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中国古代金银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但金银器皿却始自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魏晋南北朝，金银都主要用作车饰、冠饰、带饰、首饰以及玉器、漆木器、蚌器的边饰，以及青铜器、铁器的表面装饰。直到唐代，具有独立风格的金银器皿才占据主导地位，各种工艺也运用自如。
唐代是我国金银器手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其工艺精湛，纹饰图案精美，品类繁多，尤以在银器上作鎏金纹饰的“金花银”工艺最具特色，时称“金镀”、“金涂”、“镀金”、“金花”等。“金花银”是银器制作工艺的一种，先在银器上錾出图案，后在图案上鎏金，这样既突出了图案，又产生了黄白相间，相互映衬的视觉效果，工艺虽显繁缛，但可使银器更加富丽，富有立体感。
金花银在唐代皇宫中极受尊宠，皇帝赏赐的贵重物品中常常有它，如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金银器有金花银碗、金花大银盘、金花银胡瓶等。官员朝奉也多有金花银器，如文宗在大和年间就曾令地方政府在四节进奉金花银器。金花银器不仅是研究唐代金银手工业发展情况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唐代社会、经济情况不可缺少的实物例证。
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文化交往加强，西方金银工业的制造技术及器物形制、纹样风格对唐代金银器制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金花银器的制作，除了龙凤纹、花草纹、瑞兽等传统纹饰外，还有西方的造型和纹样特征，甚至有些器物为舶来品。如赤峰市敖汉旗荷叶乌苏乡李家营子墓葬出土的猞猁纹金花银盘（图一），盘底锤揲出一只浮雕状的猞猁，两角竖立，低头垂尾，张牙舞爪，神态凶猛威武。同墓还出土有狮纹金花银盘（图二）、鹿纹金花银盘、摩羯纹金花银提梁壶（图三），与此盘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土城子墓葬出土唐代摩羯纹金花银杯（图四），器身作四曲海棠形，口缘以鱼子纹为地平錾枝叶纹，内底以海水为衬托，摩羯浮游其中，周围衬以联珠纹和花瓣纹。此组器物皆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唐代，包括稍早一些的南北朝、隋朝，笼统地称为“西方”、并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是贵霜、嚈哒、突厥、萨珊、拜占廷、粟特、大食，它们都是金银器皿制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对唐代金银器皿的影响都很大。当然，中亚、西亚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金银器皿自身内涵的多样性，决定了金银器皿本身也常常是多种文化的集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东西文化的交流之路。考古发现证明，西方金银器至迟在汉代已经开始输入中国，而且出土数量随着时代推移不断增多，与丝绸之路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相一致。唐代金银器上的外来因素，主要来源地为波斯、粟特等。
北魏到唐初的几百年间，许多波斯萨珊人来到中国，在定居中土的波斯人中，不乏金银工匠。《旧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上嘉纳之”，足见当时社会对于波斯工艺的接纳与喜爱程度。又《旧唐书﹒田神功传》中载，上元元年，田神功“至扬州，……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大庆三年三月，朝京师，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件、缯綵一万匹”，说明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波斯人为数不少，而且手中有许多金银器，有的是带来的，有的是就地制造的。
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在唐代属营州管辖，地处唐朝东北边陲，是古代东西方交流频繁的地区之一，也是丝绸之路在东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开元年间，唐政府广招天下胡商，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胡商到营州开店、立肆，从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散居全国各地的波斯、粟特商人就穿梭往来于营州进行贸易。前述猞猁纹金花银盘即是古代粟特商人经“丝绸之路”辗转带入中国的。
中西方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的先进技术也传入中亚、西亚及至欧洲，拜占廷引入中国的育蚕法、粟特人把造纸术传入欧洲已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当地制品上中国文化因素的渗透，现已查明粟特银器中，便有许多唐代金银器相近的因素，有的应当是接受了中国的影响。□郑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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