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元月，余恕诚先生出生于安徽省肥西县将军乡。1951年，一张油印的小告示改变了一个农家少年的命运，他在祖父的支持下，步行五十里到县城参加考试，一举考入肥西初级师范，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三年之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六安中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先生曾提及在这段时间内，回家只坐过两次车，而学校和家里之间的路程每次都要步行十几个小时。1957年，他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至安徽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读书，1961年，余先生大学毕业后留校，一直在安徽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曾先后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项目，曾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兼诗学分会会长等职务。他在李商隐诗文研究、中国诗学、唐诗风貌和唐诗与其它文体关系研究上用力颇深，卓有建树。
一、追求“知音”的教学境界
余先生一生有着浓厚的“师范”情结，学高身正，培养出众多杰出弟子。他以其博大的胸怀、深厚的学养、睿智的眼光和正直的人格引导学生。他将深沉执着的学术情感融入师范教育，以谦和的教学姿态和醇厚的教学方式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余先生在教学实践中追求“知音”的境界，期望在师生之间培养心灵的默契和灵犀，形成共同的思想基础，通过启发和研讨的方式促进师生的共同成长。余先生的古代文学教学始终有着清晰科学的教学理念作为支撑，强调以作品为中心，以基础知识为立足点，重视文学史线索和作家风貌的讲授。“课堂教学不仅厚重扎实，而且深入浅出，新颖独到，生动而富有启发性。他善于辩证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包括史与作品的关系，考据与一般阅读的关系，基础知识与理论分析、艺术鉴赏之间的关系，利用以往研究成果与吸收科研新成果的关系，总结文学史规律与贯彻文艺思想教育的关系，等等。余先生的讲授，在课堂上形成一种浓厚的文学氛围，产生强大的感发力量。”①
余先生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学术内涵的表现，他将课堂教学与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其中既有前沿知识的传播，又有全局性的把握。他在教学中重视从文本的语言文学因素本身出发，打破固定模式的束缚，不做空虚不实的泛泛之谈。他辩证地处理文学史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强调“以作品为基础，文学史才不致空泛，得文学史从中穿插联系，作品亦才能免于平面罗列，获得相互沟通罗列的整体性。”②
作为安徽省首批重点学科、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古代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的学科带头人，余恕诚先生在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极富前瞻性和实干精神。他带领安徽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团队抓住机遇，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余先生个人曾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荣获曾宪梓教基金会1997年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二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二、李商隐研究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余恕诚先生与刘学锴先生开始李商隐研究的合作。1978年8月，二位先生合作的《李商隐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2002年重印六次。1980年11月，《李商隐》由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12月，《李商隐诗歌集解》由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增订重排第二版。2001年，《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10年修订再版。2001年，《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两位先生的李商隐研究涵盖了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将古籍整理与文本研究相结合，既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又能自出机杼。二人精诚合作，倾心相交三十余载，成为学界的佳话。
