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医妙手舞春风
——大医精诚黄竹斋
黄竹斋（1886—1960）陕西西安人。名谦，又名维翰，字吉人，号诚中子，晚号终南山人。他自学成才，学识渊博，堪为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教育家。他临床针药并施，治疗中风偏瘫、风湿性关节炎、痈疽毒疮等沉疴恶疾疗效突出，享誉中外。在学术上尊古不泥，勇于探索，主张中西医融通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创立西安中医针灸科并任主任，历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与学术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中医学术委员会兼针灸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黄竹斋系国家一级专家，在仲景学说、文献医史研究等方面均有创新，是当代伤寒论研究学派的代表之一；在创制铜人实体划经点穴、针灸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堪称一代国医大师。
忧天下急存亡丹心赤胆
黄竹斋祖籍陕西临潼，他的父亲黄永才凭借铁匠手艺和制造兵器、火药的技术，从临潼县八里黄村举家迁居省城。黄永才曾随左宗棠军赴新疆叶尔羌。新疆战事消弭返回西安，迎娶了赵氏女儿缔结连理，1886年7月生下了小竹斋。可是当时家里日无进项，生计艰难，黄永才不得不痛别爱妻幼子，出外谋生。赵氏带着幼小的儿子，在凄风苦雨中艰难跋涉。每逢夜深人静，母亲在如豆的油灯下飞针走线，给人家纳鞋底做针线活抚养儿子。小竹斋很懂事，五六岁即在西安南院门、广济街一带拾马粪、捡煤渣。母子相依为命，时靠讨饭以慰辘辘饥肠。
受尽了千辛万苦的煎熬，黄竹斋也长成一个聪明灵秀的美少年。14岁这年春天，父亲终于远游归来。看着虎虎生气的儿子，喜上眉梢，心底升腾起新的希冀：要过好日子，还得重操旧业！于是，铁匠铺子重新开张。竹斋拉风箱、抡大锤，给父亲打下手。但光有好手艺也难免受人欺侮，他暗下决心，不能一辈子睁眼瞎当亡国奴！年届8岁的小伙子开始识文断字。他有时给人抄方，用心看人家扎针，闲暇时去邻家读书、借书。后来又拜长安名儒王敬如为师，问学于“关学”大师张果斋、牛兆濂等，冶炼之暇苦读经史，涉猎百家，尊崇仲景学说，矢志钻研中医。黄竹斋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几年功夫已通经史、数、理、天文等科。研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博览中西医籍。他留心到：针灸治病摊本儿最小，几根银针扎下去，病人就能康复如初，特神奇！于是下苦功夫攻克针灸学，写出了《针灸经穴图考》，以竹纸印刷，足见志趣不凡。
1907年，21岁的黄竹斋写出了《三阳三阴提纲》，对仲景学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相继著有《周易会通》《道德经会通》《太极图说臆解》《皇极经世图说》等。致力于国学研究，曾与当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关学大师张果斋、赵宝珊等论学，受到奖掖器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黄竹斋投身革命洪流，两度从戎，在陕西督军公署一等参谋官、南北两路团练大使王敬如麾下任军医官、军械官，襄办军需。在临潼县马额镇设立炮厂，招募小炉匠造武器。
1924年，黄竹斋任陕西红十字会附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兼适道中学教员，余暇研究整理中医古籍。相继出版了十几本著作，其中《医圣张仲景传》是仅有的医圣传记，一时洛阳纸贵，再版达六次之多，首载于1925年《伤寒杂病论集注》一版卷首。黄竹斋不顾战乱艰险，赴南阳、宁波、长沙等地访求仲景佚著。1933年诣南阳拜谒医圣祠、墓，实际考察拓碑拍照，遍查河南、南阳有关地方志，撰成《谒南阳医圣张仲景祠墓记》充实其传。黄竹斋说：“仲景仁术教则，功被万世，尚论者推为医中之圣。然考据《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均未为仲景立传，甚以为憾！乃据诸子百家、杂记、历代名医评选撰之。”此传早年以黄谦署名，单行本印行。后来日本人冈西为人收入《宋以前医籍考》。1948年，黄竹斋率弟子米伯让往谒医圣祠，所撰《祝告医圣文》刻石立于祠内，其中有他对中医事业处于低潮时发出的豪言壮语：“中华古医学，世界将风行！”
