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
死前的镇定
现今人们已经无法具体考证王国维从何时决意赴死，但是王国维赴死之前的镇定，却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乃是王国维死前和谢国桢的一番对话。
据谢国桢事后回忆，在王国维逝世之前的六月一日，他因友人所托，请王国维书写扇面两页，其一已送给友人，谢国桢存留其一。当王国维写扇面时，将桢之名误写为兄，王国维赴颐和园后，又返校园办公室用墨笔涂改“兄”为“弟”字，然后又进颐和园鱼藻轩前从容投水。
这个扇面上所写的是唐末韩偓所作的七言律诗二首，头一首题目是《即目》，亦作《即日》；第二首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墖院》。王国维同时给赵万里写的扇面诗的内容一样，但是题目却署的乃是《玉山樵人诗》，王国维同时附注：“樵人诗出于玉山，神味相似，而风骨转遒。”
王国维所录这两首诗的第一首云：“生灭原知色即空，眼看倾国付东风。惊回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阑金缕曲方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繇来重，长夏阴成且少休。”
第二首云：“万古离怀增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废城沃土肥春草，野渡空船荡夕阳。倚道向人多脉脉，为情困酒易伥伥。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无奈离肠易九回，强摅怀抱立高台。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四叙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独闻雷。日宫紫气生冠冕，试望扶桑倦眼开。”
赴死的从容
金梁后来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描述了王国维自沉之情景：“公晨起赴校，复雇车到颐和园，步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枚，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急往援起，不过一二分钟，早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轩前水深才及腹，公跳下后，俯首就水始绝，故头足尽没水中，而背衣犹未尽濡湿也。
初众不知为公，及日午，见园门一车独留，谓待乘客未出，问其状相符，而家中人待公终日未归，问校中亦不知何往，唯车夫有见雇车至园者，其公子急往园，则园警适来访报，奔入省视，果公，已日暮矣。”
与此类似的是，王国维的儿子王贞明也曾经回忆：“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与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离约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
王国维的学生刘节后来也有相同的回忆：“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先生为吾侪言：‘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
据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犹未湿也。’凡此皆事后得之贞明君转述者：盖先生年老，湖水虽浅，底皆污泥，入水时必头先触底，以至口鼻俱为泥土所塞，因之气窒。园丁不知急救术，以是贻误而死。若使当时即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能更生，亦未可知也……盖先生淹没已经二十余小时，面目紫胀，四肢拳曲，匍匐地上。”
王国维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梁启超的哀悼：王国维终究只有自杀一途
梁启超于九月二十日参加了王国维的葬礼，在王国维的墓前，对清华研究院诸生发表演讲指出，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自杀乃是怯弱的行为；基督教且认做一种罪恶。在中国却不如此，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
梁启超进而援引孔子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来形容王国维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同时亦指出，王国维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
梁启超还分析了王国维的性格，认为王国维性格复杂而且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
陈寅恪的感慨：王国维先生不得不死
陈寅恪在挽诗中写道：“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此处陈寅恪已经将王国维比喻成自沉汨罗江的屈原，明确无误的认定王国维乃是殉清。
陈寅恪随后在写就的挽词中，集中表达了对于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并在挽词的序言中指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陈寅恪继而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 者异曲同工，因此王国维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陈寅恪同时感慨，近数十年来，自道光开始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因为外族侵迫的原因，导致剧烈的变迁；因而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今日乃是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因而王国维这样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必然会与之共命而同尽，王国维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本篇选摘自《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周言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讲述了置身于那个中西、新旧、左右、赤白相互交错、交锋、交战的“转型时代”，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如何从“学术”走向了“社会”，最终成为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陈寅恪交相辉映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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