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开始
“其服甚野，其貌甚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谩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视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这是陈亮的《自赞》。
其间窥见的广阔胸怀、豪迈气概、如火热情，至今仍为许多人感叹、膜拜。一篇《自赞》，浓缩了陈亮不同凡响的一生。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永康桥下人。南宋状元，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词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由他创立的永康学派，鼎足浙东事功学派，成为浙江精神的一部分。
《酌古论》成名
陈亮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曾祖父陈知元出身下级武官，北宋宣和年间赴京城开封守御，金兵破城，随大将刘延庆战死在固子门外。陈亮的祖父陈益性格耿直豪放，少年以志气自豪，但科场失利，屡考不中，又欲以武事自奋，但也不能如愿。后怀才不遇，落拓乡间，自放于杯酒之间。陈亮的父亲陈次尹没有什么功名，母亲黄氏是永康武经郎黄大圭之女，生陈亮时年仅14岁，因此哺乳以外的教育重担几乎都落在他的祖父祖母身上。陈益一生仕途失意，希望孙子将来能光耀门楣。
在陈亮少儿时代，由于祖父、母亲常向他讲述死于捍御内乱的外曾祖父和死于捍御外侮的曾祖父的种种英雄事迹，在陈亮小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强烈撞击，烙上了深深的印记。随着年岁增长和知识积累，陈亮对人事和世事的理解也不断增强，熟知两位先辈的事迹和当时的时局后，感悟到最能影响家庭的往昔和将来的是整个国家的治乱和兴亡，在他的心里，把个人、家庭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如饥似渴地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十八九岁时写下了《酌古论》，一举成名。
五次上书
乾道元年（1165），22岁的陈亮因才华出众声名远播，当时义乌首富何氏不顾门第差距，把次女嫁给他。
这一年，陈亮的母亲离开人世，父亲因为家僮杀人而被捕入狱，年迈的祖父祖母为此忧虑成疾，于乾道三年（1167）也相继去世。陈亮安葬了祖父母，然后全力以赴救父亲。第二年四月，他的父亲由于丞相叶衡等人的开脱得以出狱。同年九月，26岁的陈亮首次参加婺州乡试，名列榜首，取得贡生资格，成了一名太学生员。
第二年，陈亮参加礼部考试，因考官刁难未被录取。他目睹南宋当局苟安于现状的局势，加上殿试向皇帝当面陈述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已经失去，于是退而上书《中兴五论》即《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论正体之道》，全面论述了中兴图强的政治和军事主张。《中兴五论》擎起了抗金大旗，向孝宗皇帝发出了“早为图之”的呼吁，强烈要求抗金，针砭时弊。但是，由于投降派的阻挠，他的上书没有送到孝宗手里，陈亮只能回家闭门读书。
正当陈亮处在穷困潦倒、远大抱负屡遭碰壁时，南宋社会的学术气氛却显得生机勃勃，异常活跃。尽管陈亮生活上十分窘迫，学术往来却十分频繁。如与张栻、吕祖谦等“相与上下其论”“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举，自余惟天民、道甫，正则耳”。他们在政治上志同道合，反对屈辱投降，力主抗金；在学术思想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亮和陈君举、叶适等人都十分讲究实事事功，经世致用，后来被人称为“事功学派”。
这一时期，陈亮因生活所迫收徒讲学，晚上与史籍相伴，推究皇帝王霸之略。淳熙二年（1175），陈亮32岁，写成了《三国纪年》，这是一部评论历史人物的论集。
淳熙五年（1178），闭塞孤闻的乡间教书生涯，没法让陈亮施展远大抱负。正月，陈亮到临安第二次入太学。当时南宋统治者依然息心苟安，把中原之地置之度外，陈亮对这种现状“不胜愤悱”，不顾太学生不得上书言事的禁令，改名陈同，20天内三次上书，抨击了南宋统治者的投降路线，提出强烈要求变革政治、富国强兵、收复中原、重新统一祖国的政治主张。朝臣对陈亮提出的三条“变而通之”相顾骇言，孝宗皇帝想用一官职打发陈亮，陈亮笑道：“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渡江而归。
陈亮第五次上书是在淳熙十五年（1188），他亲自到建康（南京）京口（镇江）观察地形，主张不把长江天险仅仅当作隔断南疆北界的门户，而要作为北伐中原、恢复失地的跳板，长驱直入。于是，再次冒死上书。这时，正遇孝宗皇帝内禅，奏疏未予上报，此次上书不但未到孝宗皇帝之手，反而因为其中的内容指陈时弊，惹怒了许多官僚。
三次入狱
陈亮一生三次入狱。第一次入狱是淳熙五年（1178）。他在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途中，酒后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打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将其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
第二次是淳熙十一年（1184），陈亮在一次乡里的宴会上，因为菜中有胡椒，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被捕入大理寺，后得友人辛弃疾等人救助，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0），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乎致死。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欲置陈亮于死地。后来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诧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
五峰讲学
淳熙九年（1182），当时思想界学术界泰斗朱熹在浙东监司任职，陈亮邀请他与吕祖谦（理学家、金华人，与朱熹、张栻齐名，称“东南三贤”）一起来到永康方岩五峰书院讲学。附近的学子闻讯赶来，把书院讲堂挤得水泄不通。
朱熹宣讲，世界可分成两个，一个是理性世界，一个是人欲世界。在心性方面，也可分为“道心”与“人心”；在历史上，三代(夏、商、周)之时是理性时期，汉唐以下，是人欲时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孟子，是具有理性的人。孟子以后，道统失坠，理性不复存在。汉高祖唐太宗做得虽好，也不过在人欲界里“头出头没”，终是不合于天理，不契于道心。在行为方面，朱熹主张“静”“无为”……
