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普九美术邮资试印样封资料

　　普九美术邮资试印样封之谜

　　2004年《江苏集邮》杂志第4期上有上海陈永欣、江阴瞿百顺两人合写的研究普九图邮资试印样封之宏文，用了将近5页的篇幅，对普九邮资试印样封之现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两位先生锲而不舍的求实精神，令人敬佩！研究文章第一部分在叙述1995年6月10日至16日在江苏溧阳市举办的参加第九届亚洲邮展的会审时，谈及了江西谈柏辉先生送审的《普九天安门邮资片封》集邮中首次出现了两枚普九美术邮资封18、19号双面试样，经具体描述后，作者感叹地作了如下表述：“但不知什么原因，谈柏辉先生这部邮集未能获准参加北京第九届亚洲集邮展览，集邮者失去了一次在高水平邮展上先睹此试样芳容的机会”而深为惋惜。文章接着叙述了1996年4月在嘉兴海峡两岸专题集邮研究会编办的《海峡邮桥》上首次披露了试样的消息，台湾竹君先生的邮文将此试样作为样封介绍给读者，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写到此，文章作者感到不满足，指出竹君的“文章提出了研究的课题，但可惜的是多年来一直未曾有邮人承接下文”。两位先生在结束这篇宏文时，抱着期盼的心情写道：“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此文能在新中国邮政用品研究的过程中能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两位先生执著的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令老朽十分感动，心想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海峡两岸邮人的共同努力，最终会将普九邮资印样之来踪去迹搞清楚，也定会取得可喜的成果。解开“竹君”的迷惑在陈瞿两先生合写之文中，似乎将台湾集邮家韩进文先生与竹君先生视作两人。其实，“竹君”乃韩进文先生之笔名也。此事，瞿百顺先生不了解是完全可能的，但陈永欣先生应该觉察到，理由是：

　　1、本人是嘉兴海峡两岸专题集邮研究会的创始人。创办《海峡邮桥》会刊的目的，主要是为两岸集邮文化交流架起一座邮桥。实践证明，也确实起到了相互交流的作用。韩进文先生对《海峡邮桥》的出刊，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资助，还积极撰文在《海峡邮桥》上发表，笔者也常有邮文在他担任理事长的《竹县邮刊》上发表。我也在《竹县邮刊》上不时见到陈永欣先生的大作，说明韩进文先生与陈永欣先生不仅是熟识的邮友，而且是韩先生主编的《竹县邮刊》的积极撰搞人。说来凑巧，在1995年11月30日出版的第11期《竹县邮刊》上刊出了韩进文先生所写的《普九美术邮资试印样封》的文章，这可以说是海峡两岸间最早论述普九美术邮资试印样封的文章，就在这一期上刊出了陈永欣先生所写的《忆大陈海战一江山岛战斗》的文章，凑巧的是笔者所写的一篇《钱江潮片原地访问记》也在同一期上刊出。我因是该刊作者，故赠给这期刊，陈永欣先生也应该收到这期刊有普九内容的《竹县邮刊》11期。

　　2、我与韩先生相交较早，可推溯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他从《鹤岗集邮》试刊了解到我的地址，特来函联系。从此，你来我往，飞鸿不断。当我从《竹县邮刊》上读了韩先生所写之文及见到试印样封之芳容，真是大开眼界。于是，我向韩先生约稿。很快就收到韩先生寄来试印样张的复印件与《竹县邮刊》之样张作比较，其中正面一枚用了另一枚试印样张（今天再与《江苏集邮》2004年4期上之图1、2、3、4、5作比较，也不同。由此说明，韩先生收藏的二枚是不同之样张，同时也说明了陈永欣先生可能还未见到《竹县邮刊》11期上这枚试印样张。具体下文再谈）。遵韩先生所嘱，刊出时用了“竹君”笔名。心想，新竹县也可简称为竹县，而韩先生当时担任新竹县集邮学会理事长，以竹喻己：竹君，竹君，乃竹之君子也，甚好。文章开头，韩先生是这样写的：“最近在友人手中看到一件非常特殊的邮封……”（《海峡邮桥》刊出时也按原文照登）今天《江苏集邮》上读了陈瞿合写之文中谈到“第二组2枚，约在1995年下半年，由台湾集邮家韩进文先生获得”（笔者与韩先生的通信中，他多次谈及到从大陆购买到普九试印样封之事，也可证实陈瞿两先生文中所言非虚）。因此，韩先生文中推称“从友人手中看到”，这完全出于藏家个人的隐私，旁人无权深究。正如陈瞿两先生文中感叹那样：“但对此二枚封之深藏不露，只有竹君先生在《海峡邮桥》写了篇邮文作唯一的披露”、“文章提出了研究的课题，但可惜的是多年来一直未曾有邮人承接下文。”

