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克鲁尼的生存法则
没人比克鲁尼更懂得如何
对待名望。尽管他很懂得如何
利用名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却始终凌驾其上而非沉湎其中。
尽管他一贯喜欢躲在充满好奇的镜头
背后，却对自己在名人圈中所处的地位了如指掌。他是真正的大师。
首先，他的确很惹人爱，这点他很擅长。其次，他会尽一切努力让你爱上他。要是他的名声、魅力和英俊外表不足以打动你，他也会通过精心筹划来赢得你的心。他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出于需要，好像一名演员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可，而是因为他喜欢竞争，就像运动员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奖牌。他一直都很擅长让别人爱上自己，他不打算放弃这个优势。
当然，他遇到的挑战并不多，他的境遇仿佛一位了不起的斗士，因为缺少旗鼓相当的对手导致徒有其名。几年前，一条响尾蛇夺去了他一只宠物狗的性命。他是个爱狗的人—他家起居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个表现人与狗之间友谊的标志，其他墙上则挂满了名人的签名照片—他打算再养一只，最好是不容易让人过敏的品种。他在一个救助组织的网站上看到了一条黑色的可卡混血，然后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女人说她很乐意带着狗到他家里去一趟，不过随后她解释说那只狗是被遗弃的，从街上被捡回来时营养不良。“它必须得喜欢你。”她告诉乔治·克鲁尼，“否则我就得把它带回来。”
一开始他发现自己很紧张—“惴惴不安。”要是那狗不爱他可怎么办？然后他有了答案。“我的冰箱里有些火鸡培根。”他说，“我拿培根肉在自己身上蹭来蹭去。没开玩笑。当那个女人来到我家，那只狗就像疯了一样。它亲热地朝我身上扑。那个女人说，‘哦，天啊，它从没有过这种表现。它一定很爱你。’”他之前讲过这个故事。他甚至曾经对杂志讲过这个故事。现在他又讲了一遍—这是他讲的第一个故事—充分说明了他是怎样的人：为了赢得你他不惜使用各种方法，哪怕是拿培根当香膏使。
我干过很多类似的活儿—做名人专访。这些采访有的是在酒店的客房或办公室里，有的是在酒吧或餐厅里，甚至还有一次，是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座桥的桥顶上。而在名人的家中做访问却是少有的事。去名人家里做专访就像火鸡培根一样充满了诱惑力。这样的行为即便不足以激发爱意，至少也让人心存感激，就像狗狗获准跳上沙发时的心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曾在一间偌大的酒店会议室中接待了我，除了一个茶几和两把椅子，房间里空空如也。
乔治·克鲁尼请我到家中做客。克鲁尼与其他名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确确实实能表现得与你希望其他名人表现得一样，他能做到你希望其他名人做到的一样：他总是能恰到好处。他的房子很符合他的风格。他的家简直堪比穴居人的巢穴，带着几分野性。要到达他的住所你必须得费些工夫，沿着一条布满监控摄像头的“之”字形车道一路迂回而上，道路两旁是他拒绝修剪的茂密绿植。你将亲身体会他为何说自己从没被入侵者骚扰过，也将亲眼见识他为何会说万一有人想要侵入他的地盘，他们也要把自己“打扮成一棵树”。