1980年11月，两位先生合着的《李商隐》一书出版，这是国内首次出版的李商隐评传著作，它从李商隐的生活的时代经历、题材艺术和诗史地位来书写诗人的文学史。两位先生合着了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共计12册，计538万字。这三部李商隐研究的专著作为中华书局的重点书目，被誉为“李氏三书”。
《李商隐诗歌集解》是一部会校、会注、会评的集解本，该书以《明刊汲古阁唐人八家诗李义山集》为底本，参校多种刻本和抄本，进行了细致的资料校勘，撰写了大量按语。两位先生将其对于诗歌的创作年代、背景、作者游踪等内容的细致考证写进按语，从而为揭示诗歌要旨和知人论世的阐释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该书后附有李商隐的传记、年表、生平以及各本的序跋凡例、书目着录等重要资料。余先生曾经指出《李商隐诗歌集解》力避穿凿，能够辩证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对问题进行更为周严和恰当的解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帮助。傅璇琮先生称其为“是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收获”③。1992年，《李商隐诗歌集解》获得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三等奖，1995年，该书分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成为李商隐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2001年，刘学锴先生和余恕诚先生历经十年完成的134万字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出版，该书自面世以来就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在李商隐的创作中，《樊南四六甲集》和《樊南四六乙集》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与其诗歌各擅其美。文集为考证李商隐的思想和行迹提供了重要佐证资料，与其诗集互证，有曲达旁通之效。两位先生在“在徐、冯、钱三种笺注本及张、岑二家考订补笺之基础上，进一步作系年考证、校勘、笺注，合本集与补编为一编，改分体编次为编年”(《凡例》)完成了李商隐文的系统而全面的整理。该书收录了李商隐文352篇，其中编年作品335篇，未编年作品17篇，包括辑录的若干佚句，它是目前收录最全的李商隐文集。书中的“补注”多达五千余条，阐发辨正，掷地有声。两位先生在李商隐文后集附各家考证结果和笺校成果，其中系年和原文考订精严，既能纠正前人的讹误，有能道明错误因由。该书结合李商隐诗歌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了李商隐的生命印迹和情感轨迹。书后附录了佚篇篇目、分体目录、历代史志着录和序跋凡例等资料。《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与《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资料汇编》构成了一个完成的学术链条，为今后的李商隐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前期基础。
余恕诚先生的李商隐研究侧重于诗歌的主要特征和风貌的研究。1997年2月发表于《文学遗产》上的《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开拓——兼谈李诗研究的方法问题》一文主张“总体上可以着重从反映心灵世界去看李诗，而在深处和细处融合某些人事背景的考释，使诗歌多义性的丰富情感内涵，在解读和研究中能够得以更充分地展开，既避免穿凿片狭，又不致蹈空无实”④。文章突破性地采用诗歌心理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解读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和心灵世界。2002年1月，他的发表于《文学遗产》上的《从“阮旨遥深”到“玉溪要眇”——中国古代象征性多义性诗歌之从主理到主情》一文则指出在五、七言诗歌的两次发展高潮中，阮籍和李商隐在诗歌的象征性和多义性上具有极高的成就。余先生从二者诗歌的艺术风貌切入，指出李商隐以直观而富于象征性的方式抒情，体现了中国诗歌比兴象征传统的发展与经验。
三、“唐诗风貌”研究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余恕诚先生在作家研究的基础上，将“风貌”作为唐诗研究的重点，获得了新的学术生长方向。他潜心研究唐诗风貌及成因，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十余篇高质量的相关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拓展成《唐诗风貌》一书。1997年，《唐诗风貌》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修订版。该书1998年获得“安徽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被认为是“唐诗研究中具有突破性进展的著作”。余先生将唐诗风貌与唐诗的群体、主题、地域、时代特征等方面结合起来，在文献史料和诗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作家作品的背景进行细致的考察，结论严谨而生动。