　　3、说“深藏不露”，其实已一露再露，说无人“承接下文”，其实，就在当年的《竹县邮刊》第13期上，陈永欣先生就写了《也谈普九图美术邮资设计样封》之邮文，承接韩文，进行了探讨。1996年10月《海峡邮桥》第17期作了全文转载，还特地加了一个编者按，以期盼引起集邮界关注，深入进行研究探讨。可惜笔者因去黄山参加邮票设计大师孙传哲先生骨灰撒黄山途中，因车祸导致眼底血管破裂，引起黄斑区变性，视力骤然下降，被迫将《海峡邮桥》办到18期就停办了，使这次“普九试印”的讨论不能深入进行，留下了遗憾。

　　4、对陈永欣先生来说，海峡两岸讨论“普九试印”的课题，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是知情者，他不仅能看到台湾的《竹县邮刊》，也能看到大陆的《海峡邮桥》的相关文章，因而对韩先生的“竹君”笔名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令人不解的是，在陈瞿两先生的邮文中，似乎将竹君与韩先生判若二人。不知是否是编者将两人的文章合二为一之故，今特写此段文字，以解“竹君”之谜。“普九”试印样张的价值及藏家从1995年11月台湾《竹县邮刊》最早刊出邮文及样张起，到2004年8月出版的《江苏集邮》总97期上刊出陈永欣、瞿百顺两先生合写这论文止，历时近10年，对研究“普九试印”课题取得了突破性的可喜进展，这是值得大家庆贺的！根据《FIP邮政用品展品评审专用规则》在“展品组成的原则”中指出：“无论是已采用或未采用其图案的试样和印样，也都可以包括在内”的精神，普九试样不仅可以参展，而且因其存世量特别稀少，更显得珍贵，并表现优异，引人注目。

　　现按得奖邮集先后次序列表如下：

　　参展时间 邮展名称及地点 参展人 获奖级别

　　1997.10.18-21 全国邮展（重庆） 瞿百顺 金奖加特别奖

　　1999.8.21-30 中国1999世界邮展（北京） 瞿百顺 金奖

　　2003.4.17-21 全国邮展暨选拔亚展邮集（重庆） 瞿百顺 金奖

　　2003.4.17-21 全国邮展暨选拔亚展邮集（重庆） 李向荣 大镀金奖

　　从上述得奖邮集来分析，主要将普九试印样封用于邮集之中，提高了展品的珍罕性，瞿百顺先生三次参展三次沾金，可谓连中三元，十分难得，为国争光。李向荣先生的邮集将江西谈柏辉让给的试印样封编入邮集也一举获得大镀金奖，值得庆贺！再从试印样封的价值来讲，也在不断攀升。10年前，试印样封很少有人知晓，其市价也不高。江西谈柏辉先生捷足先得，将刚到手的2枚试印样封编入邮集。1995.6.10-16送江苏溧阳参加96亚展的会审，不知是什么原因，邮集未获入选。1995年下半年台湾韩先生从江苏购入的2枚试印样封，让价还比较便宜，我猜想每枚不会超过2万元，1996年5月亚展在京举行后，其市价不断攀升，为了不吃“老虎肉”，韩先生来信中要我“不要登这类文章为好，以免助长炒作行情。”不久他又来信讲：“普九试印样封文不登就对了，不要炒热。第三枚对方开价4万5千人民币，比前2枚要价合计还要多，我已放弃。到了1999年4月，江西谈柏辉将其中1枚交嘉德拍卖，拍价已达9-10万元（共拍价比28号封还高），因而流标，未能拍出，但已显示出其价值。3年后，谈柏辉的2枚试印样封，终于在2002年分别让给广东朱浪石和广西李向荣。李向荣先生将购入之试印样封编入邮集，于次年4月参加在重庆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全国邮展，一举获得了大镀金奖。瞿百顺先生分两次购入试印样封，其第二枚的购入价已高达91000元，他将2枚试印样封编入邮集，终于获得金奖，显示了邮品之价值。物以稀为贵。迄今为止，普九美术图试印样封的枚数不足10枚，而有名有姓的藏家也屈指可算，当然还存在未发现之数。比较确实可靠的存世量仅6枚，这就是陈瞿两先生文中所述的那样：“每一件珍罕的邮品都有其特定的经历，只有其传承的踪迹弄明白以后，这件邮品才能更有价值，更有可信度。”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这条线索，寻找它的来龙去脉，并取得了可喜的令人信服的成果，这就是：此类试印样封一共有6枚，均从江苏一名资深收藏者兼邮商的手中流出，几经周折，如今分别落户在江苏瞿百顺2枚，台湾韩进文2枚，广东朱浪石1枚，广西李向荣1枚。这6枚试印样封，有3枚已在全国邮展和亚展、世展中亮了相，夺得了高奖，获得了好评。还有3枚还未参展亮相，即是台湾韩进文收藏的2枚和广东朱浪石的1枚，他们也藏而不露，大家为之婉惜。试印样封的悬念 为了彻底搞清试印样封的来龙去脉，尚有几个不清楚或有争议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

