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学时期学过的一篇语文课文叫《范进中举》么？这篇课文就是说：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刻画了他为科举考试喜极而疯的形象，用岳丈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极其鲜明的肢体动作和言语表情，以及中举后邻居对他的前呼后拥和乡绅赠屋的等事例重点刻画出了一个趋炎附势热衷仕途，好官名利禄且世态炎凉的可耻的社会风气，对当时社会及其阴暗的特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一小段故事。
清代作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关于古代知识分子的白话小说。书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正史中记载的注重道德文章的儒者，他们因贪心名利而道德沦丧，导致世风败坏。因此，吴敬梓将小说名为"儒林外史"，以作为正史的补充。
《儒林外史》大概写成于1749年，但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才在扬州出版。现代学者如鲁迅，称《儒林外史》为中国历来最伟大的讽刺小说，胡适更将《儒林外史》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并称。在国外，有学者认为，吴敬梓与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伟大作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儒林外史》以时间为顺序展开，从元末明初一直写到万历年间，几乎贯穿整个明代。小说表面上是写明代，实际则是假托明代之事，借以展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知识分子的命运。
小说是章回体，共五十六回，三十多万字，但是并无一个贯穿头尾的人物，每个章节都以不同人物为中心；往往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又往往退居次要地位。因此鲁迅说它“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意思是，虽然说是长篇小说，实际上却像短篇小说合集。小说中涉及的人物非常复杂，包括文武官员、商人、乡绅、清客、侠客、义士、奴仆、戏子、方士、娼妓、僧道各色人等，可谓芸芸众生样样俱全。
在小说中，吴敬梓描绘了各类人物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通过批判科举的弊端、揭示虚伪的人性；另一方面也通过一些有德行的人物，寄寓了自己的人文理想。吴敬梓写了不少热衷科举以求取功名富贵的人物，这其中的代表就是周进和范进。在小说中，吴敬梓还刻画了不少趋炎附势的土豪劣绅，展现了广阔的社会世态。小说中的乡绅，包括等待参加会试的举人，辞官回乡或退休的官员。乡绅一般财力丰厚，与官员之间常常相互勾结，横行乡里。此外，还有很多科场失意者，却还是一心想着功名富贵，以致欺世盗名，吴敬梓在小说中就讽刺了这种假名士、伪君子。
围绕着“功名富贵”这根主轴，吴敬梓可以说穷尽儒林世相，那么吴敬梓心目中正面人物形象是什么样的呢？像杜少卿这样博学多识、忠诚良善又不与世俗同流的品行，暗含了吴敬梓的理想，即抛弃功名富贵，乐天知命，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是“道德文章俱佳”的完美儒者代表。此外，小说中，还有对市井中侠义之人的进行了描述与赞赏。
胡适最早在《吴敬梓传》这本书里就提出，《儒林外史》的主旨是 “反对科举”。小说一开始就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的八股取士制度，他说，“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所谓的“文行出处”，“文”指礼乐文章，“行”指品行道德，“出”是在朝为官，“处”指退隐乡间，这就是说，八股取士严重损害了读书人的知识和道德品行。
所以，吴敬梓就以王冕和杜少卿为例，来说明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子。王冕，淡泊名利，不参加科举，也从不与当地的官绅富豪交往，过着田园隐逸生活。小说中的杜少卿，更是直接反抗追求功名富贵的现实社会。他放弃科举考试，不独尊程朱理学，推崇古代礼制。
复古，恢复古代的儒家伦理，正是吴敬梓提出的解决知识分子功利心膨胀、道德沦丧的一条道路。在小说中，吴敬梓尤其推崇吴泰伯。这是代表儒家最高理想的人物。小说中，以杜少卿、迟衡山为首的几个人，出于对重振礼乐教化的理想抱负，集资修建泰伯祠，并于春、秋两季以古礼古乐致祭，借以提振教化，并让大家习学习礼乐，希望可以回到古代高尚的社会。吴敬梓借此提出自己的理想，即古代的儒者内在要求：学识高超、拥有忠孝节义的道德，以及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儒林外史》对于八股取士下知识分子穷形尽相的同时，也在小说艺术手法上影响深远。首先是把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高峰。
