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读档案时，看到陈寅恪、钱穆、柳诒徵的几则亲笔手写材料，颇有意思。
具体出处为全宗号：五，案卷号：1359（3）。陈寅恪等人的材料之所以出现在一起，缘于他们参与了1947年度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史学类学术著作评奖活动。他们评审的作品是董朴垞的《中国史学史》。据董朴垞1946年10月31日填写的《专门著作申请奖励说明书》介绍，此人年龄四十五岁，籍贯浙江瑞安，北平燕京大学国学院研究院毕业，长期任教中学达十五年之久。
董朴垞的这部《中国史学史》在三位史学家眼中评价都很低。具体意见中，陈寅恪所写最短，大概与其目力损伤有关，柳诒徵较长，钱穆最详细最具体。陈寅恪谓：“此书虽颇采用多种材料，但不能成为一有系统组织之作品，且似是学校讲义，亦不能视为一种创作。全书中皆因袭抄录未见有创获之处，故此书似不宜给奖。卅六年二月廿日”。（原文无标点，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柳诒徵亦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抄录，乃作者读四库提要史部一门节录之稿，稍略参考钱大昕、李慈铭、梁启超等人之评论，“未足以云著作”，且“抄录各文往往误断句读”，误解文意实多，决非偶然与笔误，实是功力不深所致。柳最后评价道，此书“似皆率尔操觚未能致力于掌故，宜再加意研究或更有进于此者。未见特殊创见于前人学说，亦无改进之点。按给奖标准似尚未能具有相当之独创性而有学术价值。从宽给奖附之三等”。
大概钱穆本人写过此类通史通论类著作如《国史大纲》《中国史学名著》，因此审读最细致。钱穆开头第一句话便是，“本书取名中国史学史，然通览全书绝无一语及于中国史学古今变迁之迹”，认为此书模仿朱彝尊章学诚之义例，却不成功，“著述纂辑两俱无当”。钱穆具体指出书中谬处，如第三编“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独举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位。钱穆连问，刘知几之前岂无史学？刘知几以下，岂惟郑樵、章学诚可为史学，其他诸人则仅称史家，故不入此编？岂自孔子司马迁以下皆无史学可言？“此其纰缪之尤大者”。有些章节拟题，钱穆直斥“不伦不类，强立名目”。著述毫无见识，撰著语言又“辞句鄙倍”，随处可拾。作为著作有机组成部分的注释，钱穆直言，“书中小注只逢作者自出手笔便多荒陋可笑”。大到章节安排、史料运用、行文语言，小到注解，钱穆认为此书绝不见精彩，要而言之，“本书大处无可取，如材料之去取、篇章之分别、各家各书内容之叙述与评骘，皆绝不见可取处，而小节则纰缪百出，几于触处皆是，上幅所举特就其显而易见，不烦辞费者。窃谓如此等书似以不请奖励为是。三十六年三月廿八日”。三位学者意见趋于一致，谓其义例混乱，功底欠缺，抄撮过多，发明独少。
董朴垞此书不仅得到以上三位学者的评阅，还得到陈垣的评断。何以如此，盖源董朴垞与考古学家夏鼐为同乡兼好友，夏鼐本人亦曾读过此书，并将书送与陈垣阅读。夏鼐1946年6月26日日记：“校阅董朴垞《中国史学史》及《民国史初稿目录》，以作商榷。”1947年10月13日日记：“谈及董允辉君之事，陈先生颇惋惜其乡音太重，语言不通，无法为之介绍教书工作，谓其文笔颇佳，读书用功，人亦忠厚，惟其著作如《中国史学史》之类，多为讲义式，而非专门著作，又无法介绍其作研究工作云云。”1948年3月28日日记：“少倾姚从吾先生亦来访陈先生（垣），余曾以董朴垞君之《中国史学史稿本》交之审阅，陈先生阅后颇不满意，于书头略批数处。谓余云，如此类之书，最好劝之不必刊印，反发生坏影响。”陈垣的意见也是相当不客气，看法与前三位大体类同，用今天的话讲便是没有问题意识，只是抄资料而已。可见董朴垞的学术功力确属一般。
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民国四大史学家，是否如此可以进一步商榷，但他们属一流学者无疑。董朴垞得到后三位的审读，再加上民国史学界的老辈、南高师学派创始人柳诒徵的评断，董朴垞确属幸运。从他们一致性的评价可以了解，学问须凭功力，功力要扎实，但功力却非学问本身，学问要的还是见识。优秀的学术著作是发明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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