　　1、江苏这位隐姓埋名的资深收藏者兼邮商究竟是谁？时至今日，还保密的必要吗？他将6枚试印样封，按先次后优之组合搭配成三组出让，每组2枚。最先让出的2枚给江西的谈柏辉，（后分别让给广东朱浪石、广西李向荣各1枚）。第二组2枚于1995年下半年让给台湾韩进文。最后一组2枚，品相较好的分二次让给江阴的瞿百顺。这样6枚试印样封各有其主。他们都应该知道出让人是谁，特别是本省的瞿百顺先生更是熟人了，有此必要不露真相吗？

　　2、台湾韩进文先生购进2枚试印样封后，不久又与他人在洽谈另一枚试印样封购买之事，后因让价达45000元而放弃，这个出让人是谁？这就不能排除6枚之外的又1枚，或更多枚的可能性，因而需要两岸的知情者来共同努力了。

　　3、据江苏这位收藏者兼邮商说，他的这6枚试印样封的出品人是一位在上海704所（即上海邮电研究所）工作的技术干部那里搞来的。陈瞿两先生合写之文中，对704所特作了详细介绍：“上海704所主要从事邮政、电信科技和业务的研究，普九美术邮资封全部由上海国营542工厂印刷，上海704所参与了其中的部分设计研究工作”。然而，根据集邮家赵人龙先生所写的《新中国第一套美术邮资信封》一文的介绍中指出：“这套信封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地方印刷的，1956年和1957年编号的由邮电部邮政总局上海供应处在上海印刷，1958年北京邮票厂胶印车间建成后，1958年和1959年编号的改在北京印刷。”（见《集邮》1986年第5期）而美术邮资18、19号封的编号均是1959年，其印刷也应在北京，而不在上海，与“全部在上海印刷”的说法不符，有待进一步查实搞清。

　　4、陈瞿两先生在介绍普九美术封18号、19号正反面的印刷拼版排列时，惊奇的发现印样中间空白处有用钢笔书写的“张永芳”三字，笔迹老练隽秀，可见张永芳就是此记录本的主人。无独有隅，在《竹县邮刊》11期上的18号印样封的空白处也有字迹相近的“蒋叔良”三字，同样提供了进一步了解的线索。而且这张试印张与《海峡邮桥》上刊出的样张不同，对照《江苏集邮》刊出的5幅样张也不同。（见图）5、台湾韩进文先生收藏的试印样张上盖有红色小章，由于戳上字迹不清，开始韩先生认为是“作废”二字，后认为是繁体字“成都”。陈永欣先生在文章中认为“试部”。但韩先生对样封进行再三辨认，仍认为“成都”二字，虽不符合逻辑，但以收藏之试印封为物证。期盼日后由专家来鉴定下结论。综上所述，普九天安门图美术邮资试印样封给广大集邮者留下了不少悬念，但只要大家继续关注，深入探讨，特别是希望两岸的邮政用品藏家，密切配合，加强交流，说不定会挖掘出还未发现的试印样封，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

