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修身，达志兼济

独善兼济，是孟子在他的著作《孟子·尽心上》中提出来的，原文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后来人们将兼善天下改成了“兼济天下”。这句话虽然由孟子提出来，但这思想应该还是源于孔子。或者说，独善兼济应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必然。

儒家之学，《论语》之学，是修身之学。整本《论语》，就是在讨论读书人怎么修身，怎么治国。孔子反复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要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安贫乐道；要求君子无论世道如何，都要保持自我品格，不可不择手段追求富贵，君子爱财也要取之有道。要求君子见贤思齐，见善思及，要以仁为己任，居家则独善，在乡则孝悌，一旦有所作为，就要弘道，就要不辱君命。

儒家由独善自然就提出了慎独。“慎独”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的《大学》和《中庸》两篇文章。《大学》里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里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的意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辞海》），实际上就是独善其身的意思。所不同的是，慎独之说，告诉我们，独善是有难度的，要慎之又慎。当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除非大奸大恶之人，一般总会表现出其善的一面，这是监督的作用。人一旦失去监督，往往就有可能为所欲为。这样的善，实际上是伪善，是做给别人看的善，不是发自内心的善，因此，在《大学》里就提出了一个“三纲八目”，其中“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正心”为“八目”之二。诚意是真善，真善就要慎独。

说到慎独，在《论语》里有颜回的例子，《论语·雍也》里面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还可能只是“独善”，东汉有一个更典型的“慎独”的例子。据《后汉书·杨震传》记载，东汉时候，有一个叫杨震的读书人，他到东莱去当太守，赴任途中，路过昌邑县，这天深夜，这个县的县令王密，怀揣十斤黄金，到驿馆前来拜会新任太守杨震，当他拿出黄金时，令杨震大吃一惊，杨震严肃地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不料这王密说，“夜深人静，谁人知道？”仍然一个劲的将黄金往杨震怀里推，这时，杨震义正辞严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无人知道？”王密只得惭愧而归。这个历史故事应该体现了“慎独”的真实含义，为我们树立了“慎独”的典范。可以说，杨震的道德修养已经真正达到了“慎独”的境界。

儒道修身，目的有别

但是，在儒家，修身不是目的，目的在齐家，在治国，在平天下。“独善”、“慎独”，最终要指向“兼济”。

可以和道家做一下比较。

道家的人，也许更偏重自然的人，儒家的人更偏重社会的人。道家更重视自我的保身与舒泰，儒家更重视的是社会责任。道家做人，在乎一个真字，不妨率性；儒家做人，在乎一个“仁”字，或者一个“忠”字，强调责任。

比如，儒家和道家都强调“安贫乐道”，但是仔细分析这安贫乐道，在儒道两家却有很大不同。道家的安贫是绝对的安贫，是骨子里的安贫，是反对物质享受，是要回归原生状态，他们认为那才是快乐的。儒家的安贫，本质上不是安贫，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儒家心中是想着富贵的，只是君子爱财须取之有道。所以只要有机会，只要合乎正道，富与贵不妨大胆争取。在思考“独善兼济”的时候，也需要想想“兼善”或“兼济”的“兼”字，兼是同时兼顾，兼顾的一边是天下，那么另一边呢？应该是自身。所以，所谓兼济天下，就是在自己富贵在自己得意的时候，你要考虑天下，你不能只顾自己快活，所以儒家的兼济天下实际是孟子的“推己及人”思想的体现。可见，儒家的兼济天下是有取富贵的意思，只是要以正道取富贵而已，只是在取富贵的时候，你不能只是为了自己去取富贵，你要兼济，你要同时使天下的人也得到富贵。所以儒家的“安贫”是暂时的，是有条件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品德修养。不像道家的安贫，是永远的，是彻底的，是无条件的。在道家看来，贫就是快乐，所以他们要绝圣弃智，要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要回到原始状态去。

