货于叙州，给宋朝政府造成极大麻烦。【16】而宋在南广蛮地所设三州，也未维持多久。[6]（P250～251）根据学者的一般意见，叙州三路蛮属于彝族先民，他们与大理国东川郡属乌蛮各部血缘很近。[7]（P255）除此而外，叙州三路蛮还常以大理国所出马匹货物转贩叙州【17】，说明其与大理国的关系颇密。
宋时居于泸州侥外的少数民族，《宋史纪事本末》称为“泸夷”。“泸夷”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杂种夷獠散居溪谷”【18】。北宋时期，“泸夷”与宋的关系相当紧张，自真宗而至徽宗争战不断。南宋以后，“泸夷”未再与宋发生大的战事，双方关系趋于平稳。[8]（P424～441）大理国前期，乌蒙、乌撒、茫布、易娘四部隶于会川都督。至其后期，随着此一地区乌蛮势力的膨胀，大理国设东川郡以领閟畔、绛部、乌蒙、乌撒、茫布、易溪、易娘诸部，疆界扩展到宋泸州侥外。也就是说，在大理国后期，“泸夷”的绝大部分都被纳入了大理国的管辖范围，或者变成了大理国的羁縻部族。[6]（P252～254）南宋以降，“泸夷”各部在大理国与宋之间往来贸易，规模极大，仅贩马至长宁军边市岁即在500匹以上。【19】
西南诸夷部族很杂，以姓相聚，与宋关系始终较友好，其首领亦多被宋封为归德将军、怀化将军以至于南宁州刺史。【20】西南诸夷与大理国并不直接接壤，故二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明显，唯亦转贩大理国货物于宋。
西南诸夷再下，则有所谓罗殿、自杞、特磨诸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罗殿，在融宜之西、邕之西北，唐会昌中封其帅为罗殿王，世袭爵。岁以马至横山互市，亦有移至邕，称罗殿国王罗吕，押马者称西南谢蕃、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21】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言宋高宗时罗殿曾经朝贡，但后来似乎没有继续。淳熙八年（1181），罗殿头角人朱文喜、滕文昌等以样马八匹至邵武军进贡，乞请开市。宋朝政府婉言拒绝之后，以“入夷界招引罗鬼国入马中卖生事”，将与此事有关的邵武军百姓吴汝霖等“决配二千里”。【22】由此不难看出，尽管罗殿自愿臣伏于宋，宋却无意进一步发展这种臣属关系。与此同时，罗殿似乎又与大理国有着某种臣属关系。宋徽宗时，段和誉遣使入贡，其奏有“臣累年以来尝遣磨中、罗道等处乞修朝贡”。【23】方国瑜先生疑“罗道”乃“罗殿”之异写，“为大理段氏派遣入宋朝，则罗殿为大理势力所及区域可知也”。[9]（P761）然应该说，罗殿与宋和大理国的关系主要还是一种经济依附关系。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宜州买马》：“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由于罗殿不是马的主要产地，马市贸易之于它属于一种中介贸易，买卖双方对其都是至关重要，这就迫使它必须与宋和大理国保持一种双重依附关系。
自杞之名始见于南宋，然据学者推断：“自杞势力的始兴当不至晚于北宋后期，且在南宋初年有了相当的发展。”[10]自杞为徙莫祗蛮，南宋以前为大理国所属。南宋时期，大理国统治趋于衰弱，东部边境一些地方民族上层脱离控制，号“自杞国”。其强盛之时，地域包括今贵州兴义、云南罗平、师宗、泸西、弥勒、丘北等地。[7]（P203～205）“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24】“取马于群，但持长绳走前，掷马首络之，一投必中。”【25】如此长于骑射，自杞在大理国与宋马市贸易中迅速致富，几与罗殿相抗。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宜州买马》：“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记载：“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26】自杞“本自无马”【27】，“取马于大理”【28】，居然垄断着横山市马总额的四分之三，其对马市贸易的依赖之重由此可知。这就决定了它与大理国和宋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必须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以使它的转手贸易能够延续。
特磨初属大理国【29】，侬智高时归属侬氏。及侬智高败，宋以侬氏之裔知特磨道，特磨遂一直在侬氏的控制之下，直至降元。与罗殿、自杞一样，特磨也是大理国与宋转手贸易的主要民族之一，“岁以马来，皆贩于大理者也”【30】。宋徽宗时，段和誉遣使入贡所称“磨中”曾经代其“乞修朝贡”，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称宋仁宗时有“磨毡”朝贡，“磨毡”应即“磨中”，并是特磨的另一称呼。