《唐诗风貌》具有敏锐的史学眼光和开阔的文学视野，其中既有对于唐诗风貌的总体概括和阶段阐释，又有唐诗嬗变轨迹的描述。余先生将唐诗风貌置于唐诗的历史流变中进行深入考察，深入概括了唐诗的时代表现力，诗意地总结了唐诗的生活美感和精神美感。并进一步指出“在艺术史上一些看上去差异极大甚至截然相反的风格与表现之间，竟可能存在着微妙的相通连的关系，它表现了艺术在向前演进发展中的穿透力”“一方面它是甚至能够在时代精神与诗人思想性格均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下，使前与后形成某种沟通。另一方面穿透与沟通过程中，在原坐标面前又常常出现转弯、移位现象”⑤。
余先生的唐诗风貌研究不仅注意总结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宏观规律，也能够从具体的历史节点出发正视其具体表现。《唐诗风貌》深入阐述了唐诗四个发展时期之间的沟通和演进关系，关注诗人的地位变化和思想解放进程对于诗人性情的影响。该书能够从内外两个角度认识初唐诗歌的建设和准备，指出诗人的性情风骨的完善是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必要条件。余先生的唐诗研究善于捕捉每个发展阶段的细微变化趋势，既能指出盛唐诗歌前后两期的艺术风貌上的共同点，又能体察中唐进士集团内部的差异，指出“韩、白分别代表了通之于儒学政教的雄桀瑰伟与具有俊才达士的通脱自在的两种类型人物的不同思想经历与心态，从而揭示了两派诗歌风貌殊异的根源，并以此为坐标给整个中唐诗坛划出了主要分野。”⑥
《唐诗风貌》对唐诗的流派和体式进行了详细考察，重视唐诗中的典型题材的典型表现。其对于唐代山水田园诗歌的研究从诗歌创作的社会生活基础出发，关注诗歌的普遍创作情况和具有代表性的创作风貌。其对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注意到王昌龄、李白等人以一般征人口吻写出的边塞诗与岑参、高适等军幕文士所创作的以自我抒怀为主的边塞诗的不同，进而以此为切入点，揭示出军幕文士与代征人抒怀的诗人在生活体验和创作心理基因上的区别，并分析了两类边塞诗的各自优长与不足。”⑦这部分研究引起了学界对于唐代幕府文学的重视。《唐诗风貌》重视诗歌风貌与诗歌文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将纵向梳理和横向贯通相结合，并从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种体式出发，介绍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和七绝等主要的诗歌形式所呈现的艺术风貌，
《唐诗风貌》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时空中，对唐诗风貌进行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阐释。该书重视唐诗的表现力，揭示了它所反映的时代内涵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到了唐诗对于各种类型人物精神侧面的深细表现，以及由此形成的诗人群体及其心理轨迹和观念沿革。唐诗表现了诗人的主体情感，具有抒情性和现实性的特点，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具有广泛性和独特性。唐诗风貌揭示了唐诗的思想意蕴和艺术形式，兼及流派表现和文体特征的阐释，重视一个时代的创作群体的思想状况和作家的主体风格，同时突显了唐诗的政治体验和精神体验。余先生重视“风貌”成因的考察与探究，从唐诗对时代的反映与表现入手，着力探索社会风气、民族精神、文化心理对于唐诗风貌的影响，对唐诗发展线索进行考证和分析，体现出高度的概括性。
余先生在《唐诗风貌》一书中从个性化的角度对唐诗风貌进行总结，观点新警，发人深省。该书关注诗歌与政治的相互影响，联系具体作家的创作情况，点明高层政治体验对于诗人政治心理的发展和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进而得出政治体验与诗歌层次之间普遍性结论。“大诗人高层政治体验”这一新的论断，有力地概括了唐代诗歌独特的情感体验和艺术表现的，正视政治对于唐代诗人和唐代诗歌的积极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余先生将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相结合，深入创作情境，拓展了唐诗研究的思维空间，不仅重视政治经济科举对于唐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较早地认识到了民族关系和边镇幕府对于唐诗的影响，并关注主要诗歌体裁的艺术风貌。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将考证与分析相结合。余先生在唐诗风貌的研究中重视诗学理论的辨析与总结，重视民族性情特征的揭示，雄强刚健的精神气质的呈现与追溯，阳刚美学的表现与说明。初唐诗歌的风骨与性情之关系，盛唐诗歌的雄壮浑厚与感激怨怼，唐诗的主观化与客观化的发展倾向等问题的探讨则极富启发性。