陈亮的发言慷慨激昂，与朱熹针锋相对，认为天地间的“道”是不生不灭始终存在的，在三代之时，这个“道”固然存在，就是到了汉唐以下，这个“道”依然未消失。在行为方面，陈亮认定“道”就存于现实世界里，所以就应该“动”，努力去找寻，用“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气慨去争取。
吕祖谦见陈亮和朱熹起了冲突，排解说：“两位仁兄的见解各有千秋，值得鄙人学习。”
三人在胡公家庙品茶，吕祖谦讲了一个弥勒佛的有趣故事。这故事正合朱熹心意，就用朱砂在胡公家庙上空的悬崖上，写了“兜率台”三个大字，告诫后人要清心寡欲，修身养性。陈亮见后，随手提起一支大笔，信手添上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省政府曾搬迁至五峰书院，胡公家庙改称为重楼，重楼上，陈亮手写的对联已不见踪影，但朱熹手写的“兜率台”三字至今犹在。
陈、朱论战
五峰书院讲学，是陈朱两人“王霸义利”大讨论的伏笔。
淳熙十一年（1184）五月廿五，陈亮第一次出狱回家，看到朱熹四月的来信，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做一个“醇儒”。陈亮看后很快写了回信，这就是有名的《又甲辰秋书》。陈亮在此信中主要集中谈了两个问题。其一，关于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陈亮回答自己决不做一个儒者，而要做“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成人”。其二，对汉唐的历史评价问题，朱熹认为天理人欲不可并存，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让人们脱离现实斗争而去修身养性。陈亮以汉唐社会“万物阜藩”这一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从功利主义观点出发，说明汉唐的治道是合乎道义的，驳斥了朱熹的倒退历史观。两人的争论实质上是关系到南宋社会的前进，抗金中兴，还是苟延残喘自取灭亡的问题。
淳熙十二年（1185）春，43岁的陈亮写了《又乙巳春书之一》的长信，这是对朱熹前一年秋天来信的复信，也是继《又甲辰秋书》后，就王霸义利问题和朱熹展开进一步辩论。为了使人在天地间有所作为，陈亮还旗帜鲜明地号召大家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特别是“百烁气血”干得动、“挟得转”世界的全人，而不去做儒者。并主张把适用于当时社会的历代进步思想家的进步思想，如“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那样吸取下来，为当时现实斗争服务。
朱熹看了这封信后，深怕陈亮的理论为“后世传闻，转相习染”，就急切地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仍然坚持他的“天理”“人欲”的纲领。对此，陈亮又写了《又乙巳春书之二》这封回信，针对朱熹的述论点进行驳斥。
同年，陈亮写了《又乙巳秋书》，这是答复朱熹《又乙巳春书之二》的来信的复信，也是同年写给朱熹的第三封信。
“陈、朱论战”开始后，双方朋友陈君举以调停人的姿态劝说陈亮偃旗息鼓，这是陈亮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写了《与陈君举》。同年年底，陈亮写信给左丞相王淮，这就是著名的《与王季海丞相》。
轰动南宋思想界的“王霸义利”大辩论，陈亮先后写下了《又甲辰秋书》《又乙巳春书之一》《又乙巳春书之二》《又乙巳秋书》等不朽的辉煌篇章。陈亮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由青年时代单纯研究军事到壮年时代研究政治、军事，直至后期的研究政治和哲学，其思想不断成熟，渐趋完善。但不论其单纯研究军事也好，还是政治军事一道也罢，抑或政治哲学齐头并进，陈亮所研究的一切，都是为了抗金中兴这一大前提进行的。尤其是在后期和朱熹的论战，把当时学术权威、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泰斗朱熹批驳得难以招架，使朱熹大为恼火，不断惊叹陈亮“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陈同甫学，已行至江西，浙人信向己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陈亮为此创立了南宋浙东学派中鼎足而立，能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永康学派。
状元离世
绍熙四年（1193），陈亮50岁，应考于礼部，礼部奏名第三，光宗皇旁御笔一挥擢为第一名。
陈亮状元及第，按惯例举行“琼林宴”，这次琼林宴时，光宗赐他御诗。陈亮用光宗赐诗原韵写了《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难免对光宗皇帝歌功颂德一番，其中的“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却是真实表达了自己为国效劳的夙愿和决心。只可惜，陈亮此时已是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复仇之志，老而弥坚。
第二年，走过人生的坎坷，饱尝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陈亮心力交瘁，终因“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离”，未能实现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人世。叶适、辛弃疾等为之作了祭文。
思想体系
陈亮的一生，贯彻始终的基本思想，一是力主抗金，“恢复中原”，收复失地，“报仇雪耻”；二是围绕抗金，中兴国家。为这个目标，陈亮奋斗了一生，也成为他的思想的核心内容。
作为主战派的思想家，陈亮一生热爱祖国，力主抗金，至死不渝。然而，他也没有把抗金看作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与政治的革新、国家的中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总体工程。比如用人制度上，陈亮提出“破去旧制，以不次用人”，正确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的改革主张。关于财政经济管理制度，陈亮主张以积财养兵、惠国富民、农商互利，等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重农轻商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厚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但陈亮却以卓越的才识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商业的作用不比农业小，在某种情况下，没有繁荣的商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繁荣的社会经济。陈亮从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了“农商一事”的观点。