即便开车驶过车道海拔最高的路段，你也无法一窥他家的全貌，整栋建筑与周围三英亩的环境融为一体，三英亩之外则是一片公园。你所看到的是一幢由砖石建成的典型好莱坞式房屋，而最先呈现在你眼前的，也是迎接你到来的，是一个可以容纳三辆汽车的车库，透过洞开的大门，乔治·克鲁尼仅有的三辆汽车一览无余。一辆是闪闪发光的灰色雷克萨斯。一辆是黑色的保时捷卡雷拉，在黑色车罩的覆盖下仿佛一款神秘的利器。还有一辆来自1959年的红色克尔维特敞篷车，如同旧时周六下午连续剧中英雄人物的牙齿一样闪耀着光芒。要想对克鲁尼的家庭有所了解，你首先得了解这辆克尔维特车的来由：它见证了克鲁尼家的历史。克鲁尼的父亲尼克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当电台广播员时买下了这辆车。乔治从小就在这辆车中长大，这是他们的家庭用车之一，如今它作为一种车轮上的花花公子哲学的象征，在克鲁尼的生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车库后面就是木质的前门，这扇门是如此之大，仿佛一块厚重的木板，呈拱形，上面装饰着藤蔓缠绕的葡萄架，并具有防冲撞功能。要说他们把门造得一点儿也不像门还是保守的，就连树看上去也不像是树。某些大人物一定在那扇门中注入了其灵魂，如今它给整栋房子赋予了一种遗迹般庄严的气氛，仿佛葛洛丽亚·斯旺森（好莱坞默片时代的巨星）就藏身在大门之后。然而房门打开，站在门后的却是克鲁尼的助理安杰尔，当她穿过实木和皮革家具在房间里投下的暗影走进厨房时，她的老板正在那儿对着一台忘记用法的咖啡机设法煮一杯咖啡。
最近他常常旅行。但相较而言，近期他在工作上花的时间更多：他是《地心引力》的主演之一，在《盟军夺宝队》中担任导演和男一号，为《八月：奥色治郡》做制片人，还是一部正在温哥华拍摄的新片《明日世界》中的重头人物。他的父母也刚到城里。先抛开这些不说，一见面，就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的握手直接而有力，握着他的手就像握着老式投票室的把手。他好不容易打出一杯咖啡，又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石质壁炉的壁炉架上方有一台大屏幕电视，正在播放美国橄榄球联盟的比赛集锦，高耸的屋顶上粗犷的木材一看就是在超人决定走现代化路线之后从孤独城堡里抢救回来的宝贝。他的宠物狗爱因斯坦紧紧依偎在他身边，当他的iPhone响起来，克鲁尼立刻毫不犹豫地把它关掉了。
他今年52岁，穿着一件帽衫，拉链一直拉到脖颈处，搭配了一条蓝色牛仔裤，脚上的皮靴鞋带绑得很牢，每当他的脚踝一动，鞋带就会与皮子发出摩擦声。他的脖颈很长，长在脖子上的脑袋也很长，脑袋两侧长着一对长长的耳朵，摇头晃脑的时候就像一株迎风摇曳的郁金香。他的所有身体构造都是成比例的。
许多人的眼睫毛很长，但他的下眼睫毛竟然和上眼睫毛一样长，他的眼睛就像是被困在一株捕蝇草里。他的头发正在变白，不过如果你对他的头发进行一次群体抽样，就会发现不管用怎样的分析方法，都会确切得出他的黑发与灰发分布均匀，二者势均力敌的结论。他刚洗过澡，精心使用的些许美发产品让他的刘海立起来，露出了前额。他的手好看得惊人。他整个人闻上去就像一块香喷喷的香皂。
前一天，他在姑父丹堤·迪保罗的葬礼上致以悼词。丹堤姑父娶了罗丝玛丽姑姑—她是一位美国已故著名歌手。“我喜欢他，”克鲁尼说，“毫无疑问，我和他相处得比和罗丝姑姑相处得要好得多。他会开车送你去参加派对，然后塞给你几块钱说‘拿上这些钱，玩得开心’。他去世时我握着他的手。他是个专业舞者—你懂的，是个非常时髦的人。然而他的追悼会却十分肃穆。于是到达现场后我说：‘知道吗，看着你们，我想起了丹堤姑父与罗丝玛丽姑姑在70年代坐飞机时的情景，当时罗丝玛丽刚刚完成在伦敦帕拉迪恩剧院的演出准备回国。乐队里的成员给了他一个大麻丸。罗丝玛丽说：“你怎么处理那个大麻丸？”他说：“我把它放在包里了！”姑姑说：“你疯了吗？我们这是在飞机上！赶紧把它扔到马桶里冲掉！”他说：“哦，行了吧，罗丝。把它扔进马桶冲掉？”然后他走到机舱后部，回来的时候罗丝问：“你把它扔进厕所了？”他说：“没有。”她又问：“那你把它放哪儿了？”他回答说：“我把它吃了！”接下来的12个小时他都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最后人们只得把他扶下飞机。”
“很多人开怀大笑。但现场还有许多上了年岁的老人，那一刻他们看上去受到了冒犯，要知道这可是在葬礼上，而我们却聊起了大麻。我接着说：‘你们都参加过乐队。你们都曾是舞者或演员。我所说的一切正是你们曾经做过和谈论过的事情。’”克鲁尼家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名人照片，例如奥巴马总统—他对克鲁尼充满了友爱和感激之情。一个相框中陈列着