那么“乐道”呢？其实二者也有很大差别。道家的“乐道”，乐的真是“道”，就是那个自然之道，是回到一种人生的自然的状态，初始的状态，然后自得其乐，在这种状态下去享受生命的真正快乐。在道家看来，物质是外加的，文化是外加的，都不是人应该追求的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生命的自我体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是顺其自然的通泰的生命状态。而儒家的“乐道”，实际上是乐“仁”，是以体验“仁”为快乐，是以实践儒家的道德规范为乐趣，这种乐是为“人”（他人）的乐，所谓“仁者爱人”。所以，儒家之乐是乐“人”之乐，道家之乐是乐“己”之乐。从社会的角度说，儒家是伟大的，儒家始终在为他人而活，为社会而活，是为建立一种伦理的秩序，所以，儒家也为自身之忧而忧，为自身之乐而乐，但正如范仲淹说的，这种为己的忧乐必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说儒家是伟大的，那么道家是可爱的，如果说，儒家的乐是“伦理之乐”，是“他人之乐”，是“社会之乐”，那么道家的乐，是“生命之乐”，是“自己之乐”，是“率性之乐”。所以，道家是生命哲学，儒家是伦理哲学。道家的安贫乐道，一定是回归自我，回归真我。儒家的安贫乐道，目的为回馈社会，影响他人，所以，兼济天下，一定是儒家的必然选择，或者说“独善其身”的目的还在“兼济天下”。所以，自强不息，慎独兼济，仁者爱人，等等，是儒家的必然。为什么社会的主流会是儒家？为什么民间偏向道家？当然是有原因的。儒者刚健进取、积极入世;道家遁世退隐、消极出世.各有得失，互为补充，表里相辅，古代知识分子常常表现为外儒内道，以儒兼济，以道修身。

孔偏独善，孟重兼济

这是说儒道的区别，如果从儒家本身来说，在孔子那里，谈个人修身谈得更多，更偏重于独善，也许是孔子所处的春秋这个封建制土崩瓦解的时代，这时代相对更黑暗，孔子的理想到处碰壁，周游列国却始终如丧家之犬，最后不得不退而授徒，在那个时代，兼济的平台太少。孟子的时代，虽然也还是黑暗的，但毕竟已是战国，是封建制逐步建立的时代，所以孟子雄心勃勃，非常自信，在独善的同时，有更多兼济的机会吧，所以他提出了独善兼济的主张，他提出：“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且在独善与兼济两者之间，他似乎更偏向于兼善，读孟子处处都能感受到他的自信、他的大气磅礴，他的浩然之气。在他看来，什么叫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不是得志便猖狂的人，不是有权有势、搅得天下不安宁的人，而是泽被苍生的人，行天下之大道者。读孟子之文，总能受到一种鼓舞，总能让人热血沸腾。

修身养德，兴亡有我

儒家的独善兼济，应该是鼓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且看看这些众口传颂的名言：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陆游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

还有两段大家熟知的名言。

一段是诸葛亮的《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在这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是独善，淡泊宁静是独善，但是独善的目的是明志，是致远，诸葛亮所担心的是“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可见目的就在于兼济。读书人独善之时，在干什么？他不仅在“励精”，不仅在“冶性”，更在读书，更在广才，更在成学。所以，诸葛亮传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独善是为兼济做准备。果然，你看当刘备三顾茅庐找到孔明，你看那隆中对，一个年纪轻轻的读书人，竟然对天下大事了然于胸，分析精微。可见他在茅庐的独善是做好了充分的兼济的准备的。

另一段文章是刘禹锡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这篇文章，无疑表现了刘禹锡不慕名利、安贫乐道的高洁志趣与精神追求，但是，仔细读读文章，你当会发现为什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聊友都是文化名人，所交殊非泛泛之辈。尤其是“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诸葛亮，三国杰出谋士；杨子云（杨雄），汉代辞赋大家；一武功，一文治。刘禹锡在独善之时，仍然不忘其兼济之志啊。

这，就是中国的文人，这就是在独善兼济的文化熏陶下的文人，他们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修养，另一方面，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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