但令人失望的是，辛亥革命后社会改良无长足进展，政府无视民瘼，在错误政策的导向下，中医药业日益凋敝。对此，他忧心如焚，大声疾呼：“中医教育关系到中医是否后继有人，兴衰成败，是祖国医学生死存亡之关键。兴中医教育则中医兴，废中医教育则中医亡！”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公然通过了余云岫《废除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激起海内外中医药界极大愤慨。是年3月17日，陕西中医界公推黄竹斋为代表，慨然前往南京请愿。作为西北地区的唯一代表，他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医药界临时代表大会”，联合中国医药界及海外侨胞，据理力争，用组织请愿团、报刊发文、街头演讲等多种方式强烈要求将中医教育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全国中医药界抗议的滚滚声浪，迫使当局承认了中医存在的合法性，制定出《中医条例》，成立了中央国医馆，黄竹斋被选为中央国医馆常务理事兼编审委员，参加了统一病名审查等工作，并被聘为卫生部中医委员会委员。
效仲景锐革新教书育人
黄竹斋毕生潜心仲景之学，仅伤寒论著即有十几种：《伤寒论集注》《金匮要略集注》《伤寒杂病论新释》《伤寒杂病论会通》《伤寒类证录》《伤寒杂病论类编》等，素为医界所重。鉴于传世仲景之书错简讹脱，又为历代注家仁智各见，“甚或割裂章句，颠倒节目，纷纭淆乱，罔可适从”，史书所载仲景遗书散失不少，他遂发宏愿，搜罗整理贡献医林。
黄竹斋认为：仲景所说三阳三阴，当不同于《素问·热论》之说。“仲景本论三阳三阴之定义，是将人身部位、体质分为六纲，而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术语识之。三阳标识其部位，三阴标识其质体。立此六经以名篇，而辨其病症治法焉”。以现代生理学理论解释三阴三阳，阐发仲景六经辨证，倡言三阳三阴钤百病之说。以六气解六经之属性，用开、阖、枢释六经之功用；以八纲来揭示六经的性质。他认为，掌握了三阳三阴这个界说，整个伤寒论便可迎刃而解了。
为了校注《伤寒杂病论》，黄竹斋还于1933年春去南京遍寻书肆，幸尔觅得《浙江流通图书目录》，载《张仲景疗妇人方》两卷、《五藏营卫论》一卷，存于宁波天一阁，立即前往搜珍。适逢天一阁正在修葺而未果。其后，他辗转从宁波名医周歧隐处获悉：桂林罗哲初藏有《伤寒杂病论》抄本。抗战前夜，他深恐国宝遭遇不测，1935年再次往访桂林罗哲初，终于如愿。罗哲初30岁始随左修之专习医理，左修之又名左盛德，是仲景46世玄孙张绍祖的弟子。1888年，《伤寒杂病论》传于左盛德之徒罗哲初手中，秘藏40余载。罗与宁波名医周歧隐交好，遂将其师所授之白云阁藏本第12稿《伤寒杂病论》16卷第一册出示于黄。黄如获至宝，当即重抄一遍，返沪登载于《光华医学杂志》公之于世；又不辞劳瘁，整理校释，裨补宋本之阙疑，恢复秘籍之原貌，并将全部抄缮副本带回陕西。
至今，仲景之遗传国内仅三种：涪本载文以孙思邈《千金翼方》所收《唐本伤寒论》及宋本《金匮要略》为主，湘古本与白云阁本《伤寒》部分基本相同，只是缺少个别章节和没有《金匮》杂病内容，尤以黄竹斋所刻之白云阁本内容较完整。
1934年1 月，黄竹斋在《审查统一病名草案意见书》和《审查病理学意见书》中，反对一味依傍西医病名，应以中医病名为主，反映中医特点。经过漫漫的自学之路，他深知中医这门实用科学，直观教学的重要性。主张改革传统的中医教学方法，强调中医教育一定要突出中医理论体系，建议学校设置必需的教学模型、标本、图书馆及药圃，以供师生研习之用。这些，大大推动了中医教育现代化进程。
1935年黄竹斋被聘为陕西省国学讲习馆副馆长、孔子教习会副会长，研求国学。1937年夏，他应针灸学家承淡庵之邀，去无锡中国针灸专科学校讲学，受到师生热烈欢迎。七七事变后，黄竹斋全力赞襄抗战，向国民政府上书，极力倡导开设中医伤科医院、举办中医伤科训练班。1938至1939年，他为筹办西安救济医院和陕西特效中药制药厂四处奔走，大力倡言生产国药，避免进口西药之白银外流；以备军事之需，以免战士疗伤如受肉刑之惨恸。
1940年，黄竹斋拟在西安筹建中医专科学校，在中央国医馆陕西分馆筹备成立董事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均告落空。此后，他一段时间内致力于在民间医学大家行医济世。1945年，他又撰成了《周易汇通》《老子道德经会通》《白云阁藏本难经会通》，修订《孙真人传》等著述。
舞神针调百草屡起沉疴
从1924年开始，黄竹斋悉心收集整理中国针灸学古今著作，撰成《针灸经穴图考》八卷。取《内经》《难经》《甲乙经》为主，参考唐宋以降诸家有关针灸论述，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撷精删芜，正论补缺，以十二经为纲，以三百六十五穴为目，附有奇穴拾遗、经穴图谱，将古代人体平面图，独创以人体实际生理部位点穴划经，在每穴之后，列其主治证候及医案，冠以针灸要法，从而为临床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可贵资料。