一系列领带，它们的主人是一度大权在握的约翰·F·肯尼迪。墙上还有很多引人注目的黑白照片，照片中迪诺和萨米正穿着晚礼服骑在马背上。附近的吧台上烈酒和甜酒排成一排，一只韦斯·安德森在停格动画《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中使用过的狐狸栖息在一旁—克鲁尼就是片中的狐狸爸爸，狐狸爸爸就是克鲁尼。
前门处，是一栋房子中最重要的手工艺品—这栋房子里满是工艺品，它本身也是其中之一。这是一片白色的老瓷砖，上面用黑色写着一些单词。克鲁尼家墙上的其他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你会记得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有人送给我东西，我把它们挂在墙上，对吗？”他对萨米和迪诺略有了解，他从小就认得那些人，他是罗丝的侄子，但这些照片仍旧是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我想这些礼物是我在《瞒天过海》时期收到的。我很喜欢这些照片，就把它们挂在墙上了，我觉得它们非常酷，也非常有意思，但我的思想、生活和日常种种都和鼠帮不相关。”
这片瓷砖与众不同。这是他1995年用拍《急诊室的故事》挣的钱买下这栋房子后发现的。之前的主人把它留在了这里。瓷砖上写着房子的门牌号。地址上方是用油漆刷写的“盖博家”。
如今，许多人，包括他的朋友在内，都称乔治·克鲁尼是个老派的人。人们认为他仿佛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年代，那个年代的明星与今日大不相同。许多人甚至称他是现今最像克拉克·盖博的人，他继承了盖博的衣钵，在《逃狱三王》中再现了这位昔日巨星对节奏和时间的把控，并在《盟军夺宝队》中留起了盖博标志性的胡须。这世上老派的人有很多。乔治·克鲁尼却是唯一一个住在克拉克·盖博故居中的人。
他在别处也有房产，其中著名的一处位于意大利科莫湖畔，还有一座建在卡波。在这方面他可不是个老派的人—毕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在卡波有一处房子。实际上，克鲁尼和莱昂纳多曾在卡波偶遇，两人还聊起了共同喜爱的篮球运动。当时他们都有自己的比赛，各自的球队都很有名。克鲁尼建议他们不妨找一天打场比赛。迪卡普里奥说那自然好，不过又紧跟着加上一句：“你知道，我们可是玩真的。”他们在附近的球场打了一场。“你知道，我打篮球绝对没问题。”克鲁尼在客厅说，“我打得说不上有多棒，但我高中时是篮球队的，我知道自己能行。我还知道要是不会打球就别废话。和莱昂纳多打球总有人在讲废话。我们到了球场，那儿有个家伙，我想他的名字是丹尼·A。丹尼·A来自纽约，在俱乐部里打球。他冲我走过来说：‘我们在切尔西码头打过一场。我把你打得屁滚尿流。’我说：‘我这辈子只在切尔西码头打过一次，而且大获全胜。所以如果我们打过，你绝没胜过我。’接下来我们看着对方热身，围着球场跑步，我们球队里的一个家伙说：‘你知道我们一定会灭了这帮人，对吧？’他们根本就不会打。我们都是50来岁的年纪，接连三场都赢了他们，比分是：11比0，11比0，11比0。他们打球的水平和他们自己吹得大相径庭，这让我想到人一辈子身边能有个人教你如何做人做事是多么重要。我不知道莱昂纳多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
他不是童星—但他很小的时候就出名了。现在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拥有怎样的权利，不过当时他并非一点儿也不明白。“我学会的第一件事—也是我很早就知晓的一件事—就是我有让大家发笑的本领。我很早就知道。因为我的母亲和父亲都是非常有趣的人。我父亲是个相当逗趣的人，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在60年代中期，我大约7岁左右，他们总喜欢举办晚餐派对。在那些旧时岁月，你可以举办鸡尾酒派对，喝蚱蜢鸡尾酒。我父亲会在派对上讲故事，讲点儿无伤大雅的荤段子—不下流，只是有点儿刺激。我知道自己可以更进一步，不是吗？讲更刺激点儿的。你懂的—‘也更有深意！’于是大家就炸锅了！我父亲会在桌子底下偷偷踢我—但我一直知道我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他既有吸引观众的特质，又跟随着父亲的步调。