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是一个人一辈子人际关系的体现。
遗嘱，正成为中国老人最后的尊严。
1
80多岁的老爷子拄着拐杖第一次来咨询遗嘱，陪着他来的是他的儿媳妇。当着儿媳妇的面，老爷子说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儿子和儿媳妇共同所有。第二次，正式来办理遗嘱时，工作人员把老人独自请进密室，按照流程，先给他做精神鉴定。
崔文姬询问老人一些简单的问题，老人都回答的很清楚。可是一旦问到关键性问题，比如你知道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么？遗嘱是什么东西？老人开始答非所问。
这让工作人员很困惑，她感到老人的防备心很重，问了一圈后，她直接对老人说，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有什么难言之隐。老人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他拉起工作人员的手说，自己是被儿媳妇胁迫的，他只想把财产留给儿子，但他没办法违逆儿媳妇，他怕她不给自己饭吃。
听后工作人员让老人在房间里待了一段时间，假装给他办理业务。之后又陪同老人一起出去，对老人的儿媳妇说办理得很顺利。
隔了几天，老人一个人悄悄地找过来，按照老人的意愿，给他办理了业务，老人满意地拿到了遗嘱证。
2
钱黎（化名）在姐妹的陪同下，走进了浙江遗嘱库。她写下遗嘱：百年之后，我将名下的一套房产无偿捐赠给浙江省红十字会。
年仅58岁、身体健康的她，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没有子女，家人的经济条件都比较优越。锦上添花何其多，雪中送炭有几人。我的遗产我做主，希望能帮助到有困难的孩子吧。”
钱黎是杭州人，家中姐妹两人。她有过婚姻，也怀过孩子，因为疾病，孩子没能保住。
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但她一点也不孤单，而且退休后的生活也特别丰富多彩。“我学习了芭蕾和笛子，还在学编织，每天都需要养护阳台上的很多花卉。我还喜欢画画，时间都排满了。”
钱黎有一个男朋友，比她长一岁。“我们俩计划着，等他退休了，就去自驾游，能开多久的车子就开多久。到时候我俩都玩不动了，就直接住进养老院。”
正因为有这个计划，才让她萌发了立遗嘱的念头。“要是在自驾游的路上有什么事，那一切都晚了。我想，还是未雨绸缪的好。”
钱黎想到的是自己位于萧山一套170多平方米的房子。
2015年，她卖掉了市区的房产，在萧山置换了一套大房子，面积大，环境好，靠近钱塘江。“当初单价一万块，现在怎么也翻一番了吧。”
父亲十年前过世了，年迈的妈妈身体挺好，生活能够自理，不愿和女儿住在一起。妹妹生活优越。
“男朋友尊重并支持我的一切决定。我想了想，就把房子捐出去，用这些钱帮助有需要的孩子。”在钱黎的心里，没有孩子是人生的缺憾。
不仅如此，钱黎还有意愿捐赠遗体。“不想没有质量地活着，也不想给妹妹增添负担。”她说，在现在一切都好的情况下，她想为将来做打算，“等都安排好了，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旅行了”。
3
一位年近90岁的大爷，走进浙江遗嘱库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房子和钱都留给我的保姆吗？”
这位大爷的老伴儿已经过世，膝下有一子一女。提起两个子女，大爷生气得很，“都是从小亲手带大的，怎么就不管我了呢？”
因为早年和子女之间有些矛盾，老伴儿离世之后，两个子女就再也没有来看过他，连电话都没有，“逢年过节就我一个人，孙子孙女也见不到。”
原本，身体硬朗的时候，大爷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也还行，下楼遛遛弯，和邻居下下棋。
但在有一次突发疾病之后，他就萌生了立遗嘱的想法，“要不是保姆在家，当时我可能就没了。”他住院期间，子女也没有来探望，全程都是保姆在照顾，“我年纪越来越大，以后的生活起居、生病住院怎么办？”
大爷说，这五年保姆一直在照顾他，他认为保姆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就想着把钱和房子留给她，让她照顾我的晚年。”
在再三核实了大爷的意愿后，大爷和保姆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
4
一位66岁的大爷一早就来北京登记处门口排队，他从包里取出各项证件，急迫地说自己要来撤销遗嘱。他无儿无女，老伴去世的早，家中有兄弟五人。2019年他立遗嘱，将自己的一套房子给到三哥的女儿，又把存款留给五弟。
回去后他急火火地把安排告诉家人，得到他遗产的侄女几乎天天打电话，问候：“吃饭了没？身体好不好？”
变故发生在2021年年初，三哥去世，居住的老宅原为老一辈的祖产，父母没有留遗嘱，房子的产权成为家族争夺的核心。它爆发得突然，直指人性中不堪的一面，三哥的女儿、老人的侄女坚持走法律诉讼，与家人撕破脸。老人无法理解，他觉得侄女这么做不讲情分，“她明明已经得到了我的财产，还争什么呢”，这让他很伤心。
“我看透了，把房子卖了，谁也不给，吃光花光。”撤销完遗嘱，他扬长而去。
5
疫情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来中华遗嘱库立遗嘱的人也明显增多。
在中华遗嘱库接待中心，死亡不再是一个禁忌话题。
小圈说
本文综合自视觉志、中华遗嘱库、浙江遗嘱库、民生周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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