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是位这些年被谈的有点烂大街的思想家，然而很多人对其思想却不甚了解，这固然是因为他的书比较难懂，理论的色彩较强，读起来需要整段的时间和深入的思考。然而这社会中浮躁的风气，又何尝没有助长这种以为知道了一个名字就知道以为了解了一个人的思想的“风俗”。这里推荐的书《漫说哈耶克》是一本讲述哈耶克思想的“科普书”，全书由诸多短篇组成，适合片段时间阅读，语言浅白，内容贴地气，所以说，这本书是一本彻底了解哈耶克其人其理论的非常好的作品。
要想了解一个人，看他的老师，朋友和敌人，这本书的五个部分，除了第二部分介绍哈耶克本身的生平，以及第五章介绍哈耶克和中国的关系外，分别围绕哈耶克倚靠的思想巨匠，哈耶克的论辩对手，哈耶克的生平来描述。其中最关键的第一部分，介绍哈耶克之前的经济学家，其中既有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李嘉图，也有不那么大众的米塞斯，伯克，还有对大多数人知之甚少的巴斯夏。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无源之水，哈耶克继承苏格兰启蒙运动，重新论述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当我们说起启蒙运动，说起自由主义时，我们更熟悉的是法国的，维理性那一派，而忽略来自苏格兰的声音。相比于大吵大闹的法国人，也许苏格兰是阴冷的气候让那里的思想家对人的理性和建构的力量更加谨慎。
大卫休谟 苏格兰启蒙运动开创者
哈耶克本人曾说：“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他们当中的杰出者首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随后，他们在英格兰的同时代人塔克、爱德蒙·柏克和威廉·帕列也对之做出了详尽地阐释；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那种植根于普通法法理学中的思想传统。”
哈耶克接着说：“与他们观点相反的乃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传统，其间充满了笛卡儿式的唯理主义：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和卢梭、重农学派和孔多塞，乃是此一传统阐述者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
这种启蒙主义及其孕育出的保守主义思想，成为了西方社会之稳定的基石。而在19世纪，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辉格党人，哈耶克自称自己首先是一位辉格党人，何谓辉格党人？
辉格党人被一种共同的激情结合在一起，他们都敌视专断的权力，而防范政府的专断行为是他们政治活动的指南。辉格党人的这些观点最初形成于17世纪前10年，‘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比这珍贵，即按某种法治进行管理和统治，而不是由变幻无常的和独断的统治’，即政府‘不遵守被广泛承认的普遍的法’。
辉格党人创始人亨利
约翰·洛克认为，辉格党人所为之奋斗的是‘自由……是人们能达到这样一种社会，一种固定的规则普遍适应于每一个人，人们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行动，而不用听统治者的指导，不用担心别人变化无常的、不可预见的和独断的意志。任何人都被赋予法律的和至高无上的权利，只服从已颁布的、为人所知的、固定的法律的统治，而可以无视统治者个人的命令……（即使是立法者也）不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必须维护正义……法律的最高执行者并不拥有个人的意志和权力，而只有法律的意志和权力……最终的目标是……限制权力，使任一党派或个人都不可能取得支配权’。……在辉格党人看来，自由是有明确的、确定的含义的，即免于专断（即‘没有法律’）、威压，不管这些来自国王、议会还是某些人。辉格党人认为，这种自由唯有严格地实行法治才有保障，也即是说，‘按某种持久的、统一的、普遍的法律进行治理……而不服从某些高高在上者一时的心血来潮的命令……’。
总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这种理论表明，某种比单个人所思的结果要宏大得多的成就，可以从众人的日常且平凡的努力中生发出来。
这个论点，从某些方面来讲，构成了对各种各样的设计理论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来得要比后来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更具威力。这种社会理论第一次明确指出，一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能的设计：这种理论进一步指出，这种秩序的出现，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它乃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然而，这种声音却在哈耶克生命的最初几年日益式微，那时流行的是法国式的社会改造理论。哈耶克曾经解释说：“源于法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往昔获得压倒优势的成功，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它们对于人的自尊和抱负的极大诉求。” “由于法国传统的论辩相当唯理，像是有理，似合逻辑，又极为夸张地设定了人的理性具有无限的力量，所以渐渐赢得了关注并为人们所欢迎，但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却未曾阐释得如此清楚，也不那么明确易见，所以日渐式微。”
而哈耶克所作的，就是重申了自由市场的价值，他的第一本政治哲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就是指出法国式的所谓的自由主义，其实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而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就是专门批判法国式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唯理主义——的。
