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差距还真是不小，而且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落后。
先是重炮，在古代的中国，重炮压根就没有被自主发明出来，当然这也不能怪中国工人无能，实在是因为同时期的中国城墙要比大多数欧洲中世纪城堡的城墙要更加厚实，致使早期的火炮根本无法有效的对城墙进行打击，故而让重火炮在中国没有市场前景而提早夭折。
既然重炮是先天不足，那还有情可原，不过火枪和轻火炮的落后，就实在是大明自己不争气了。
早在洪武年间，由于刚刚结束了元末的群雄纷争，中国此时的火器水平基本是和世界处于同一水平的，而且因为当时东亚地区的甲胄要比世界其他地区的甲胄更加厚重，所以对火枪的破甲要求格外高，洪武初期的火门枪是当时口径和长度最大的火门枪，其所造成的破坏也是当时单兵火枪中威力最强的，这点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不过这份骄傲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明政府的种种骚操作，致使了中国火器发展的停滞。
明初的洪武朝廷，是个刚刚推翻元朝的封建集权制国家，火器的研制与使用统一由国家严格监控，所以明初的火药配方，火铳的制造技术与工艺规程，一概藏于密室，当时的其他人及时至今日的后人都全然不知。
此外明初的火器由国家统拨银制造，不计成本，没有竞争能力，私人也不得擅自制造，制品更新甚缓。再加上明朝的主要敌人蒙古和越南基本上没有什么防御的甲胄，使得重火枪成了浪费钱的笨家伙，慢慢的火枪的口径就被缩小了。
成祖篡位之后，在禁军中设立了神机营，这原本是想充分发挥火器作用的军事组织，但是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为了保证禁军实力的强大，朱棣比朱元璋更加严格的集中了火器的铸造权，同时也不忘对各地方驻军给出指导性批示。不仅对军中所应装备的火器数量做了一定限制，还要求地方上严格根据禁军的经验来重新制造。这种酷似后世标准化的政策，实际上是将各地自行发展火器的通道堵死。
此外明代继承了元代的匠人户籍制度，原本是想保证生产力，但是不想高度独裁的政府以及官员对于匠人的鄙夷态度给工匠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最后匠人逃籍者不胜其数，剩下的匠人也没有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是交工混日子。
有了这些限制，大明的火器到葡萄牙人和大明接触之前，一直都处于一个发展停滞的水平，在交趾战争中，宣宗时期的快枪，甚至不如越南人的快枪好使，可以说是非常丢人了。
而同时期的西欧和西亚，却在战争和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不断成长。
14世纪末期的西欧，到处邦国林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又值市民阶层同封建贵族开始进行夺权斗争的时期，火药与火器的研制与使用技术广为传播而没有严密的控制，故在互相间的竞争中发展也较快。
当明朝在15世纪初期还在用快枪和越南人一较高下时，西亚人和西欧人已经开始使用多管火门枪和肩抵火门枪作战了，当时的奥斯曼苏丹亲兵，已经开始批量装备肩抵火门枪，相比于传统的手持枪，肩抵火门枪的精准度更高，使用起来更方便，弹道更平稳。
此时的欧洲和西亚还迎来了巨炮时代，重量达到数吨的巨型青铜炮和铜体铁芯炮，足以摧毁当时世界上任何一道城墙。比方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时所使用的乌尔班大炮，只是一炮就解决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坚固的君士坦丁堡的内外城墙。
在轻火炮方面，明朝和西欧之间的差距也不尽人意。当时西欧人惯用的轻火炮有隼炮和蛇炮等，在野战时有炮车运载，射击时有卡尺来预设角度，而这些都是明嘉靖朝以前的火炮所不具备的。
再有就是当时的西欧正在文艺复兴初级阶段，人们对科学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重视，有了大量数学和物理学的进步，就给火器的进一步发展做好了理论基础。反观同时期的中国，明代的科举相较于唐宋取消了算学这一项考试，在国子监中也没有在设立相应的理科教学，这导致文人愈发的不重视数学和物理学的进步，因此在明代，西方人到来之前，明代的数学进步缓慢，著作相较于前代也是少之又少，而且相关知识也不能提供到军武的开发中。
纵然后来西方的或其进入中国后，明代火炮和火枪仍然和西亚和西欧有一定差距。佛郎机和鸟铳的引入虽然强大了明朝的军事水平，但是此时明军的火炮火力和欧洲的正规军相比仍然是落后水平，而且明军在重炮领域仍然处于空白阶段。鸟铳虽然得到推广，但是其使用量仍然不及早就被白人淘汰的多管火门枪（三眼铳）。
明末，中国的士大夫在和意大利和德国传教士的密切接触中俨然开启了一场西学东渐之风，代表人物徐光启和利玛窦合力翻译了《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同时明政府还斥巨资引进葡萄牙火炮手来对明军的炮手进行培训，学习新的火炮铸造技术，天启末年崇祯初年在登州当巡抚的孙元化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除了直接学习以外，明政府还引进了欧洲中等体积的舰载加农炮和土耳其的重火枪来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在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中用这些新技术充分的在后金八旗军面前秀了一波。不过遗憾的是这种优势并没有保持很久，当登州发生兵变的那一刻起，就预示着大明已经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进步机会，所有的努力都被后金占了便宜。而财政吃紧的明政府已经无力再重新搞这么一波了，好不容易和西方缩小的差距，在崇祯后期再一次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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