余先生的文字严谨精警，在平实中深寓哲理。“一部学术著作，若能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研究对象做出准确的把握和细致的辨析，并由分析问题而解决了问题，固然是成功之作，但若缺少了源于生命深处的感性冲动和关注人生、关注整个文化建构的理论思考，便会缺少灵气，缺少力度，缺少对人心的启悟和震撼。《风貌》一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即在于它弥补了这些缺失，给人以多方面的借鉴与启示。其中最重要的启示是超越技术层面的人文关怀。”⑧其中既有对于民族情感的关注，又有对于个体生命情调和尊重，在尊重学理的基础上进行自觉的人文关照。
四、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
《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是余恕诚先生与吴怀东先生历经近十年的时间精心撰写而成。该书从文学文体学角度关注唐代诗歌与其它文体之间相互渗透、扶持、融合甚至竞争的关系。它既不同于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的单向研究，又不同于某一文体的单纯研究，而是另辟蹊径从文体关系角度进行切入。唐诗与其它文体之间的相互生发和促进是文体发展的动力之一，亦是诗歌和众多文体在唐代普遍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唐人文体文风上的重要特征。正如刘学锴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这部《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深入论证并清晰勾勒了唐代以诗歌为中心，诗与赋、文、小说、词之间的文体互动情况，并从这一角度揭示出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尊体’与‘变体’、继承与变化革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广泛吸收、大胆创新对于文体本身及整个时代文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性。”⑨
《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富于启示性。唐代文学发展中，既有具体问题自身的革新演进，又有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接受。学界对于前者多有关注，而余先生认为不同文体之间的借鉴和转化的表现和原因研究是新鲜而富有意味的研究领域。对于唐代不同文体之间的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接近并还原唐代文学的真实全貌，梳理唐代各种文体发展和演进的线索，描绘中国文学史的文体学历史。有助于找到一个时代文体盛衰的原因，总结出文体之间构成某种联系的因素以及不同文体在兼容整合上的差异，从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论性的概括。
《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以诗、赋、文、传奇小说和词等唐代文学中的典型文体为研究对象，以唐诗为中心，探讨文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唐代文学的变体与破体问题。“唐诗五七古长篇融合赋的成分，小说融合诗的成分，以及近体诗吸收骈文的成分，都是体现得非常充分而明显的，可以说没有赋与诗的合流，就没有初唐七言歌行的重大推进；没有文的渗透，就没有中唐诗歌的新变；没有诗的渗透，就没有唐人独具风采的传奇；没有诗与世俗歌舞、歌辞的交融，就没有词的兴起，透过每一种文体的发展，几乎都能看到异质的引入，及其与其它文体相融的交叉性、综合性。多种文体，几乎包括前代和后代之间不同类型之文相互影响、渗透、交流，相互扶持，乃至相互竞争，使其在发展过程中能不断吸收各方面的营养，克服因循守旧的惰性，是文学创新和文体变革的重要动力。”⑩
《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从诗与赋的交融来探讨唐诗的演进。该书从诗与赋的关系入手，指出二者天然的无法割断的亲缘关系。在诗与赋的文体发展过程中，二者在唐人心中的地位十分相近。唐代文人往往诗赋兼擅，并将诗赋的创作方法相互融合。书中具体地从律赋与次韵诗、赋与唐七言古诗、赋与唐五言古诗、赋与律体长篇的关系考察唐诗各种体裁与赋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注意从语言、体制、气质、阶段性等外部形式上揭示其演进过程。
在诗赋的语言表现上，从韵律和句法形式上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题下限韵律赋和元白次韵在押韵方式有所互动；南北朝赋的押韵形式对于初唐的赋体歌行产生了深刻影响；赋体中五七言和四六言的句法形式与唐诗最为接近，为唐诗提供了鲜活而丰富的语言素材。在诗赋的体制表现上，五、七言古诗的规模和笔力深受赋的影响，逐渐成熟并展现了强大的笔力。在诗赋的气质表现上，汉代大赋为初唐七言古诗带来了开阖的节奏和充沛的气势；盛唐和中唐的七言古诗则从齐梁诗赋中汲取了营养。
