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文献对“新政”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研究，主要围绕凯恩斯主义对“新政”的影响这一主题，大致有三种看法：凯恩斯主义是“新政”的理论基础，“新政”的理论基础并非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只是影响了后期的“新政”（刘绪贻，1991）。无论是哪一种观点，几乎都没有明确地指出：制度主义对“新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制度主义的影响，二是研究者对制度主义知之甚少。
本文的目的是阐明制度主义者在哪些方面、通过哪些方式对罗斯福“新政”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且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政”的出现得益于20世纪前20年的“制度主义运动”在美国经济学界营造的一种激进氛围。另一方面，本文将尝试性地采用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某些方法，探讨经济思想史主流文献忽视制度主义者对“新政”产生重要影响这一事实的原因，以期拓展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
01.
“新政”的经济学氛围：制度主义运动
“新政”的国家干预措施之所以得以实施，与美国社会早已形成的支持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意识氛围密不可分。这种氛围的营造归功于19世纪末学界和社会各阶层对自由放任的反思与批判，以及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进步运动”这一社会运动的结束后，它所诉求的反垄断、反不公平、反自由放任的运动并没有停歇，比如制度主义者在经济学界继续着这些努力。制度主义者在学术上反对正统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张，在政策上力主国家干预，成为20世纪整个20年代到3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界的主导力量，对美国各州及联邦政府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思想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制度主义运动”。
制度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来自凡勃伦。自凡勃伦开创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分析传统以来，在美国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们中的杰出代表组成了制度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制度主义运动的领袖有汉弥尔顿、约翰·莫里斯·克拉克、米切尔和制度主义的另一位奠基人康芒斯等人。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做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即NBER）的创立者。康芒斯是制度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尽管他的理论与凡勃伦不尽相同，但在强调制度分析、希望通过制度调整改变现存经济秩序这方面与凡勃伦是一致的。康芒斯在制度主义运动中在劳动立法和社会保障立法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在这些领袖的影响下，制度主义运动出现了三个中心：第一个中心是芝加哥大学（凡勃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其成员包括阿特金斯、科普兰、古德里奇、梅等。在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解散以后，这一中心又转移到了纽约的华盛顿广场学院。第二个中心在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其他的成员还包括维特、格罗夫斯等。第三个中心、也是最大的一个中心是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特格维尔等人聚集此地。借助于NBER这个平台，米切尔网络了一大批制度主义者从事经济周期研究和国民收入统计工作，其中包括库茨涅兹、伯恩斯、伯利、米恩斯、米尔斯、邦布莱特、沃尔曼。除了经济学家之外，哥伦比亚大学还会聚了一批与制度主义者有着同样信念的社会科学家，比如历史学家比尔德、哲学家杜威、社会学家奥格本。哥伦比亚大学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后来直接参与了“新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制度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们都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传统经济学无法为现存的经济秩序问题提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对凡勃伦所提出的现存商业的或金钱的制度的分析。米切尔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问题及其背景》，克拉克的《营运成本》、《经济的社会控制》，汉弥尔顿和梅的《工资控制》，汉弥尔顿和赖特的《生煤矿案例研究》等一大批成果都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反应了他们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望。“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视为功能科学，他们相信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将经济理论转变为某种形式的行动，这种行动将使我们了解我们普遍存在的经济困境的根源”。这样的信念以及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
