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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皇帝疯狂集权,把自己玩死也在所不惜,终于成功|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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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7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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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琛

晚唐五代相比于东晋来说,一大特点就是缺乏东晋士族那种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不同集团和不同民族的武人之间内斗极其惨烈,朱温、李存勖等多个皇帝集权手段既疯狂又暴烈,引起手下军头连番造反,许多皇帝为此丟了性命,不过在多番内战之后,胜利者的对手们也在逐渐衰弱,胜利者又因而得以使用更多的集权手段来削夺地方权力。经过多番惨烈的改朝换代后,战火中凝结的北宋最终完成了再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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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专题:

晚唐藩镇和五代十国是欧洲中世纪式的封建社会吗?

河朔三镇制度不同,但既未独立于唐廷,也非民主制度

过度集权化是唐朝走向灭亡的主因

黄巢之乱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唐廷长期加强集权和对民众肆意掠夺的恶果。《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乾符元年(874年)条载:

春,正月,丁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以为:“……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赢,亦难采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馀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如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

关东郡县(中原藩镇)属于安史之乱后唐廷恢复集权化最为成功的地区,尤其是元和削藩之后,中原藩镇基本上被朝廷派出的文官所控制,在此背景下,唐廷可以放开手脚对这一地域进行横征暴敛,以至于黄巢之乱首先从此处引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由于河朔藩镇不受朝廷的直接管辖,故其境内并未发生中原地区的人道灾难,也并未被黄巢之乱所波及,相反在唐廷于长庆削藩失败被迫承认其自治权后,河朔三镇在平昭义之战、平庞勋之乱等危机中还给唐廷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帮助。

正定临济寺青塔

唐武宗会昌灭佛也是被河北藩镇抵制

临济宗因而得以在成德兴起

黄巢之乱主要的波及地区也颇值得寻味,其主要活动范围是中原地区和南方各省,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中原防遏型藩镇和东南财赋型藩镇,前者在黄巢之乱爆发时由于经过唐廷的长期削弱和文官治理,已处于“民不知兵”的虚弱状态,后者由于从未受到安史之乱的直接影响,长期维持在低武备状态,这给黄巢这类流寇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平乱过程中,上述地区开始重整武备,各地文官开始一个接一个被兵变驱逐。随着广明元年(880年)冬长安被攻陷,唐廷的威权终于受到致命打击,关东地区基本脱离了唐廷的控制,此后到唐亡,唐廷的力量仅存在于名义上,各地陷入新一轮群雄争霸大战。

朱温政权发展史:

集权未竟,遭人反噬

朱温起家为黄巢部将,倒戈降唐后占据宣武军(治汴州,今开封),从此开始不断兼并周边军阀。

在兼并过程中,朱温集团利用合纵、远交近攻等策略逐一吞并周边势力,大体上占据了原中原藩镇管辖地区(淮河以北、山西河北以南),之后又借着唐中央内讧引兵占据关中(903年)。

此时,朱温集团控制疆域达到最大化,其在北方的主要对手只剩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占据山西大部)和幽州镇,河朔三镇中的魏博、成德虽然形式上还保持独立性,但已倒向朱温一边。此时看上去朱温优势很大,实现北方统一指日可待。

但在此大好局面下,朱温政权内部却发生一系列将领倒戈事件,令人匪夷所思。

先有潞州(今山西长治)丁会举州投降李克用,再有关中刘知俊倒戈晋王李存勖和岐王李茂贞,对此笔者以为较合理的解释在于朱温此时开始以各种名义加强集权,削弱集团内的各个军头。

拿刘知俊事件举例,刘知俊倒戈之前为关中一把手王重师的副手,王重师为朱温集团元老级人物,因其坐镇长安多年后向中央上供不及时,被朱温所猜忌,后者派刘捍到长安接替他的职务,但王重师不以礼相待。

