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时值炎阳渐盛鳞鳞若火的六月，福建五虎门却是云帆蔽日，六十三号巨大的宝船正乘风破浪，剪开蓝色的波澜奔往接天的远洋，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大幕由此拉开，谱写一段世界航海奇迹。通过《明史·郑和传》的记载我们得知，下西洋之举，为明成祖朱棣一手发起。
而且出使远洋沟通域外，是朱棣夺取帝位之后，较为迫切的一个心愿。早在永乐元年，朱棣就曾派遣心腹太监尹庆航行爪哇，下西洋在彼时也已经着手筹备，除了督造巨大的宝船，挑选老练的水手、随从之外，朱棣对掌舵整个使团船队的正使选择，也颇为留心。初选定下郑和之后，朱棣还专程让相士袁忠彻为郑和看相预卜，诸事圆满才最终拍板。
种种准备细节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朱棣对下西洋，似乎有非同一般的执念。其次，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之巨、航程之远、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彼时世界之人望尘莫及的。更重要的是，郑和的船队装载了朱棣施于沿途各邦属的不菲赏赐品，众所周知，成就与付出是成正比的，这无疑意味着郑和下西洋需要巨量的财力支撑。
《明史》对此记载，三宝下西洋“厚往薄来，支费浩繁”，仅造船就费钱几十万，每只约合五六千银两，为了保证船队的出行，朱棣甚至“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七下西洋的29年，使库藏为虚。由此可见，下西洋的代价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就更加令人疑惑，朱棣究竟为何执着于下西洋，他派遣郑和出使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明清往来的数百年间，历代学者皆对此进行深入探究，无论寻找建文帝抑或宣扬威德，还是抗击帖木儿等等，众说纷纭无有定论。而随着一块深埋海岸5百余年的郑和石碑重现，也许给出了意外的答案。早在1911年，锡兰（即是斯里兰卡）学者意外在一座寺庙下的海岸淤沙里，挖出了一块古旧的石碑，碑首雕刻着精美的飞龙戏珠。
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这块石碑上竟然还刻着古文汉字，经过释读正是郑和下西洋时，途径锡兰时所铸刻树立的石碑，碑文记述“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言辞之间尽显和煦的上邦姿态。
所以，学者从碑文中推测认为，朱棣投注大本开创西洋远航，绝非是为寻找建文帝。从碑文可见，朱棣有不同于其父朱元璋的邦交理念，他虽严防元虏，却更加雄心壮志，而且对元代开化的藩国心存向往。
朱棣也想继之而起，接力创建这种藩国规模，将大明的威仪推向远方，如此格局，尽显雄主之风。只可惜，朱棣死后，明代后续君王都没有这样的眼界，进而停罢下西洋，使得迈步世界引领群藩的壮志，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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