早在20世纪初，制度主义者的社会改革主张就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影响。比如康芒斯几乎主导了威斯康星州的公用事业管制和劳动立法改革。1905年，康芒斯与他的学生一起起草了“威斯康星州公共事务法”，1907年又起草了“威斯康星州公共事业法”，1911年完成了“工人赔偿法案”。1911年，康芒斯主持成立了“威斯康星州产业委员会”。委员会由劳工问题中存在利益冲突的各方的代表和专家组成，对劳动争议进行调查，提出解决方案。康芒斯称这种委员会为政府的“第四个分支”，将其视为解决劳动问题，从而避免劳资双方阶级冲突的最佳选择。此后，成立委员会这种方式成为美国解决产业管制、劳资纠纷等问题的主要方式。1913-1915年间，威尔逊总统任命康芒斯为“美国产业关系委员会”的专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重建阶段，制度主义者就通过提交研究报告、担任政府部门顾问、直接供职于政府部门等方式，普遍参与到政府统计、政策制定和行政工作中。对美国政府在价格控制、产业管制、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切尔担任“战时产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简称WIB）物价部的负责人，领导了战时物价控制的研究。汉密尔顿是战时“劳工政策委员会”的经济专家。这一时期制度主义者对美国经济政策和经济舆论的影响，以米切尔领导的群体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最为重要。1913年米切尔的巨著《经济周期》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因为当时美国人相信经济周期以及周期性的失业只不过是经济活动正常的“季节变化”。当1920-1921年的萧条发生后，米切尔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极大关注。1921年，米切尔担任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胡佛领导的“总统失业委员会”顾问。同年，他在参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支持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政府经济预测服务，提出将自愿失业保险计划作为萧条期间保持购买力的措施。米切尔的努力使人们认识到，经济是按照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循环模式运行的，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失业问题的解决要靠政府发挥作用。
制度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培育了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意识。面对垄断取代了自由竞争成为经济的典型特征、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经济波动幅度不断加大、劳资冲突越发频繁这样的经济环境，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成为必然的选择。制度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明确阐述了政府控制的必要性，而且身体力行，普遍参与到政府活动中。此外，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近学科的大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支持了制度主义者的信念。学界的思想通过学者自己和媒体扩散到了社会各阶层，为政府干预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当然，反对者同样存在。但就经济学界而言，这一时期的正统经济学家们很少再坚持彻底的自由放任信条。他们对制度主义者的批评更多针对的是思想，而非其政策主张。。这样的舆论环境以及与政府建立的合作关系，为制度主义者广泛参与“新政”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2.
制度主义者对“新政”的影响
制度主义者对“新政”的影响表现在两个层次。首先是制度主义者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计划观念产生的影响；其次是制度主义者个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的影响。
（一）制度主义者的计划观念
从性质上看，影响“新政”的制度主义者的经济计划是保守而非激进的。他们并不想颠覆现存经济社会的制度基础，只希望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修补，尽可能地消除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保证经济的安全，让技术进步的成果惠及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米切尔、克拉克、特格维尔等人都认为，国民经济计划必须结合现存的经济秩序才能取得成功。在他们看来，经济计划的核心是提高生活水平。这一目标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保证已有的生产能力发挥最大的功效，二是逐步扩大生产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对经济过程进行控制。在不改变现存制度基础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对经济过程的控制，提高经济福利水平，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这也正是“新政”的思路。