因二人有旧怨,刘捍告发王重师与岐王暗中往来,朱温以此为借口诛杀王重师全族,之后作为副手的刘知俊随机倒戈脱离朱温政权。

此事说明,在朱温政权不断壮大的背后,其内部军方大佬希望能够保持或扩大权力,而朱温的态度则相反,意图削藩,加强集权,其集团内部矛盾随着疆域的扩大愈演愈烈。

朱温疯狂集权

把自己集跪了

简而言之,朱温及其子孙为了维护其对后梁的统治,对内部生变的恐惧逐渐超越了与李克用晋国集团的外部矛盾。

在后梁建立之后,朱温及其子孙更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集权,例如:

制度上,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改枢密院为崇政院,院使作为皇帝顾问,于禁中接受皇帝旨意向外朝宰相宣读执行;

军政上,继续执行晚唐以来的削藩策略,915年,梁末帝试图将魏博镇一分为二,由此引发魏博全境叛乱倒向晋国,后梁随后失去对黄河以北地区的控制权;

人事上,重用佞幸和裙带势力压制功臣宿将,敬翔等元老重臣受到排挤。

在此背景下,中央集权又重新回到晚唐不断强化的路子上,导致河中朱友谦等军方势力倒戈到晋国李存勖一方,最终导致了后梁的灭亡。

从后唐到北宋建立:

再集权化的最终完成

五代是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北方政权,实际上后三者均出自于后唐一系,继承了后唐的政治成果,因此笔者本文着重介绍后唐的情况。

后唐消灭后梁的过程带有军事冒险的偶然性,后唐庄总李存勖趁梁军主力进攻黄河以北之际,轻骑偷袭汴梁得手,旦夕之间取代后梁。

此种情势造成的结果就是,新的后唐政权内存在各类势力还无法为李存勖所控制消化,以势力强弱为序,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后唐内部的元老重臣,以李嗣源(后来的唐明宗)为代表,这类人属于打天下的功臣宿将,但也拥有令皇帝忌惮的力量;

其二,各路归顺的藩镇节度使、后梁降将,例如原属于后梁一系的河中藩镇军阀朱友谦。相比于晚唐,此时的藩镇经过后梁的削藩实力已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但军方的实力仍存;

其三,李存勖一手提拔起来的新贵官僚,以枢密使郭崇韬、租庸使孔谦等人为代表,这一派势力为皇帝所用,起到节制上述两类人的作用,但郭崇韬等人也并不为唐庄宗完全信任;

其四,宦官、伶官等宫廷势力。唐庄宗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宠信伶官的皇帝,传统史书(欧阳修:你直接报我名字得了)多借此指责唐庄宗昏庸无道,实际上,在唐庄宗忌惮或不完全信任以上三种势力的情况下,宠信宦官、伶官有助于其巩固皇权、裁制异己。

随着地位日渐稳定,唐庄宗加强皇权的手段越发残酷,恢复唐代的宦官监军制度,更以征讨前蜀为契机对上述前三种势力开始以肉体消灭的极端方式清理门户,先后杀掉郭崇韬、朱友谦等人全家,并准备对李嗣源下手。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此时几个魏博镇的小卒因赌钱赌输引发一场兵变,在唐庄宗派李嗣源平叛的过程中,多方势力立即怂恿后者称帝,在半推半就之下,李嗣源直接将军队开回京城洛阳,此时的李存勖在众叛亲离之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李存勖也疯狂集权

把自己集死了

唐明宗李嗣源吸取唐庄宗的教训,采取“罢诸道监军使”等措施,最大程度争取地方藩镇的支持,但仍然继续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特别是强化了文官系统的地位,只是手段上不如唐庄宗那么激进。(参见朱言《放弃不现实的帝国梦想:后唐李嗣源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调整》)

但是,唐明宗时代仅仅较为彻底地解决了中央集权的问题,却未能解决皇位永固的问题。

简而言之,后唐时代的藩镇业已丧失晚唐河朔三镇那样的独立地位,再也不拥有人财物的独立性,更无法与中央对抗,但皇位世袭仍存在相当难度。

例如,李嗣源女婿,即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占据河东,随着其承诺割据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而获得后者的军事支持后,后唐李从珂名下的各个军头不战而倒戈,李从珂被迫自焚而死,后晋建立。

