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夕阳之四，安禄山造反是被逼的

     安禄山造反直接原因是被杨国忠和唐玄宗逼的，安禄山心腹吉温身居节度副使高位，一年内就被杨国忠不明不白地整死在监狱里，而掌握和东节度使大部分兵马的太原尹杨光翽的上升，让安禄山知道玄宗对自己缺乏信任，坐视杨国忠打压自己。而当年身兼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几乎被李林甫整死，这让安禄山非常惶恐。如果不是哥舒翰以性命担保，王忠嗣死定了，而他安禄山是没法和王忠嗣比。

     安禄山反了，不得不反。

     深层次的原因是大唐对武力的极度崇拜，对道德教化的冷漠，让将军们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终君爱国是傻瓜。而拥有天下最强战斗力（质量而非数量）的奚族人、契丹人、铁勒同罗人欲与大唐皇帝一争高下，安禄山部队的主力全是少数民族奚族人、契丹人、铁勒同罗人是其三大主力。

     史家都夸大了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而兵力的强大，实际仔细看历史，完全不是如此，安禄山掌握的只有一镇节度使，就是范阳节度使，平卢是从幽州划分出去的，一般来说，范阳节度使兼平卢节度使。安禄山的老上级张守珪也曾兼任平卢节度使长达7年之久。当时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非常普遍，天宝十四载以前的节镇兼统者共有十三人次。兼统朔方，河东者3人次：王睃1年（开元二年）、李祎5年（开元二十至二十四年）、王忠嗣1年左右（天宝四载至五载四月）；兼统河西、陇右者4人次：王君至多十个月（开元十五年）、盖嘉运1年左右（开元二十八年）、王忠嗣 11个月（天宝 六载）、哥舒翰 3年（天宝十二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幽州、平卢2人次：张守珪7年（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六月）、安禄山近12年（天宝三载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朔方、幽州者1人次：王睃数月（开元八年）。另外，王忠嗣曾兼统四镇，史称其“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从以上分析还可看出，一般所兼统者为：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幽州平卢、朔方河东。其中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本为同一节镇而后分置者，而且据《新唐书·方镇表》，它们时分时合，职权、辖区也时常混淆不分。所以兼统幽州平卢和兼统安西北庭是很正常的情况。陇右备御吐著，朔方防御突厥，河西则处于其间，断隔吐蕃和突厥。

    对于兼任的节度使，其控制兼任地区的能力并不强，据《旧唐书·王忠嗣传》，当他兼统朔方、河东、陇右三镇时，曾“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案：指陇右）”，他虽兼统三镇，但调动其所兼统节镇之戎马时尚需奏请。安禄山深受玄宗宠信，身兼河东、幽州、平卢三镇时，《旧唐书》本传称其“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虽奏无不允，但按规定仍需“奏请”，禄山起兵时也是通过诈为敕书，以奉密旨讨国忠为名的，可见兼统者对所兼统诸镇的许多方面的处置皆需奏清而行。从整体上看，节镇兼统的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这一情况并未成为唐玄宗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

     而安禄山虽兼河东节度使，但是实际上只能控制大同的高秀岩部，河东节度使的大部分兵马都归太原尹掌握。河东节度使的治所在太原，下设8个分支机构。分别是

    天兵军：理太原府城内，管兵三万人，马五千五百匹。

    大同军：在代州北三百里，管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

    横野军：在蔚州东北一百四十里，管兵三千人，马千八百匹。

    岢岚军：在岚州北百里，管兵一千人。

    云中守捉：在单于都护府西北二百七十里，管兵七千七百人，马二千匹。

    忻州（定襄郡，今山西忻州）：在太原府北百八十里，管兵七千八百人。

    代州（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至太原府五百里，管兵四千人。

    岚州（楼烦郡，今山西岚县）：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五十里，管兵三千人。

     大同军部的将领是安禄山心腹高秀岩，仅领兵9500人。太原是唐朝起家的地方，地位非同一般，唐朝有三都，即京兆府、河南府（即原洛州）、太原府；各府最高长官是牧，但一般是亲王遥领，不管事，管事的是尹（即长史）；太原尹是太原地区的实际负责人，通畅太原尹兼北都留守，掌管天兵军。安史之乱后，河东节度使才开始兼太原尹和北都留守。只有三职全兼才是真正控制河东节度使，而安禄山只是河东节度使。

    安禄山被逼造反主要还是安禄山的心腹吉温被杀，这让安禄山明白，杨国忠要拿他开刀了。杨国忠之所以要杀吉温还是想控制河东节度使，继而在朝廷里与太子恶斗更有底气。而安禄山也有意完全控制河东节度使，使他这个河东节度使名副其实。