自由市场第一要素是让价格自由，拒绝贸易保护。哈耶克说：“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能使成百上千万人协调他们的行动，以适应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社会的种种变化、需求和状况。……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计划经济之所以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准确而及时的价格信号，无法了解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状态，因而，根本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
与之相对的是自由浮动的价格，浮动的价格及与其相伴而来的种种制度，乃是克服知识之分立的最好、或许是唯一的途径。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通过创造出市场秩序，让个人可以借助浮动的价格和利润，最充分地利用其分立的知识，以此促进社会成员间有效的合作。
自由主义的另一要求是最小化的政府。这本书中重点介绍的一位哈耶克的精神导师巴斯夏曾说，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虚构的实体，每个人都竭力通过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国家不是也不应当是别的什么东西，仅仅是一种公共警察力量，它不是压迫和互相掠夺的工具，相反，它只是为每个人提供一种保障，并使正义和安全主宰所有人。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长一只手。它有两只手，一只手管拿，一只手管送——换句话说，它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为了干第二件，必须先得干第一件。而严格说来，国家只能拿而不能给”
为何要这么限制政府的权利了，这是因为由人所组成的政府，总是处于无可避免的无知状态。如果谁幻想自己可以准确地预测行动的所有后果，那么，全面的社会计划就是可能的。而这种体制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政府的政策往往会以它所无法预料到的方式，导致它根本无法预料到的结果。同时，政府自以为在采取某种有益的政策和限制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抑制了哪些可能更好的办法的出现。
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
这种短视，有可能是知识上的错误：分析长远的、对于社会的普遍效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经济学家似乎无法以此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毕竟，比起提供一些简单、看起来包治百病的药方来，要让大众和政府官员理解事情复杂的关系，似乎更困难一些。
正因为人的无知及其行为总伴有不可预知的结果，因而才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政府活动的范围，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个人去选择，让他们自己承担责任并允许人们在各个方向上探索。无视人类行为和社会体系的复杂性，导致的就是某些人致命的自负。
用哈耶克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经济政策措施的当下的和可以具体地预测到的效应判断这些政策，那么，我们就不仅不可能实现某种可以维系的秩序，还将必然一步一步地丧失自由，从而阻止了比我们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好的东西之出现。自由对于各不相同的个体充分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如果我们限制他们以自己乐意的任何方式服务于其他人的自由，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已然阻止了什么样的有益的行动。而所有的干预行动，就正是这样的限制。当然，这些干预行动总是许诺要达到某些明确的目标。只有在完全阻止一些个体的某些不为人知但却有益的行动的时候，政府的这类行动才能每次都达到其事先预见到的直接结果。
其后果就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一个接一个，并且不受对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自由的忠诚的约束，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几乎所有方面丧失自由。巴斯夏把选择的自由看作是一种道德原则，绝不能出于权宜的考虑而牺牲自由，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假如只有在废止自由的具体损害能够被明确指认出来的时候才尊重自由，那么，自由的任何方面就都不是不能废止的了。
用伯克的话来总结哈耶克的政治上的观点，即：”所有的政权，人类的每一利益和福乐，每一种善，每一项明智之举，莫不以妥协为基础，以交易为基础。“这样的妥协，不是个人政治投机，而是本乎正义与道德，以最高价值为折中算计之基准，这价值就是：维持自然的和平，维护人民的自由，保持权力的制衡。
在谈论了哈耶克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思想外，这本书还描述了哈耶克参与过的两个学术沙龙，一个是尤其老师米塞斯主持的米塞斯讨论班，另一个是哈耶克自己主持的朝圣山学社。
先说说我们熟悉的朝圣山学社，哈耶克在开幕致辞中曾考虑将该团体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社（Acton—Toqueville Society），显然是要继承以阿克顿、托克维尔为代表的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针对学社的目标，哈耶克后来解释说：“这个思想运动有点自负地宣称要致力于自由事业，实际上是要努力理解自由的前提条件。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人有一种幻想，以为自由可以自上而下强加，而不是创造某种前提条件，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