之后的后汉、后周以及北宋的建立与后晋建立的情形并无本质区别,都属于原政权内实力派获得其他势力认可而上位,在以新代旧过程中并无多少战争局面出现。

但在政权不断更迭的过程中,新政权的异己势力不断被消灭,文官力量越来越强大,文官政治逐渐成熟,逐步结束了藩镇军头选边站队的游戏规则。

最终我们才看到戏剧性的一幕:宋太祖仅用一顿酒宴就卸掉了功臣宿将的军权,从此北宋再无实力派取代皇帝的情况发生。

可以说,这一幕的发生是中晚唐、五代以来各个政权前仆后继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的结果,而并非北宋皇权和中央集权加强的原因。

换句话说,如果后梁或后唐的某位皇帝敢试图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那一定会造成藩镇军头们的武装叛乱;只有当文官政治最终凌驾于军人政治之上并已成既定事实后,杯酒释兵权才会水到渠成,因为军头们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反抗皇权了。

最后,笔者简要谈一下南方十国,所谓“十国”并不是确称,是泛指南方各个地区先后建立的小政权,如前蜀、后蜀、吴越、南唐、闽国、马楚、南汉等割据政权,这些政权的领土范围基本上继承了晚唐各南方藩镇的地域,可以视为藩镇的延续。

由于南方各割据政权实力较弱,兼并能力不强,因此大体上各政权得以长期共存,随着后周到北宋,北方政权内部集权整合逐渐完成,各南方政权最后无法摆脱被北方大国统一的结局。

再集权化

始终是晚唐五代的清晰线索

唐朝灭亡,源于其过度削藩和强化集权背景下全国性大起义导致的唐廷对地方权力的丧失。

但在新一轮诸侯争霸过程中,小藩镇不断被大势力鲸吞,后者所能控制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以朱温、李存勖为代表的帝王们不断以各种制度和非制度的手段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

虽然这一过程漫长而充满反复,对于当事者来说甚至会玩火自焚、满盘皆输,但其继任者甚至对手在接盘之后都殊途同归,前仆后继地强化专制集权,最终这一漫长过程在北宋初年最终完成。

北宋皇权的稳定程度远超之前历代王朝,皇权真正意义上摆脱了之前历代王室头疼的宗室、外戚、权臣、军头等势力的取代风险。

这一结果的实现有赖于文官变成皇权治理各个领域的唯一代理人,而这一结果的实现过程则充满各种政变、兵变的血腥,甚至很多帝王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未竞其功”,最终宋太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为了最后摘桃子的人。

笔者不否认北宋在宫廷和社会两方面都实现了长期的稳定,结束了中晚唐以来宫廷和藩镇的双重动荡局面,但必须指出,这一结果的取得是以皇权、中央集权在汉末以来前所未有地强化为背景的,是以皇权以外的其他力量彻底丧失武力为背景的。

只是由于北宋初期诸帝个人素质较好,政治道德水平较高,使宫廷和社会的利益都实现了正向的增长,但在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意图恶性集权时,此时的北宋社会已不具有中晚唐河朔藩镇类似的力量抗衡此种暴政了。

当宋神宗决意乱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河朔藩镇可以做被迫害者的庇护所了

综上所述,晚唐藩镇和五代十国总体上不可避免地走向重新中央集权化,更无可能使中国重回封建社会。

参考资料:

1.史料:《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世说新语》

2.书籍论文: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

3.公众号文章:

刘三解:《解答:安史之乱中唐朝军人为什么不珍惜“盛世”生活去造反》,https://mp.weixin.qq.com/s/Bji4TwncBP1UCqVne6dk6g

刘三解:《解答:为什么清朝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没有形成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的局面?》,https://mp.weixin.qq.com/s/imo7v5oyhRH--yngZThkvg

朱言:《放弃不现实的帝国梦想:后唐李嗣源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调整》,https://mp.weixin.qq.com/s/K4A5nv3A-_saH8gMvDAxBA


推荐两本新近的谈晚唐藩镇的好书:仇鹿鸣大神的《长安与河北之间》、李碧研女史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看完这两本,基本上就可以打破对晚唐史错误的刻板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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