   吉温，吉顼之侄，父亲吉琚，母亲是百济义慈王的曾孙女。开始唐玄宗不喜欢他，说此人面相不佳，是一个恶人，玄宗没看错，确实是个恶人，只任命他为新丰县丞，但这个恶人是个有本事的恶人。后来，吉温投靠李林甫，参与陷害李适之，用酷刑逼供，擢升京兆府士曹。后来和王78169;陷害杨慎矜，出力最多，被李林甫擢升为户部郎中，常带御史。吉温为人狡诈，不仅投靠李林甫，同时也是安禄山阵营的一员，他和安禄山关系不错，。公元751年，安禄山请玄宗封其为河东节度使，并封吉温为河东节度使留后，也就是河东节度使候补，也可以算做节度副使。吉温投靠安禄山，杨国忠还蒙在鼓里，杨国忠为宰相，保荐他为御史中丞。后来，见安禄山入朝时，奏请皇帝加封吉温为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闲厩、苑内、营田、五坊等副使。杨国忠才明白这个吉温原来还是安禄山的人，杨国忠顿时大怒，要清理门户，指使拾遗吴豸之告发吉温索取贿赂，吉温被贬为澧阳长史。755年，吉温受赃七千匹、夺人奴婢和马匹以及奸秽之事又被杨国忠指示手下揭发，吉温又贬端州高要尉，也就是今天的肇庆。八月，朝廷遣大理司直蒋沇去审问他，吉温不明不白死于狱中。

     吉温的死让安禄山阵营心寒，吉温可谓安禄山阵营一员大将，而杨国忠轻易就将之扳倒并暗杀于监狱内，而皇帝对此也是默许的态度。安禄山对此非常愤怒，而新任的太原尹则是杨国忠心腹杨光翽，此人是杨国忠的远房亲戚。

     实际上，杨国忠打击安禄山是玄宗皇帝乐见其成的，玄宗皇帝对安禄山从未彻底信任。安禄山的实力不断增加，也让玄宗皇帝不安，杨国忠能够轻易拿下吉温并换上自己人杨光翽也是因为有皇帝的撑腰。同时与安禄山河东节度使隔黄河相望的朔方节度使正是安禄山的对头，安思顺。安禄山造反准备不足的还一个证据是其长子安庆宗作为人质还在长安，一旦造反，这个长子必死无疑，安禄山有能力以生病为名把这个长子骗到范阳，还有一个证据是安禄山的起兵时间是755年的12月16日，军粮不足，有人认为只要坚守洛阳数月，安禄山就会因军粮不足退兵，安禄山也是从占领的地区抢了些粮食才度过冬天的。此外，骑兵为主力的军队很少在冬天主动开战，因为冬季缺乏喂马的饲草。

     安禄山造反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文化层面的，大唐是个极度崇拜武力的国家，信封弱肉强食，信封刀枪里出政权，传统的儒家并不受推崇。这个在玄宗时期尤为明显，玄宗前期把精力都放在内政上，当天下大治后，玄宗开始全力开拓边疆，征伐杀戮。玄宗发动一系列不必要的战争，而在战争中取得功绩的士兵和将军大加赏赐，谁拿的人头越多，谁获得赏赐越高，至于战争的正义性从不在意。

     以王忠嗣为例，王忠嗣年少时以勇敢自负，到了身居将职，又以稳重守边为本职。曾对人说：“当国家安定的时候，作为将领的职责是抚恤军队而已。我不想凭借国家的力量，来捞取个人功名。”在攻打吐蕃据点石堡城时，王忠嗣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攻打石堡城，王忠嗣说：“力争一城，得到了它也未能遏制敌人，没有得到它也对国家无害，忠嗣怎么能以数万人的生命去换取一个官职呢？如果陛下责备我，不就是失去一个金吾羽林将军，回朝做侍卫罢了！

    王忠嗣拒绝攻打石堡城，有人却很想攻打石堡城，天宝六年（747年），董延光献计请求攻占石堡城，唐玄宗下诏命令忠嗣分兵接应他。王忠嗣勉强服从，董延光不高兴。等到董延光逾期未攻下城堡，却上奏说是王忠嗣延缓出兵，因此导致战事无功。李林甫又命令济阳别驾魏林诬告王忠嗣，声称自己过去在担任朔州刺史，王忠嗣任河东节度使时，王忠嗣曾经说：“早年与忠王在宫中一起生活，我愿意尊奉太子。”唐玄宗大怒，召见王忠嗣入朝，命令三司详细审讯，几乎被陷害致死。适逢哥舒翰代替忠嗣为陇右节度，承蒙唐玄宗宠爱，因而上奏说王忠嗣为冤枉，辞语非常恳切，请求以自己的官职来替忠嗣赎罪。唐玄宗怒气才稍稍消释，不过扔将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 

     崇尚攻占而不是文教，杜牧《樊川集》玖《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这是说，范阳人士也就是北京人士，20岁都还没听说过周公和孔子，打球饮酒，斗鸡走狗，骑马射兔，说的话都是如何战斗打猎之事。此可以代表河北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也就是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主流。然而在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昌黎集》贰拾《送董召南游河北序》就清楚地点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崇尚攻伐的文化熏陶下，以安禄山为代表的河北势力，自认为有能力与大唐皇帝一争天下，他们可没有终于国家社稷的理念，他们只有我强我就有资格做皇帝的理念。

    安禄山为什么觉得自己最强，因为安禄山拥有天下最擅战的部队，也就是以奚族和契丹族为主体的城傍，范阳城傍，天下无敌，即便是同样善战的突厥人都惧怕他们。

    范阳城傍有多强，且看盛世夕阳之五，天下我最强，城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