在强调商业重要性的同时，陈亮还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如何重视商业以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主张。比如：正确看待商人的社会作用，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实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方针；注意保护商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由商业引出的财富问题，陈亮则认为：财富与仁义并不是对立的，“仁者天下之公理，而财者天下之大命”，就整个社会而言，两者不仅都不可缺少，而且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抛弃仁义而热衷于追求财富固然不行，鄙视财富而大谈仁义同样也行不通。从根本上讲，仁义作为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规范，它能否为人们所接受并约束他们的行为，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人们的某种利益。“有所利而为善，有所畏而不为恶”，所谓“赏以劝善，刑以惩恶”。
陈亮的哲学思想，鲜明地表达了“道存于物”“道事统一”的唯物主义思想。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显然不是来自于自然的观察研究，而是他深入观察历史，总结历史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结晶。陈亮与朱熹以书信往来的学术争论，不仅是“义利王霸之辩”“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陈朱争论的根本意义在于：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并深入地讨论了“历史与道德的背反和冲突”这一问题，即是说，人们应以历史为基准去看待一切伦理道德原则，还是应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去裁判一切人类文明史？是将道德历史化，道德只能是一种历史化的道德，还是将历史道德化，历史只表现为道德升扬与沉沦，历史成了道德化的历史？正是历史本位说与道德本位说的冲突矛盾。
陈亮主张道与物的结合。“天下岂有道外这事哉！”“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也”，排除了一切精神性表象存在于时空之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主张天、地、人合一，其实质是强调历史客体必然性与主体实践性的统一。与道不离物的观点一致，道也不能离开历史实践。陈亮认为，天、地、人“三才”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道的运作——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陈亮主张三代与汉唐的统一，朱熹把夏、商、周三代说成是“以道治天下”的社会，而“后世”则是以利欲制天下的社会，这是他理欲对立的观点在历史领域中的运用。陈亮认为三代与汉唐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割裂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因此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理想人格的类型看，陈亮推崇为社会历史建立奇勋的伟业的“英豪”，强调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进取性，主张主体人格作为社会角色的广泛适用性。
此外，还包括陈亮的史学思想、教育思想、人才思想等等。
陈亮的理论创造虽然仍然基于古老的儒学传统，重史求实，经世致用，外王事功仍来自正宗的儒家学说。然而，陈亮以“历史”为契机，企图在此基础上构造具有外向性特征的新的思想文化。与朱熹理学相比，陈亮的理论努力显然更接近近代文化的要求，因而可以说代表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陈亮重视历史进步的价值，实事实功的价值，不仅在积弱不振的南宋时代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夸张内在价值的缺陷，也有一定的纠偏补正的意义。
浙江精神的灵魂
历史上，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和金华学派，并称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
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腾复认为，陈亮的求实、务实的精神，无私无畏的心胸和开拓进取精神，成为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霸并用”的思想，在南宋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思想。当国家、民族处于危亡关头，是没有理由空讲仁义的，儒学的仁义是国家强大时用来安抚四邻的，是国家昌盛时用来安定社会的。“义利双行”的思想，也是当时社会需要的思想。国家要强盛，必须关注国计民生，在这一观点上，浙江历史上除了陈亮的永康派之外，先秦的思想家们，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甬上四先生”代表的四明心学，以及后来明代的阳明心学和姚江学派，明末清初黄宗羲、章学诚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以及吕留良、张履祥等代表的浙西理学，直到清末民初龚自珍、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等思想家和他们代表的思想流派，他们的观点也都有着惊人的一致。务实、求实，讲求实效、重商、重利，农商皆本，义利双行，这也正是浙江精神的传统，一脉相承。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学者认为，陈亮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批判正统经济思想的先驱。浙东事功学派包括陈亮所体现出来的浙江精神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和光大。浙江人民发奋图强、致力实业，涌现了一大批实业家。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一直渗透在浙江这片土地上，在浙东学派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浙江区域文化特性，与其他地区相比，文化中“功利、务实、创新”的特性特别明显，这是浙江经济崛起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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