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言及朝贡于宋的蕃夷属国共43个，除大理外，属于大理国边面的另有雅州蛮、卭部川蛮、保塞蛮、两林蛮、风琶蛮、叙州蛮、西南蛮、罗殿、磨毡等。因其与大理国的羁縻关系，这些蕃夷属国的朝贡事实上应是大理国正式朝贡的补充，很多本身就是代表大理国的，如前面提到的邛部川蛮、两林蛮、罗殿、特磨等的朝贡。类似次一级的朝贡，补充了大理国与宋朝贡的阙如，并把大理国与宋的臣属关系转变成了宋与这些蕃夷属国的臣属关系。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政治发明，减少了大理国与宋直接的政治冲突。整个大理国时期始终没有与宋发生尖锐对立，没有发生像南诏与唐那种规模空前的战争，原因之一是大理国周边这些双重羁縻民族的存在。[5]（P144～181）而其双重羁縻能够成立，则与此次一级朝贡关系的确立关系甚密。
三
大理国前期的行政区划承袭南诏后期，带有相当浓厚的军事色彩。大理国后期，行政区划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废除了南诏以降以军事统治为主的节度、都督制，而代之以政治统治为主的府、郡制——在经济较为发达开化的地区设府，在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郡，而在强邻压境的边夷地区则设镇，其下再各领（县级）州郡部甸。这种主要是以经济状况与地区特点作为依据的两级行政区划，让我们联想到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当是来自对宋朝政区划分的模拟【31】。除此而外，大理国后期另有一种“某处使”的职设，也与宋朝路使一级的机构类似。《兴宝寺德化铭》称杨才照为“崇圣寺粉团侍郎”，《地藏寺造幢记》称段进全为“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而崇圣寺塔发现的金属刻片上则有“当寺博士史贞□智”等字样。“粉团侍郎”是以释儒身份以备顾问的僧职，与宋代僧官的贴职类似。“都知天下四部众”则为大理国僧尼总管。“当寺博士”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寺职，类似于宋代的提举宫观。又，《兴宝寺德化铭》称杨才照为“僧录阇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题记则有“大阿左黎赵泰升”之称，《大理国故高姬墓铭》称杨俊升为“赐紫大师”，《故溪□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墓志》称“利贞皇帝补（溪智）和尚以赐紫泥”，赵兴明母墓幢尾署“□焚咒师金澜僧杨长生书”，《追为亡人大师李珠庆神道》言李胜曾被“理朝赐号李白金[襕]”，而上面提到的段进全又为“洞明儒释慈济大师”等等。此类僧官僧封制度明显不是承续南诏，而是模仿内陆行政制度的结果，且应发生在大理国后期（上引碑文尽为大理国后期之作）。据研究，《张胜温画卷》（绘于段智兴盛德五年，1180）所绘帝王服饰与中原帝王衮衣的“十二章”纹样一致，分别为日、月、星、龙、山、华虫、宗彝、藻、火、粉朱、黼、黻，日中有乌，月中有兔。其色彩搭配亦与中原帝王衮衣的“五方正色”一致，即以青、赤、黄、白、黑分别代表东、南、中、西、北五方。[11]（P508～519）[3]（P25）那么，即使在帝王服饰上，我们也能看到大理国后期受内陆政治文化的影响。比于南诏的行政制度，唐、吐蕃、缅甸乃至印度的多重影响非常明显，以至于某些职设的依据至今不能获得源头。至大理国，吐蕃处于四分五裂，缅甸在蒲甘王朝建立前影响式微，而印度文化则在新的转型之中。除内陆（宋）外，大理国周边没有更高的政治文明可资追慕。是以我们看到大理国不同于南诏的职设大抵皆是模拟内陆而来，受宋行政制度的影响尤为明显，而又主要是在大理国后期——即大理国与宋正式建立朝贡关系以后。正像宋朝政府往往通过朝贡搜集境外信息一样[12]，大理国也在正式与非正式的朝贡中搜集宋朝政府的信息，并借鉴、模仿宋朝政府的行政与文化政策。“如此一来，即在无形中增加了大理国与内陆政治制度的趋同性，为云南与内陆的政治一体化清扫了道路。”[5]（P144～181）
比于南诏与唐的关系，大理国与宋自始至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当然与双方的高度克制有关，但更与双方之间存在一个区域颇宽的民族缓冲带有关。分布于此缓冲带上的民族，大抵均是双重羁縻于大理国与宋的民族。虽也偶尔施加政治与军事影响，但大理国所以能对这些民族形成羁縻，主要是依靠在其之间形成的转手贸易——几乎成为这些羁縻民族立国立族的根本。而又通过他们与宋形成的次一级朝贡体系，维持着大理国与宋不松不紧的关系，减少了大理国与宋的直接冲突。很明显，在此民族缓冲带的形成中，次一级朝贡体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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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郁生.南诏服饰[C].杨仲录，等.南诏文化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2】冯甦：《滇考》卷上。
【3】按，黄文称还有“食邑一千户、实封五百户”的封邑，未详其依据。
【4】王应麟：《玉海》卷二○三《题》。