《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以唐代重要作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诗赋互动表现为中心展开研究。李白的小赋受到诗歌的影响，在结构和表现方式上发生了变化。李白诗歌的壮浪的气势、自信的精神和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则深受汉大赋的影响；李白诗歌的奇美浪漫的艺术表现有骚体赋的神韵。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笔法深受赋笔的影响，其晚年的大型组诗解构了通常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态，他的咏物诗的表现方法中以赋笔为主，诗歌中铺叙与感慨相结合的作品受到赋中讽谏作品的影响。韩愈以赋为诗，铺排夸张，穷形尽相，诙谐滑稽，联句赋物，逞才斗技。白居易以歌行之法作律赋，其讽喻诗的结构则借鉴了赋的手法。李商隐诗歌对于闺阁和女性的表现直承宋玉的《高唐》《神女》等赋，咏物题材则并将体物言志、比兴寄情的诗赋创作手段相融合，谐隐题材则在取材立意、修辞意趣上深受赋体的影响。
该书关注唐诗参用赋体的阶段性特征，其中既有外部形式上的借鉴，亦有内部精神的沟通。第一阶段，初唐卢骆歌行对于齐梁赋在语言辞藻、情调意境、押韵方式和汉大赋气质的学习。第二阶段，李白受到赋体的气势和笔力的影响，杜甫则借鉴了赋体的现实内容和表现功能。第三阶段，以韩白为代表，白诗铺叙，韩诗笔力惊人。第四阶段，以李商隐为代表，其深情绵邈的艺术风格和遗貌取神的表现手法深受赋的影响。该章节深入揭示了唐诗与赋之间的相互容受、扶持和融合，并认为它是推动唐代诗歌发展，达到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认识到古文在诗歌启发与带动下的革新，从文中有诗和以文为诗的双重视角来进行阐释，认为在诗歌与散文和骈文之间的互动中，诗歌的魅力和影响对唐文曾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时代风气和文人性情的自然流露，文中的诗歌语言和情境在唐代的写景、序言、哀祭、碑赞等体裁中都有诗情和韵语的痕迹。更重要的是唐诗与唐文的文体之间的自觉的沟通，从初唐的陈子昂到中唐韩、柳，诗格与文格彼此牵系，尤以诗为主导，在创作观念和理论上影响了文的发展。司空图从理论和作品上证实了诗文之间的联系和相通，一个作家写诗与为文的格调往往相通。书中指出韩柳诗歌的内容题材、创作态度和艺术经验都对其散文创作产生了启示和借鉴意义，推动了散文的发展，促进了文体间的交流和融合，继盛唐诗歌高峰之后，在中唐时期使得诗歌和散文两种文体开创了新的局面。此时的诗文互动不仅基于文体需要和文体能力，其创作的情景和体验的相通性亦推动了两种文体的沟通与进步。韩愈的“以文为诗”，将散文的“快心露骨”“叙事详明”的表现方式、“骋聪明、构奇巧”的艺术特征引入了诗歌创作；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出现了以议论为诗的倾向；大量运用虚字，在句法上富于新变；以散文章法入诗，增强了诗歌的丰富性和表现力，开创了诗歌的新局面，在诗文融通上走得更远。在唐文的创作中，李商隐的骈文与其诗歌之间的互动具有独特的特点。李商隐吸收了骈文的创作经验，以骈文作近体诗，从骈文的句法形式、绮丽风格、象征意蕴和情韵表现等方面入手，为其近体诗带来了“好对切事”、讲解词采、善用虚字、表达含蓄等特质。关注同一作者在不同文体上的联系与表现，从而获得唐诗发展的新规律，有助于全面深入地展示以诗歌为中心的唐代各种文体间相互影响和相互推动的情景。
《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对于唐诗与传奇小说之间的文体关系认知关涉到唐传奇的文体生成和“尚奇”的共同特征。传奇小说从诗赋中获得灵性和经验，诗歌在内容和功能上为小说发展做出了贡献。该书从诗歌对传奇和传奇对诗歌的双向影响和交流进行阐述。文学对于子、史的渗透推动了传奇的发展，诗赋的创作经验影响了传奇小说，同时对传奇的世俗性和现实性产生影响。唐传奇吸收了虚构、叙事细节化、外物描写抒情化、叙事模式、骈俪语言和华丽辞藻以及曲终奏雅等诗赋创作的艺术经验。诗歌作为语言形式或者艺术精神与传奇小说文体相结合，使得两种文体的特征有了交融，彼此的表现空间都得以拓展。唐传奇表现出“诗化”的特征，具有生活的浪漫性和主题的抒情性，艺术表现的诗意性，包括环境、气氛描写的象征性、意象化以及对意境的追求，故事的曲折性和丰富性，诗化的语言和浪漫的情节。在传奇的繁荣局面下，传奇亦给诗赋以反作用力，对于诗歌的发展亦产生了独特的影响：不少诗人以传奇为底本和故事原貌，并以此为主题创作诗歌，诗歌与传奇配合默契，收到了较好的审美效果。更普遍的则是在传统诗歌的抒情性中，增加了诗歌的叙事性因子；加大了诗歌的通俗性叙事手法，改变了传统诗歌端庄雅正的审美效果，使得诗歌适应了世俗文化环境和审美情趣的眼光。至于某些带“小说气”的“小品”“戏笔”，更兼有标志诗风转变的意味。中唐诗歌深受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方式的影响，其中李商隐诗歌创作中诡奇的表现和隐僻的事典更是与小说的创作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余先生认为李商隐诗歌将小说的素材、构思、表现手法引入诗歌，并以此来探究晚唐诗歌转关的原因，以及诗歌演进中的文体渗透融合的表现，并将其上升到诗歌史的高度来进行解读。