米切尔和克拉克的计划观念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制度主义理论与政策主张的结合。他们分别将自己的计划观念建立在对经济周期和营业成本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米切尔在《社会科学与国民计划》一文中概括了自己的计划思想（也见Hill, 1957）。在他看来，经济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是有缺陷的，使得经济周期不可能被成功地“熨平”。产生萧条、失业等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的进步与生产技术的发展无法保持同步这种“文化滞后”现象。也就是说，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已经改造了生产体系和经济体系，比如垄断企业已经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社会对这种变化的反应远远地落后了。因此，需要用国家层面上的计划消除这种滞后。他建议通过顾问性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研究，来制定详细的计划方案。
克拉克的经济计划思想集中体现在《经济的社会控制》一书中。他的计划思想直接源于他早期对营业成本问题的分析。生产企业负担着大量闲置的资本或者生产能力，这种营业成本是沉重的社会成本，反映出巨大的社会层面的无效率，使社会表现出一边是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一边却是低生活水平。尽管企业自身采取了计划手段来调节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但个体的计划局限于企业内部，无法消除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闲置。因此，国家计划的目标就是针对社会的生产能力进行调节。克拉克设计的计划方案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针对竞争性行业，比如农业、流通行业、小规模制造业。在这些行业，他建议通过同业公会的形式来执行国家计划，不需要对价格和生产进行政府控制，只需要限制它们在资本品方面的开支就能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第二个层次针对不完全竞争行业。政府对这些行业的价格和生产政策进行控制，接受控制的企业可以免除反托拉斯法的约束。政府的控制建立在对这些行业的经营效率的详细调查的基础上。第三个层次针对公用事业，第四个层次针对政府所有的生产企业。这两个层次的政府控制更为严格。制定计划的部门是“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会的功能在于“调查、建议、协调，而不拥有行政权力”。为了避免计划过程中产生集权的可能性，中央计划委员会职能通过对国会立法委员会提出建议，由国会立法委员会通过立法形式来实施计划和政策。
（二）制度主义者个人对“新政”的影响
制度主义者普遍所持有的计划观念直接作用于“新政”，是通过参与“新政”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广大制度主义者个人的力量。下表不完全地概括了在“新政”政府中发挥作用的制度主义者。
当然，“新政”期间，大批经济学家参与了政府的工作，其中也包括正统经济学家。要证明制度主义者对“新政”的重要影响，还需从“新政”的核心决策层中去发现制度主义者的作用。上表中的特格维尔、伊奇基尔和伯利三人在“新政”初期就是罗斯福身边的主要经济学家。通过他们的思想，不难看出制度主义的主张与“新政”理念和政策的高度吻合。我们以特格维尔和伊奇基尔的思想为例来说明这种影响。
特格维尔认为工业部门、尤其是大企业的行为要对经济萧条负主要责任。在经济体系不能对资本的运用以及商品的价格进行控制的情况下，社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的利益以巨额收益的形式归大公司所有，而不是通过降低了商品的价格使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增加，从而惠及大众。企业自由地将巨额利润用于固定资产的再投资，导致了生产能力过剩这种形式的巨大的社会浪费。有私人企业配置资本的结果，是经济繁荣时期产生的技术性失业；而在萧条时期，由于市场萎缩，私人企业实习的减少产量来保持价格的策略又造成了周期性失业。私人企业配置资本和控制价格的权力不仅造成工业的灾难年，还祸及农业。在减少产量从而使工业品价格得到维持的情况下，农产品市场必然萎缩。在萧条中，由于消费者购买力的锐减使整个农业经济结构陷入混乱。因此，萧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私人企业的生产和价格政策。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必须积极地、直接地介入企业的资本配置和价格制定，但并非国有化形式的介入，而是通过计划工作与企业形成一种合伙人关系，在这种合伙关系中，政府的地位要高于私人企业。
按照特格维尔设计的计划方案中，每一个行业都由该行业内各企业的代表组成一个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成立自己的计划委员会，由委员会设计各种计划工具。各个行业协会的代表，以及政府和公众的代表，共同组成“美国产业联合委员会”这样一个中央计划组织，对各产业的生产、价格等方面的计划进行协调。而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则由各行业协会负责。计划的核心是各行业协会规定自己的产品的价格，使价格下降到企业不能积累剩余利润的水平。要实现这一方案，需要建立一个“产业复兴基金”，基金来自对工业品征收的3%的特许税。产业联合委员会将基金分成三等份，一份用于奖励执行计划的产业，一份用于帮助企业支付股息，一份用于支付失业保险。在企业不能执行计划的情况下，特格维尔提出通过征收未分配利润税的方式来分配它们的剩余利润。通过计划，私人配置资本的权力得到遏止，这在特格维尔看来就掐断了经济混乱的源头。
特格维尔相信，通过以上措施，中央计划机构可以构建一个涵盖消费模式、生产配额、价格、以及资本配置的国民经济计划。但是，他并没有展望这个计划的前景，因为制度主义者普遍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使他在提出，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应该通过试错的方式寻找最好的平衡生产和消费的手段，以保障计划方案涉及的所有人的合法利益。
