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寓言》-读《伊索寓言》(钱钟书)
附录:钱钟书的《读〈伊索寓言〉》
《读〈伊索寓言〉》是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的一篇。该散文集薄薄一册,收入的文章不多;而于人生,见解深锐,“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积淀了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堪称一本厚重的大书。
钱钟书眼观今古,学贯中西,凡有所论,精见迭出。而其考据之精密,辞章之风趣,无不大有可观。要言之,钱氏之文,于义理、考据和辞章诸方面,都十分出色。清儒有钱氏之精博考据,而无如钱氏之谐婉辞章,如戴东原、段玉裁诸人是;近人有钱氏之谐婉辞章,而罕见钱氏之精博考据,如林语堂、梁实秋之类是。钱氏之学,竟成显学,不是没有原因的。钱氏的散文,亦具此本色。
《写在人生边上》的大多篇章,与当今所谓“文化散文”,当属同类。文化散文,以洞察人性、解剖文化、评论人生为旨归,故此类散文之成功,要在有发人深省之见。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的各篇文章,无一不有精辟机智的见解。《读〈伊索寓言〉》一篇当然也不例外。此文对恶劣的人性和不良的社会,借读《伊索寓言》之题,淋漓尽致地大肆发挥。钱氏的发挥所涉甚广,精妙的议论随处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列举了9个《伊索寓言》的故事作为分析例子,每个例子都有不少精彩的议论;首尾部分,更是圆转迂回,妙趣横生,前后一贯地阐发了作者对寓言、对历史、对生活多方面的独到见解。不必举例来夸其精彩,因为这些议论毫无例外都十分精彩,没有捃摘出来欣赏而犯割裂原文之忌的必要。我只想说明一下为什么它们会是精彩的。
其实全部原因就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些议论是充满智慧的。我们知道,议论有多种,板着面孔的迂腐说教、言不及义的陈词滥调、义正词严的装腔作势、一团和气的亲切甜俗、满嘴油滑的无聊调侃,是非常习见的几种。钱氏的这篇文章,与上面说的几种都不一样,外表是平和而冷峻的,而在这平和冷峻的外表下面,埋伏着洞察世相的尖锐眼光和解剖人生的犀利智慧。文中体现的智慧我以为主要有两种:一是作者积淀在人生经验中的智慧;一是他在体现在写作方面的思维和语言智慧。
生活本身并不给人智慧。有些人只是在生存而不是在生活。生活中的智慧来源于人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反省。以此为基础,才能够迅速地积累起深厚的人生经验。人生经验的多少与年龄的长短并不完全成正比。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发表于1941年,钱钟书还很年轻,仅仅三十一岁,而对世人心态和社会病态,已能深入而全面的洞幽察微。在《读〈伊索寓言〉》一文里,卖老学少的常人心理(第一段),不同场合的炫耀卖弄(蝙蝠的故事),生不救济而死后攀附贫饿诗人以利己(蚂蚁和促织),绝无自知之明的批评攻击(狗和影子),借口堂皇的文饰与汲汲名利的上爬(天文家的故事),以己之丑丑人的丑态(乌鸦的故事),美化自己弱点的为辞矫饰(牛跟蛙的故事),毫无理由的贪心和戒心(狐狸和葡萄),富而后吝的悭啬(老婆子和母鸡的故事),伪装济世的害世(驴子跟狼的故事),顺手拈来,加以讥刺,说明作者对人性之善恶和社会之丑陋,有全面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使彼世相,如现目前”,这些对世相的征引和议论,充分表现了钱氏烛照人生的智慧。
作者的思维方式,本篇以求异为特色。求异思维作为思维方式的重要的一种,体现着思维主体的批判精神。全文以《伊索寓言》为对象,不是作无聊的因袭,而是聪明地宕开笔墨,大肆求异。寓言作为一种文体,本身就以提供教训和批评人性为特色;而由于钱先生意在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群里更甚于古代的劣根性,对每个寓言,作者都独出心裁地根据现代社会的特点作进一步“挑漏子”式的借题发挥,更尖锐地直指种种人性中丑恶的现实——可谓“批评中的批评”,“对批评的批评”。钱氏笔锋所指,无不成为其嘲弄讽刺的对象,求异的批判精神是显而易见、无所不在的。
文中求异的具体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钱氏的特色是以立异求新为宗旨,而具体手法则是借原题作巧妙的引申发挥。“蚂蚁和促织的故事”借柏拉图《对话篇·菲得洛斯》的促织变诗人的说法加以发挥,说“这故事应该还有下文”,引申出诗人生时无人救济而死后被人利用的炎凉世相;“狗和它自己影子的故事”叙述完原寓言后,又抛出一句“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旁的方面”转向批评世人的缺乏自知之明。“天文学家的故事”由“下井”而类比引申到“下野”与“下台”;“狐狸和葡萄的故事”则虚拟葡萄被吃而深入一层揭露人类私心的贪婪和对别人的戒惕。钱氏善于借题发挥,善于发散开去——顺便说一句,发散思维是钱氏几乎所有著作都明显表现出的一个特色——笔法腾挪翻转,思路灵活广阔,于是既能立异标新,新意迭出,又能使这些新意如珍珠散地,让人目不暇接。
《读〈伊索寓言〉》一文的语言智慧,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其语言基调是冷峻尖刻的。作者对社会的眼光不是热的而是冷的,不是温和的而是犀利的,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人间丑恶的一面。这一点与鲁迅先生很相似。文章语言的警辟尖锐,径直说出了许多残酷的事实和残酷的真理,表明了作者洞察的深微细密和语言的深刻敏锐。这些语言“直指人心”,还真有点与禅语的机锋相似的意味。如: 我们每一种缺陷都有补偿,吝啬说是经济,愚蠢说是诚实,卑鄙说是灵活,无才便说是德。 世界上没有自认为一无可爱的女人,没有自认为百不如人的男子。 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 以为人事里的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像在禽兽中间一样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 世态竟如此之炎凉,作者自然忍不住随心所欲、左右开弓的嘲讽。此文不可以说是平和的幽默,只能说是峻刻的讽刺。由是之故,作者的语言智慧,于是又表现为尖冷的挖苦奚落: 这部书差不多都是讲禽兽的,…… 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把纯朴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 这两句一前一后相互照应,不明明是说人类奸猾而禽兽纯朴吗?全文的意旨十分明显:现代社会里,人类和人性表现出来的病态,真是禽兽不如。
读过作者的小说和散文的人都知道,钱氏在语言方面,喜欢并且擅长“妙解”和“曲解”。本文之中,或机智俏皮地妙解,如对于现代比古代更悠久古老的议论;或别有会心地曲解,如天文学家一段由下井而及下野和下台。 这使得文章语言多了一层谐讽味道。这种风趣的语言,用来阐释对人生和社会的严肃见解,暗含着作者对人世的悲悯,就造成所谓“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风格特征。这正是钱氏文章的一大特点。“蝙蝠的故事”里面有辛辣的嘲讽,“蚂蚁和促织的故事”背后却有酸涩的眼泪。钱氏的文章可以让人会心微笑,但决不会开怀大笑。它沉重的主题和叹息世相的深意,使我们在文中遇到再俏皮的话也大笑不起来。
总的说来,《读〈伊索寓言〉》其文,一如钱钟书其人,以一语论之,曰“智慧”而已。钱氏学问广博,然并非立地书橱,决非徒有知识而无见识者可比。议论警辟,有识见故。识见深邃,有智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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