《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围绕唐诗与词体的独立、兴起和定型的关系来认识文体之间的互动，涵盖了诗词之间的影响，具体题材的诗词史演进，词的定位与风格等多个层面。对于唐五代诗词的关系的考察从历时性出发，描绘词的发育、形成的动态线索，并解释了从曲子到词体的演进以及“添声填实”现象的诗词嬗变意义。
该书将宫词放在齐梁宫体诗与唐五代咏宫闺词之间的动态流程中的进行考察，来阐释诗词文体之间的传承与演进。并认为其中呈现了文学演进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丰富性、复杂性。不同文体,体制有别,但不是彼此封闭隔绝的。其间许多因素可以穿越时间、穿越文体的壁垒进行渗透和传递。中晚唐及五代文人对于诗与词体的不同，并未有清晰和明确的认识，词往往被定位为“诗余”，但晚唐诗人诗作中的辞藻、内容、意象、意境等趋于绮艳，由李贺开启，到李商隐、温庭筠的大量诗作更加重视意境的营造和辞藻的修饰。作为花间鼻祖的温庭筠，吸收了这一路诗歌的艺术经验，从事词的创作，并进而由此奠定了文人词的主导风格。而韦庄其诗与词之间具体的沟通，则又促进了词体的丰富和发展。
《唐诗与其它文体之关系》打破了固有的古代文学的研究模式，体现了通观的全局眼光，从文体、语言、风格等方面考察唐诗的流变，“从诗与诸文体的交融互动中，展现了唐诗广泛吸收众体之长，不断推陈出新、开拓变化，一盛再盛，空前繁荣的景观，发掘其长期保持并发挥文体创新能力的原因；同时，也从诸文体并立与联系这一特定视角，考察唐代诗、赋、传奇小说、词在文苑中彼此依存发展的状况：赋与诗在唐代的新一轮互相交流，古文在诗歌启发与带动下的革新，诗歌的影响与传奇及词体的生成。”
五、唐诗与民族关系研究
余先生在唐代作家文本、唐诗风貌、文体关系研究之后，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的领域，将唐诗与民族关系研究作为主要用力的方向，从民族关系对诗歌的影响和诗歌对民族关系的反映两个不同向度来认识唐代诗歌。在研究中，他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个唐代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和沿革中进行整体关照，从宏观角度观察唐代民族交往中的西北和东北两个重要疆域的文化特征和文学表现，并从唐诗纵向发展过程和横向题材风格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涵盖了唐代边塞诗歌、出使纪行诗歌、和亲诗歌、河湟地区诗歌等诸多内容。
《当代唐诗研究应加强民族与诗歌关系研究》从唐代民族关系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认识唐代民族关系对于唐诗的广泛影响。首先，唐代的民族关系为唐诗提供了素材，使得唐诗的表现更加开阔和丰富。其二，唐代的民族融合为唐诗提供了一种向上的文学观念和精神力量，并直接影响了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创作动因和情感依托，对于唐代的诗歌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人出使吐蕃的诗史——论吕温使蕃诗》以唐代出使纪行题材为关注对象，以吐蕃使者的视角为切入点，肯定了此类诗歌的文献价值和诗史意义。通过吕温出使吐蕃诗歌中的纪事、写景、抒情等内容展现了“河湟”汉人遗民和吐谷浑部落人民的处境与心境。其中既有高原气候与风光的表现，亦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以及使者的生活起居和心态表现进行了勾画，从而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和民族情感体验。
《有关河湟诗歌的历史意义》一文以唐代“河湟”地区为关注对象，从唐朝与吐蕃的民族关系和政治交往等多方面展示诗歌的创作背景，阐释其政治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余先生发展了《唐诗风貌》中的“诗人高层政治体验”的观点，进一步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层面认识“河湟”诗歌的诗史意义，以文学的感性表现政治和历史的真实，注意到了其中所体现了现实内容、气质风格和文体联系。诗歌中既有浓烈惨伤的民族情感，又有清醒现实的政治思考。
《唐代的蕃汉和亲与文人歌咏》将民族关系、人道关怀和诗歌表现等方面进行融合，多角度解读“蕃汉和亲”主题。文章指出和亲外交对唐代地缘政治格局的走向有着积极的影响，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体现出辩证而通达的历史观，能够从民族交往的复杂性出发认识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和亲策略的重要性和深远性。两个民族之间既有“舅甥”的亲缘关系，又掺杂着敏感的政治军事因素，文章能够从民族交往的大背景出发来介绍和亲外交的舆论走向和历史争议，从国家命运忧虑和个人遭遇的同情的双重角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和亲文学进行深入解读。文中对“和亲”文学进行了定性评价，认为应当兼具跨政权、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等要素，并阐述了古代中原王朝的和亲实践及其实施条件，肯定其在中原统一和民族对峙时期有效地稳定了边疆局势。