伊奇基尔在1939年比较系统地整理了他的计划思想和早已付诸实践的政策主张。同米切尔、克拉克、特格维尔一样，伊奇基尔相信经济剧烈的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不稳定，他称为资本品工业的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资本品工业在我们的经济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预期不稳定性表明，是它导致了过去20年中经济活动的剧烈波动”。资本品工业在经济繁荣时期的盲目扩张，导致萧条时期出现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这个行业的困境扩散到其他行业，使整个工业陷入更严重的萧条。要解决这种困难，必须对资本品工业的投资制定长期的预算计划。
伊奇基尔的“工业扩张计划”要求在每一个关键产业都建立一个由管理者、劳工、消费者和政府的代表组成的产业权力机构，负责计划每年的产量。各产业之间相互检查和协调各自的产量，以确保平衡的工业扩张。中央计划机构“工业扩张总署”负责对工业扩张计划进行管理，其任务是确认每个产业的年产量。政府将购买在计划执行中企业没有销售的存货。这显然是两个《农业调整法案》中的“常平仓”措施。
为了贯彻计划，需要通过立法来保证企业执行计划的产量。伊奇基尔的主张是征收工业品加工税。这种税收一方面控制了产量，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购买剩余产品提供了资金。为了防止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水平停滞不前，伊奇基尔的计划允许效率最高的企业扩大产量，同时也允许新企业的进入。通过扩大高效率企业的产量配额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激励。每个产业年产量的2-5%要留给这些高效率企业，而低效率企业的配额在下一年度将被削减。
伊奇基尔的计划并没有包含所有工业，仅限于那些竞争已失去调节作用的产业，比如钢铁、水泥、汽车、农机、铜、铝等行业。他认为这避免了全国复兴总署的失误，它正是将经济中太多的部门纳入到计划框架内，从而没有足够有效的行政权力去保证计划的施行。而且，他认为自己的计划在保证产量、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同时，并没有提高总体物价水平。此外，伊奇基尔强调不能草率地实行计划。全国复兴总署的工业部门必须事先仔细研究关键行业的生产模式，估计各种关键工业品可能的供给和需求。
将位居“新政”核心决策层的这些制度主义者的计划思想、尤其是他们的政策主张以及详细的计划方案与“新政”措施进行对照，无论是农业的调整还是复兴工业的努力，制度主义者的主张都可以视为这些领域的改革的思想基础。至于本文没有提及的金融领域，尽管代表性的制度主义者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们的思想与这一领域政策目的和诸多措施仍然是吻合的。而在公共工程和社会救济方面，前述克拉克和康芒斯的思想得到直接的体现，而且威斯康星州社会保障方面的诸多法规直接出自康芒斯和他的学生之手。
03.
经济思想史主流文献为何忽视这段历史：SSK视角的分析
通过制度主义运动帮助营造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观念氛围，通过从学理上对计划思想的清晰表达，加之直接地参与到“新政”决策和政策实施过程，制度主义者对“新政”的影响是不容质疑的。问题是，提及这段历史的正统经济学文献（包括经济思想史文献）都没有明确制度主义这一学派对“新政”产生的影响，仅仅是简单描述了一下参与“新政”的一些人物。在这里，“制度主义”又成了经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正统经济学文献为何忽视这段历史？我们尝试性地借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某些方法，尤其是其中的“社会建构主义”这一分支所采用的“行动者-网络分析”（Actor-Net Analysis，简称ANA）来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SSK脱胎于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它比科学社会学更进一步，不仅质疑科学形式的普适性，而且认为科学的内容也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过程的结果。自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之后，SSK的发展非常迅猛，大致产生了“强纲领”和社会建构主义两个流派。这里我采用的是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之一，法国人拉图尔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拉图尔，1987；拉图尔、伍尔加，1986；张林，2007）。
制度主义这一学派对“新政”的影响以及这一学派本身之所以在经济思想史上“失踪”，有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制度主义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网络”对抗正统经济学；另一方面，正统经济学凭借自己建立的强大“网络”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同时打击了制度主义这一对手。拉图尔认为，与一种科学理论或者理论体系有关的一切事实、人物、金钱、方法论原则、理论、工具、机制、实践、组织等等，都是科学的社会建构中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行动者，所有这些行动者构成了一个网络，它支持并认可其中的每一个元素。这个网络越大，或者说将新的元素与网络结合起来的能力越强，这种科学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网络的吸纳能力越强，甚至将竞争性网络中的元素吸纳为自己的元素，那么这个网络以及它所坚持的信念就会得到更好的维护，越有可能击败竞争者而成为主导性的知识。