　　参考书目： 1、《集邮》杂志1983年第2期赵人龙《美术邮资信封》

　　2、《集邮》杂志1986年第5期赵人龙《新中国第一套美术邮资信封》

　　3、《集邮博览》1997年第3期杨波《28号封纵横谈》

　　4、台湾《竹县邮刊》1995年总11月期韩进文《普九美术邮资试印样封》

　　5、《海峡邮桥》1996年10月第17期陈永欣《也谈普九图美术邮资设计样封》

　　6、《江苏集邮》2004年第4期陈永欣、瞿百顺《普九天安门图邮资信封试样、印样的存世现状及研究》

　　[竹君]普九美术邮资试印样封

　　最近在友人手中看到一件非常特殊的邮封，算是新中国邮政用品中的稀罕品种，有人说是作废封，有人称为高档邮资试印封，笔者特提出供广大邮友鉴赏。此封样约有16开纸一般大小，长为29.8公分、宽为19.6公分。封面有二个信封图案，均是“人民公社聚宝盆”，原属普9美术邮资封中第18号封，另有二个天安门邮资图9（即邮资符志）。左上角第一列有“售价壹角，包括，国内平信邮资”；第二列有“正面的邮资凭证剪下后无效”，共计两行字。原本这两行字应该是折叠为信封后，安排在背面的右下角落。样封的背面有二个信封图案，均为“工农业并举”，原属普9美术邮资封中第19号封，其中位于中央处的图案下有一行“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字样。右边有二列共四个小圆孔（孔径0.6公分），显然，这是从卷宗档案中拆下的装订孔痕迹，在这同一样封中我们无法了解是从什么档案中拆除的，但可以从另一枚样封中知道是从一个名为“木材专案”的卷宗里拆下的，此封在此不表，容后再发表，因为封样小有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封面的两枚邮资符志上，分别盖有一个长方形戳记，友研究甚久，但看不懂是什么字，我也端详许多次，花费不少时间，仍无法了解，直到写这篇邮文时，才福至心灵地看出是“成都”字样，这是二个粗体浅黑字，约为2.8公分长×1.3公分宽的印章盖销的，又天安门邮资符志是灰蓝色，此与浅黑色的“成都”销戳印色，很容易造成视觉上的混淆，故而不易识别，好在终于看清楚了，原先大家都认为是“报废”、“作废”或其他画押的符号以视为作废用途。如今是否可以考虑此二种封（18号、19号）是在成都印刷；当然“成都”两字的销戳也有将邮资符志删掉的意味，可视为作废的功能，不知您以为如何？欢迎知情者和有识之士予以指正。

　　也谈普九图美术邮资设计样封

　　（按：本刊第14期上刊出竹君先生写的《普九型美术邮资试印样封》文章后，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浙江居洽群先生和上海徐星瑛先生的来信，对文中几处不明确之处提出了质疑。适巧，台湾省《竹县邮刊》登载了陈永欣先生文章，现特转载，以供深入探讨之参考。作者陈永欣先生系已故著名集邮家钟笑炉先生女婿，目前是上海市集邮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读《竹县邮刊》1995年冬季期中，韩先生“普九美术邮资试印样封”一文，甚有资料性及探索性。这种试用封，五十年代工人中集“邮政用品”类邮品，尚不普及，往往不甚重视，厂方却也不销毁，利用其纸张硬挺，作为财务公费报销，粘贴凭证及发票底纸之用。过了上级规定的账册保管备查年限，都是一火炬之。只是废纸利用前，把邮资图案注销而已，今日从中抢救数枚，给韩先生获得，应属大喜大幸。不过文中对注销邮资图之戳，分析为“成都”却有再研讨之处。“普九图美术邮资信封”（以下简称R9MF），1-10号，是上海邮政供应处承印，特征是背面封口是西式形，而11号以后，均由北京邮票厂承印，特征是背面封口是中式，而文中所指系18号“人民公社聚宝盆”及19号“工农业并举”两枚，属北京邮票厂印制范围。而北京邮票厂也不在北京市成都路，因此无论如何跟四川省成都市扯不上瓜葛。由于我未能直观原件，只能从复印中仔细辨认，应该是“试部”两字，即厂方“试印取样部”的简称，这样理解比较符合情理。不知韩先生是事否共识？无独有偶，在去年八月，上海某集邮前辈也喜获R9MF三枚设计样封，与韩先生的试印样封，相映成趣，这三枚分别是1959年的24号“舞龙灯”、25号“打腰鼓”、26号“双鱼祝国庆”。样封同正式发行之封，制作上有一定修改（见附图），现将其异同之处分别叙述列下：相同点：纸质；同为轻磅白色道林纸。封幅：均为25×19（mm）毫米。刷色版式：第24号（女邮票设计家卢天骄所作）同为雕刻版加胶印填色。其余两枚为胶版多色套印。构图：图案与邮资图、姓名留白部份是美术“黄金分割比率。”

　　差异点：

　　一、样封无天安门邮资图及姓名、地址条线格，均为留白。

　　二、样封第24号、25号，图案外加了黑框。

　　三、样封25号小女孩脸颊多了二朵姻脂，正封修去。

　　归纳而言，R9MF是新中国邮政用品中佼佼者系列，它制作精美、枚数多，发行年份持续三年，内容反映了社会各个领域。其中还包含了新中国首枚邮资错版封，国家明令禁止发行的28号大炼钢铁封的珍贵邮品，改作“邮政公事”封使用，目前发现不过10枚，至于原封尚未发现一枚。据笔者所知，能完整收集各版式的藏家真是屈指可数。1995年中，海峡两岸能共同发现了部份设计及试印样封，对完善R9MF发行的资料是个重大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