【5】张守：《毘陵集》卷四《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表》。
【6】《宋史》卷三五三《宇文常传》。
【7】周煇：《清波杂志》卷六。
【8】周煇：《清波杂志》卷六。
【9】冯甦：《滇考》卷上。
【10】洪适：《盘洲文集》卷二七《代嗣大理国王修贡表》。
【11】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乾德西南夷内附贡铜鼓》。
【12】《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13】《宋史》卷四九六《黎州诸蛮传》。
【1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九。
【15】《宋史》卷四九六《叙州三路蛮传》。
【16】《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九～七○。
【17】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载《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
【18】《宋史》卷四九六《泸州蛮传》。
【1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广马》。
【20】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卷六；《宋史》卷四九六《西南诸夷传》。
【21】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卷五引。
【22】《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四一。
【23】《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四。
【24】吴儆：《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状》。
【25】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卷五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
【26】吴儆：《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状》。
【2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广马》。
【28】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兽》。
【29】按方国瑜先生考订，段素顺所征“延众镇”即在特磨范围之内。参见其：《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697～699页。
【3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蛮马》。
【31】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州、县两级，与州平行的另有府、军、监三种称呼，大抵是在地位颇重的地区设府，军事要地设军，而在矿冶诸场所在的地区则设监。
【32】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九《绍兴孳生马监条》。
【33】《宋会要缉稿》兵二三之一一引《中兴小历》。
【34】《宋史》卷一九八《兵志》。
【35】洪迈：《容斋随笔》卷五《买马牧马》。
【36】《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宋史》卷一九八《兵志》。
【3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六六。
【3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广马》。
【39】《宋史》卷一九八《兵志》。
【4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经略司买马》。
【41】《宋史》卷一九八《兵志》。
【42】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经略司买马》。
【43】《宋史》卷三○一《袁抗传》。
【44】《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九、七○。
【45】《宋史全文》卷二五下“乾道七年八月己巳”。
【46】吴儆：《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状》。
段玉明（1958—）， 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宗教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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