20世纪前30年（尤其是2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界处于一个多元时代。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和处于成型时期的新古典范式这些正统经济学说不乏支持者，而且强化新古典范式的计量经济学正在兴起；另一方面，以制度主义为代表的非正统经济学、或者美国自己的经济学也异常活跃。在这个多元时代，正统和非正统两个阵营都在构建自己的“网络”。从制度主义这方面来说，它的“行动者”包括米切尔、康芒斯、克拉克等在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包括“制度主义运动”这一实践制度主义者主张的事实本身，包括NBER这样的著名组织，也包括NBER等研究组织从洛克菲勒基金、卡内基基金等机构得到的巨额资助。可以说，制度主义的行动者们在这些方面的行动能力超过了正统经济学。但对制度主义来说，最致命的是，它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积极。制度主义者纷纷把精力集中在解决现实问题上，使得凡勃伦的庞大体系没有得到清晰的解释和提炼；康芒斯自己那个同样庞大、而且表达晦涩的理论体系也仅仅是他自己的行动指南，没有得到普及；米切尔沉迷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但是重点在于对经济周期的统计描述和预测，而非经济周期理论；克拉克尽管在营运成本、加速数等问题上开研究之先河，但在理论细节上的突破并不足以支撑制度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汉密尔顿等其他杰出的制度主义者同样只留下了供后人去发掘的思想。这样，制度主义的“网络”中缺少了一个足以吸引更多元素的核心。加之制度主义的诸多学术盟友——比如本能-习惯心理学、现实主义法学、实用主义哲学——开始转向或者日渐式微，原有的一些行动者离开了制度主义的“网络”；而且制度主义也没有努力向欧洲这一当时的经济学学术中心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制度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走向了衰落。可以说，制度主义的“失踪”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自己迷路而走失。
但是，忠实的历史记录不能因为一个学派的衰落而忽视它曾经起过的作用。制度主义本身的衰落并非它对“新政”的影响被忽视的主要原因。
正统经济学同样在构建自己的网络。20世纪20年代，除了J. B. 克拉克之外，费雪、陶西格、瓦伊纳、奈特等美国杰出的正统经济学家的影响在当时远不及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实践、组织、金钱等这些行动者的行动能力也无法与制度主义相提并论。但是，正统经济学抓住了理论构建这一网络的核心，并且为他们的网络穿上了一件漂亮的外衣。
从这个时期开始，正统经济学面对自由竞争经济日益被大规模企业支配的经济取代这一事实，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内部开始发展垄断竞争或者不完全竞争理论；到30年代提出成熟的垄断竞争或者不完全竞争理论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取得了增量上的发展。同时，分析工具的创新（比如无差异曲线等）为巩固边际革命的成果提供了保障。面对失衡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凯恩斯革命同样从正统经济学理论内部进行了重大修正。这样，正统经济学网络的核心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正统经济学不断吸纳新元素补充自己的网络，而且还吸纳了一些制度主义阵营中的元素，比如克拉克从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分析中衍生出来的加速原理以及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后来成为萨缪尔森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的思想源泉之一。此外，30年代欧洲密布的战云让一批经济学家移居美国，加强了正统经济学的网络。
理论上的工作和强援的到来开始分解制度主义的网络，但真正让制度主义在网络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还是正统经济学网络编织它那件漂亮外衣的努力——“形式主义革命”。严格地说，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革命”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但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酝酿这场革命。那就是考尔斯委员会大力倡导的计量经济学登上了经济学史的舞台。计量经济学的出现使得制度主义不再是惟一能够进行度量和经验检验的经济学，而且，在强大的理论支撑下，正统经济学开始藐视制度主义者进行的度量和检验。比如库普曼斯就毫不客气地指出，米切尔的统计工作完全是“没有理论的度量”。
随着正统经济学的网络越来越强大，它开始了击败制度主义这个竞争者的努力，就像库普曼斯那样，“破坏对手的网络而指出对手的缺陷”。在破坏制度主义的网络的同时，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让他们的贡献看起来像是历史的自然发展而建构了他们的历史。……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来解释过去的故事，以证明自己的工作的正确性”。“胜利的范式总是修改它们的领域的历史”。正因此，在正统经济学培训系统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没有机会去、也不会去关注制度主义，制度主义已经被正统经济学视为“不科学”的体系而抛弃；正统经济学文献中不会出现制度主义的历史。因为如果对制度主义加以肯定，或者哪怕是刺激了研究者的兴趣去发掘制度主义曾经产生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正统经济学就相当于自己去破坏自己的网络。
我们要强调的是，按照SSK的观点，无论是网络点构建还是与竞争对手的较量，多数情况下都不是有意而为之。一种科学通过建立一个兴趣-利益同盟，就可以去发展壮大自己的网络。或者说，兴趣一致的人组合在一起，这不需要受命于谁。关键是这个组合随着网络的构建会形成一种一致的利益，或者说只有留在这个网络中，才可能获得它带来的利益。
制度主义者疏于理论工作而自己“走失”，导致“失踪”。他们“失踪”后并没有多少人努力去寻找。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就被淡忘。正统经济学文献忽视了制度主义对“新政”的影响，不以经济学史为研究重心的历史学家自然不会注意到影响“新政”的那些人是属于一个经济学流派。
（注：文中注释略）
作者：张林，教授，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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