1933年，黄竹斋在南京于活人体表点穴划经，摄影制成铜版印行。所制图穴以人体真实点穴为准，使后学者更直观明了，医者针刺穴位更精准，医界誉为“古老针灸疗法的一次革命”。书中引证之博、考据之精、折衷之当，为国内外针灸学家所推崇。在此基础上，又搜集历代各家针灸学之不同版本，订正校勘，取其精华，结合临床心得，撰著《针灸治疗会通》八卷，并重订宋代王唯一《铜人俞穴图经》。先后编著针灸图穴著述达七部，风行国内外，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医界均来函求购。
针药并用，是黄竹斋临床施医之一大特色。针灸辅之以中药，治疗疑难杂症和顽疾、中风偏瘫为其一绝，拯救了许多危重病人。1957年4月20日，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东布罗斯金，突然昏迷失语，右半身瘫痪，万分危急中，抬至北京西苑医院急诊室。黄先生见其脉象浮紧，诊断为类中风瘖痱。即针刺风府、风池、肩颙、曲池、风市、足三里等穴；内服通窍安神的苏合香丸，每次服一丸，每日二次；古今录验续命汤四剂，日服一剂，分两次服。第二天即神志清醒，言语清晰。
共针四次，服续命汤八剂，牛黄清心丸十丸。八天后，这位82岁高龄的脑血管意外病人康复如初。东布罗斯金大使感激万分，著文载于民主德国报刊，掀起了中国医学崇拜热，同时，北京晚报以《喜讯传到远方去》为题，报导了这一奇迹。又如：陈某，患中风偏瘫，二便失禁，黄先生以炒盐末填脐，上覆姜片，艾灸神厥14回，大小便即恢复正常。针刺肩髃、曲池、合谷、环跳、风市、阳陵泉，给服古今录验续命汤。20天后康复，行走如常。
1959年5月4日，北京西苑医院的统计材料《针灸中药治疗中风偏瘫150例总结报告》显示，黄竹斋治疗中风偏瘫，有效率达91.3%，在世界医学界，创下了不起的奇迹！
风湿性关节炎，是又一种久治难愈的顽疾。1956年3月至1957年11月，黄竹斋临床针灸加中药外敷，治疗风湿性关节炎468例，疗效卓著。 用马齿苋和白芥子膏治疗顽症，是黄老的又一绝活。1959年9月30日，光明日报以《枯木逢春》为题报导：一位患搭背恶疮的病人，疮深见骨，痛苦不堪，辗转求医，治了一年多毫无效果。黄竹斋徒步去郊外采来新鲜的马齿苋，捣泥外敷，一星期即脓血除尽，长出新肉，疮口渐合！事后，他就这一病例谈临床体会时说：单味马齿苋对化脓性疾病的价值，具有消炎杀菌、散血消肿、去腐生肌作用，而且对全身来说，亦有如青霉素、抗生素类的功效，适应症广泛，无过敏反应和毒副作用。
医界同仁苏礼曾盛赞黄竹斋验方：白芥子膏治疗鹤膝风，白芥子膏治疗顽固性哮喘，生乌头碱膏治疗历节周痹病、生南星外敷治疗面瘫、苦参外洗治疗鹅掌风、马齿苋治疗恶性发背等。医家素有“外不治廯，内不治喘”之说，言其疾极顽，令医者束手。而竹斋先生依据古代文献结合临床，创出了诸多良方，攻克顽难杂病颇多，真医林翘楚也！
纳百川慎笃行大音希声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典籍浩如烟海。既矢志于中医的承袭与创新，便亟需广猎图书资料。而黄竹斋出身寒微，白手起家，他起早贪黑，搜遍西安书市，广求杏林名家。他还不辞劳苦，在战乱频仍的艰难时日，远赴京、津、沪、汉等地访求，大有收获，有的还是孤本。他每得一本新书，均如获至宝，连夜披览，与同类书籍比照研析。终达医理贯通医术与日俱进之境，更使他医名不胫而走，民间及军、政各界口碑日隆。1940—1948年，黄竹斋卖掉了西安市南院门的房产，在长安城外双竹村的黄土原上买了一块坡地，筑起三层窑洞名曰“乐素园”，致力于奔走民间，施医舍药。斯时，他夜晚孤灯长明，韬光养晦，潜心著述；凿洞刻石，且自撰自书楹联“广开户牖放山川入吾眼界，博览群书问医林有谁拾遗；横额：且乐吾素”，书以明志。
1929年，陕西大旱，路有饥殍，黄竹斋创立养老所、孤儿所，亲任所长。求诊者络绎不绝。乡邻求医，他妙手回春，扎完了针便手一挥：“走吧”，且常常以药物相赠，分文不取。有的病人被抬着来，先生扎针后，当即精神抖擞地走回去了！远道而来的病人，看完病天晚了便留在他家吃住。老百姓说：“黄先生真正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看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
在花木扶疏的乐素园庭院里，黄竹斋宽厚善良富于爱心，施医舍药怜惜穷人，由此也得来一位小他30岁、芳名成素英的红颜知己。