吴敬梓笔下的文人生活，几乎是当时社会的立此存照，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小说的题材。吴敬梓关注的重点，是明清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切实的生存困境，他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
吴敬梓描写人物，更擅长使用讽刺手法；实际上，《儒林外史》是当之无愧的讽刺主义文学杰作。《儒林外史》中的讽刺之所以传神，源于其真实性。含蓄内敛是吴敬梓讽刺另一个特点，鲁迅先生称赞《儒林外史》 “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也就是看透而不说透。
《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和讽刺艺术，对后世影响深远。晚清时期很多人模仿吴敬梓，将小说题材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官场、商界、战争等各方面，其中以写官场最为普遍，形成了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流派。
其实，从《儒林外史》到《孔乙己》，都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这个主题正是吴敬梓的毕生关注所在，也跟吴敬梓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杜少卿，是吴敬梓本人的真实写照。吴敬梓出身诗书望族，家境富裕，祖上出了很多的举人、进士，是安徽全椒县有名的科举世家。养父去世之后，吴敬梓继承了大笔家产，但是他生性洒脱，行侠仗义，到处施舍，加上身边很多人连哄带骗，以致钱财全部被骗光。
从故乡全椒迁居南京，是吴敬梓生命中最大的转折。定居南京之后，吴敬梓从大富大贵掉到赤贫阶级，功名之心也越来越淡泊。安徽巡抚赵国麟举荐他入京应试，吴敬梓断然拒绝了，从此绝迹科场，正式与功名社会决裂。
在当时的社会，参加科举是读书人的重要出路。如何能中举呢？书中说，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首先需要会揣摩。其次，还要学会攀附宗师找关系。读书人有业师，就是传授知识的老师；有宗师，就是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官。清代的业师沦为教书匠，毫无师道尊严；宗师却成为读书人仕途中强有力的靠山，是争相攀附的对象。
那么除了参加科举，下层知识分子还有其他出路吗？吴敬梓本人也是未中举的生员，这些生员如何讨生活呢？小说中给出了三种出路：一是编选八股文教材。由于科举考试的指挥棒，”制艺“销路很好，许多科场失利文人为书商撰写、评点或校勘八股范文，借以谋生。二是坐馆从事教书工作。如果家里既无田产，也没有资产经商，只能到私塾授课谋生。清代的私塾老师地位极低，薪酬也相对低得多。三是成为富商的清客帮闲。科举失利的一些下层知识分子，通常给自己打造一个名士的人设，然后投入富商门下谋生。
对于生员生活困窘的问题，吴敬梓强调谋生能力的重要性，而这正与儒者应该具备的真才实学、道德精神是相通的。明清时期，土地兼并的情形非常严重，尤其在地少人稠的江南地区，绝大多数读书人无田可耕，也没有资产可以经商，而坐馆教书收入低下还要受尽屈辱。因此，意志不够坚定的读书人，很容易在贫困的环境中丧失良善本心。
在传统文化中，儒学追求的理想，是修行道德文章，即通过内心的修养来实现王道，以发挥儒者的社会价值。但是随着科举的实施，明清时期开始的八股取士，尤其是清朝实行文化专制，使知识分子的精力和志向都消磨于八股考试。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加上新型教育的普及和儒家意识形态的解体，古代的士大夫群体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此后的中国社会，一部分知识分子最终走到了隐逸的道路上，寄情于道家和佛教，把人文社会科学作为谋生之路。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或从事科学研究，或从事实业救国。这些知识分子拥有自由的身份，建立了基于自己专业知识的价值系统，既能独立思考，又有益于世，形成一条民间知识分子的道路。而这，大概也正是吴敬梓的人文理想所在。
《儒林外史》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反对某项制度，而是引领读者对功利追求的反思。如果读书人的心性，屈服于权势和金钱，哪里还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又何谈儒者的社会价值，这正是《儒林外史》超越时空的重要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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