文章站在空间和时间的高度来审视和亲政策和和亲文学，初唐与吐蕃的交好有助于稳定河陇，在进取西域的政治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安史之乱以后，吐蕃长期占据“河湟”地区，与唐朝进行军事对峙，造成了西北边境形势的持久动荡。此时唐朝则策略性地与回鹘和亲，从而达到牵制、孤立吐蕃的目的。因此，不同时期的不同和亲策略导致了和亲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历时性上，太宗、中宗和玄宗时期的和亲策略、表现和价值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唐太宗时期，吐蕃作为新兴政权，在侵扰边境受到重挫后，不断向唐朝的表达友好的态度，唐朝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因此，和亲政策的施行发挥了吐蕃的地理优势，有效牵制了东突厥的残余势力，稳定了河陇局势，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门。唐中宗时期，金城公主入藏是战争相持之后的重构和平的表现。在分别之际，景龙文馆学士的“饯别诗”高度评价了公主和亲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唐玄宗时期，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导致了和亲政策的停滞，带动全社会对吐蕃的仇恨，直接影响了盛唐边塞诗的创作心理和艺术表现，在诗歌中呈现出否定性的评价。
该文从情感表现上对于“蕃汉”和亲文学进行了多角度解读，其中既有人道关怀，又有深重忧患。和亲诗歌中对于和亲公主群体的关注恰恰与民族关系的走向相悖，以即事或咏史的形式表现深挚的情感体验。文章看到了唐代社会舆论对于和亲政策的复杂态度，政局变化对于和亲诗歌的直接影响，创作中体现了现实性和人文性。在对和亲政策的否定中蕴含了强烈的危机感和自尊心。
《论初盛唐东北边塞诗及其政治军事背景》关注边塞诗歌的区域性和阶段性表现。初盛唐时期的东北边塞诗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唐太宗、陈子昂、高适为代表。从地域上看，文章将东北边塞诗歌置于整个唐代边疆格局、民族关系和边塞文学中进行关照，把陈子昂、高适的东北边塞诗与开元、天宝时期的西北边塞诗进行对照解读，从而得到更加全面而清晰的认识。文章从唐代民族关系研究入手，将东北边塞诗歌研究置于唐朝与吐蕃较量的大背景下进行，认识东北边疆与西北边塞诗歌创作的差异与关联，进而研究东北边塞诗歌的特色与成因，揭示东北边塞诗歌与边疆形势、民族关系和朝廷政策之间的关系。
文章以实际的边疆战事背景作为区分一般文人拟乐府与边塞诗的重要标准，从阶段性认知和代表作家研究入手进行研究。唐太宗李世民被认为是唐代第一位边塞诗人。从现存的李世民的边塞诗歌创作中发现其地域属性和地域表现，其中辽东之诗是其重要的表现内容。文章从作家的个性经历、内容表现和情感基调上解读其边塞诗。关注其中自我形象的塑造、君臣唱和的形式以及东北边塞风物表现的方式。余先生对于高宗、武后朝的东北边塞诗研究从诗歌中东西兼举的表现来证实此一时期的东西两线作战的紧张态势。陈子昂作为此时期的边塞诗人代表，他在契丹之役中的忧患表现更加丰富了东北边塞诗歌的内涵。玄宗朝的东北边塞因绥靖政策而处于劣势，在高适的边塞诗歌表现中可以与历史互相补充，展现出更为全面而真实的唐代民族关系、边塞形势和文学表现。
余先生一生除了李商隐、唐诗风貌和唐诗文体关系研究之外，为通识教育、人文教育和地域文化的普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85年，余恕诚先生与叶孟明、张先觉合着的《历代名人传记选》由黄山书社出版。1998年，余先生与刘学锴先生合作完成了《王安石文选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余先生的《杜甫诗选读》由中华书局出版。1999年，《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2001年，余先生与刘学锴先生、陶敏先生共同完成的《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卷）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002年，与丁放合作的《唐宋词概论》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与周啸天、丁放合作《诗情画意的安徽》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主编的《20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余恕诚先生无论是求学之路还是治学之路都选择了踏实淳朴的方式，在做人与治学上都以求真务实为要，其平淡冲和的性情和表达如波澜不惊的平湖，其敏锐和深刻的思想却自有其沉静渊深。
感谢吉林大学文学院沈文凡教授赐稿！
原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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