1947年4月10日会议结束的时候，学社创始会员发表了一个声明以阐述学社的目标：
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公共事务研究者，于1947年4月1日至10日聚会于瑞士“朝圣山”，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展开了讨论。我们渴望使这个组织常设化，以进一步推进相互的联系并欢迎来自其他与我们具有同样信念的人士的合作，为此我们就一系列目标达成了共识，特声明如下：
文明的诸多核心价值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地球上的广大地区，维系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的根本条件已荡然无存。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些基本条件也处于当前政策取向的威胁之下。专断权力的扩张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个人的和自愿性社群的核心地位。甚至连西方人最为珍视的财富，即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也遭到某些信条之扩散的威胁——这些教条在其处于少数地位时声称享有被社会宽容之特权——它们千方百计想获取权力，以使自己可以压制和扼杀与自己观点不合的所有观点。
本学社成员认为，这些趋势是随着某种否认一切绝对的道德标准的历史观的发展及种种质疑法治之可取性的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本学社成员还认为，这些发展趋势也是随着人们对私有财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信念之式微而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所保障之分散的权力和广泛的创造精神，我们无法设想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保有自由。
本学社成员深信，对于一场观念运动来说，至为关键的是，必须得到知识论据的支持，以反复申明理想之正当性；我们认为，在初步探讨了基础问题之后，对下述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是可取的：
分析和探讨目前的危机的性质，向所有人清楚地展示这场危机之道德和经济根源。
重新界定国家的职能，以更加清楚地区分全权性秩序与自由秩序。
研究重新肯认法治并确保其发展的方法，只有在法治框架中，个人和群体才不可能侵犯他人的自由，私人权利也不可能成为掠夺性权力的基础。
研究确立对个人的主动创造性和市场之正常运转不抱敌意的最低标准之可能性。
研究种种方法以反击为了推进敌视自由之信条而曲解历史之种种伎俩。
研究创建一种有益于保障和平与自由，并可以使人类建立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际秩序。
本学社命名为朝圣山学社。本学社强调，并不企图创造某种正统，不会结党，也不会与任一或多个政党结盟，不会进行宣传。其唯一目标是推进那些有志于加强自由社会之原则和实践，并研究市场导向之经济体系的运转方式和优劣的志同道合的学者之观念的交流。
而关于米塞斯的讨论班，更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是这个时代最缺少的精神盛宴。让我想起集智俱乐部主办的研讨会。讨论班大约开始于1920年，每两周聚集一次，地点就在米塞斯位于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比较大，能够容纳20多个人。年轻人通常是晚上7点钟到场，米塞斯自己曾回忆说：“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群体的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了我的朋友。”
在这篇小文的结尾，我想放上坚持参加这个讨论班的哲学家费利克斯·考夫曼
为这个讨论班写了好几首歌，其中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愿在我们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能重现百年前的思想碰撞的火花，也愿更多人了解哈耶克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基本主张和其背后的逻辑。
米塞斯讨论班之歌
从各处聚集，时在周五，
来参加米塞斯的私人讨论班。
我肯定会到的，即使是五月，
这一天一直是最美好的日子。
啊，花香肯定是会消逝的，
但你会发现，真理是永不褪色的。
在米塞斯的办公室，在舞台中央的，
永远是真理，它总是最时新的时尚。
而当你开始与人争论，
你总觉得，时间走得太快了！
你会发现今晚我跟米塞斯在一起，今晚，
我不再需要到处漫游。
社会、经济和真理，
这就是我们争论不休的，我回到了家园！
如果你希望弄清“理解”的意思，
那你就必须来这里，亲自来这里！
在澄明、智慧和真理的诱惑下，
来到米塞斯的办公室。
你知道一个问题充满了种种难解的奥秘，
那就带着它来敲米塞斯的门。
这次，你就能充分地破解其潜伏的危险，
这次将会层层剥开，直达其核心。
很多层外壳当然知道同样的运气，
很难砸开的坚果，但这次，
它们将在舌间溶化，没有多深奥，
仿佛巧克力冰激凌，我们的朋友可都很喜欢，
……
10点来钟了，智慧添满了我们的头脑，
而我们的身体却需要补给了。
肚子咕咕叫了，我们的胃发现，
要获得这成绩也需要进口关税。
这是我们的座右铭，
来盘意大利面条，吃份意大利调味饭。
没人能想到，时间跑得这么快，
午夜钟声响，我们来到我们最喜欢的地方，
到这小小的艺术家咖啡馆，
给这一天一个完美的结束。
啊，又到了这一刻，我们必须问为什么，
这难道不是真正让人痛苦的问题吗？
生命流逝，就这样川流不息，
我们都微不足道。
我们可以自己游动，而不管
潮流的方向，世界的变化。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思考留在岸上
不用患得患失，品尝今天的盛宴。
然而，没有现成的调和之术，
我们多少也得表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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