那一年，成素英逃荒途中亲人失散，乞讨来到黄家。18岁的大姑娘瘦弱不堪，类风湿也折磨得她气息奄奄。这种病非常棘手，她住下来治病，成了黄家的一口人。黄先生给她扎针调药，悉心诊治，使她脸上渐渐有了红晕，终于脱离病榻站立起来。先生赠予盘缠，说：“你现在身体好了，也到了出阁的年纪，回老家找个可靠人家，好好过日子吧。”成素英满脸飞红，扑嗵一声双膝跪地，呯、呯、呯磕了三个响头，满含热泪地诉说道：“恩人啊，您费尽千辛万苦让我活过来了，可我举目无亲，投奔谁啊？今后我给您研墨扫地端茶倒水，伺候您一辈子也心甘情愿……”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素英以身相许。从此，与先生朝夕相伴直到最后岁月……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黄竹斋心底的阴霾，年逾花甲的老先生豪情激荡，青春焕发，全身心投入祖国中医药学事业的复兴。他虽然身兼多种社会职务，但他日夜思虑着的仍是：要发展中医，还需国家政令……他一捋花白胡子，奋笔疾书，洋洋万言，上书中央，慷慨陈述祖国医学的千古功德，倡言中医教育。
在中国医学史上，黄竹斋可谓以中西会通论六经者第一人。 黄竹斋不仅是医学理论大家，还是一位教育家、卓越的临床实践家。他曾说：“只要有益于国医发展之科学及对病人有疗效者，均可学之。”他对经方、时方、土方、单方、验方，针灸、导引、内服、外治，广采博纳。他主张破除门户之见，大胆汲取西医之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即使对铃医、农民、樵夫、兽医、猎户、僧人、道士、卖艺者，凡有一技之长者，莫不虚心请教。在接诊患者时，无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伤科、骨科他均能医治，真可谓全科大医。
1955年，黄竹斋奉调赴京，任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针灸科主任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因其声名，他的诊室每天都是患者盈门，繁重的诊务令年已古稀的他十分劳累。就是下班回家或逢休息日，仍有病人循踪觅迹找到家里求诊，他也是来者不拒，几乎没有多少休息的时间。慕名前来求诊的病人很多，他从来不收额外钱财，有的病人带来糕点以表谢意，他都拿到病房分给病号吃了。那时，黄老身边只有老伴和小孙女，而黄老甚至忘记了自家的小孙女也会眼馋，夫人有时忍不住便“仗义执言”：“哎，你给咱们孩子留点啊？”
虽然工作繁忙，劳累不堪，黄竹斋却甘之如饴，尤其是他就中医药事业复兴的《制定十五年远景计划意见书》被国家卫生部采纳，更让他格外兴奋。基于先生高超的医德、医术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党和人民给了他众多荣誉。他出席了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荣获卫生部金质奖章，还是当时唯一国家授衔的北京市“特级中医师”，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的酒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向他敬酒时称赞说：“黄老先生，您是我们祖国的骄傲！”
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黄竹斋积劳成疾，1960年初，一向悬壶济世的他终致病倒。尽管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不停地咳嗽、咯血，仍坚持每天上班、查房，总想着病号在等着呢。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还拼命写出了《神经精神病学》4卷，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其时，他常常左手捂着剧痛的胸部，坚持写完了一生最后一本著作。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赶紧看病，好好休息，可他并不介意自己也是年迈体衰的病人，每当咳嗽得难以忍受时，就给自己扎针、开方、熬药，不愿多花国家的钱。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黄竹斋毕生高举着生命的圣火，照亮医林，拯救无数患者。他谁都想到了，照顾到了，就是忘了自己！一生倡导中西医团结协作，自己却深受病痛煎熬，在西苑医院领导的一再敦促下，他才住进了协和医院。谁知，第二天，他即撒手人寰！黄竹斋一生救人无数，却因忙于工作延误了自己疾病的治疗；艰苦奋斗一生，没有给国家和家人添一点麻烦，多花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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