尼克·克鲁尼不光是罗丝玛丽·克鲁尼的兄长，也是沃尔特·克朗凯特在肯塔基中部及俄亥俄南部的同事，克鲁尼从小就是在那些地方长大的。克鲁尼记得父亲是个“坚持正义坚决不动摇”的人—他要求自己的儿子与任何使用“黑鬼”一类歧视性词语的人斗争到底，即便儿子因此经常“遭人欺负”；他若在餐馆听到有人用“那些人”来对黑人指指点点会愤然离桌，就算他的儿子因此都没法吃完开胃的虾仁杯他也不管；他督促自己的儿子打工攒钱，为的就是在圣诞节一早为城中最穷苦的人们送去克鲁尼家的礼物。“每个人都爱我的父亲，因为他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始终如一。但在那样的家庭长大一点也不好玩。人们爱我的父母，我懂。我却不爱他们，至少在某段时间里不爱。我觉得他们这么做划不来。”如今他却对父母心存感激—尤其感激他的父亲，感谢他一早教会自己为人处世的道理；感谢他教会自己付诸行动前先考虑好结果；感谢他在自己打电话去询问他是否因为自己在伊拉克战争一事中的政治立场“惹祸上身”时做出这样的回答：“他说：‘你有工作吗？’我说是的。他说：‘你在银行有存款吗？’我说是的。于是他接着说道：‘那就闭嘴。赶紧长大吧—你是个成年男人了，你懂的。自由言论意味着当你发声时就应当准备接受他人对你的指责。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我说：‘我记住了。’你知道，我明白这点，但能从长者口中听到还是很有帮助。”的确，乔治·克鲁尼今日的言行都源自尼克·克鲁尼深深的影响：他明白外表的重要性，要是你看起来像个混账，那么你就是个混账。例如，他拒绝涉足环保事业不是因为他不相信环保人士，而是因为他很在意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我不是代言电动自行车的绝佳人选，因为我自己还在用私人飞机，只要飞一次就足以抵消电动自行车为环保事业作出的贡献。”
常有人说他的成名之路走得很漫长。他要么得不到角色，要么就是在出色的剧集中出演不好的角色，或是在不好的剧集中出演好角色。直到33岁他才在《急诊室的故事》得到了一个令他大展宏图的机会。与好友马特·达蒙和布拉德·皮特一样，他喜欢说自己“来自某个地方”而且“还会修汽车上的风扇带”。但从许多方面来说，他生来就是当明星的料，就是按照这样的道路成长起来的。如今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做明星。“我有罗丝姑姑，她曾无比耀眼，随后又风光不再，因此我从小就明白了名利是怎么回事。我深知它与自己其实没什么关系。我也知道自己可以利用自己的名声。”因此，他不但如旁人所说有着非常健康的自我，而且有着非常健康的超我，对于他这样的名人而言，名利早已与他融为一体。他知道影院中的观众渴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知道在红毯旁抻长脖子的家伙们渴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知道前来采访他的记者渴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总的来说他会努力满足这些人的愿望；他的漫不经心也是源于责任感；他对待名利的轻松态度其实是他认真经营的结果。出人头地并不只意味着他懂得如何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毫无疑问，他更懂得如何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他是一个名人俱乐部的头领，率领着一群在他眼中不算混账的人，每次拍片的时候他就会召集这些人。他与布拉德·皮特、马特·达蒙、比尔·莫瑞、约翰·古德曼、唐·钱德尔、茱莉亚·罗伯茨、凯特·布兰切特都合作过。他从没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罗素·克劳拍过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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