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分析了作为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如何塑造传统文化，这里稍事补充。蒋家王朝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民国时期小农经济被破坏，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小农”既被抛离了土地，又未能整合到现代化进程之中。
49年的土地改革，让几亿农民回到小农经济，轻易化解了新中国巨大的经济压力，并以三农回归传统为代价发展城市和工业。
计划经济年代几经周折，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包产到户，依然是回到小农经济。
到了21世纪，金融危机，外贸急剧萎缩，农民工一夜之间失业，放到其他国家，肯定发生全社会动荡甚至灾难；但在中国，农民工回乡种地，官方称“蓄水池”，虽然经济危机，但社会危机安然化解，仍然靠的是小农经济。
在中国，小农经济举足轻重，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政治，以及文化。小农经济一次次化解了危机，中国也就一次次回到传统。
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将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
欧几里德以五条公理构建其几何学大厦，“性本善”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堪比欧氏几何的公理。虽然荀子也有“性恶”的假设，但是“性本善”占了上风（本文不讨论原因），在实际上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
首先，性善论掩盖了人性恶的一面。人性由先天与后天两部分组成，前者如出生的时间地点。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生在哈里发时代的巴格达，生在21世纪的中国，父母或官或商或工或农，乃至基因，性已定。后者则有相当大的可塑性，或善或恶，性不定。文学作品由形形色色的“穿越”来制造情节，就是强调先天与后天的冲突。
性善论的后果，一端是没有底线，没有最恶，只有更恶；另一端是伪善。严复的归结是：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鲁迅声称，“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其次，既然性本善，就无需法律条文，即使有也置于次要的地位，只是外在的约束，重要的是劝人向善重在内心的伦理道德。不同于刚性的法律，伦理道德之柔性在于诱导“良心发现”。伦理道德在相当程度上是嵌入编码知识或意会知识，需要内心感悟，因而依赖于个性和特定的语境，彼此间很难借鉴和共享。
受伦理道德之柔性的影响，中国今日之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看似不少，但几乎无例外都包含有三个字：原则上。有了“原则上”这三个字，熟人、权力便可登堂入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甚至连原则都不顾。或者要求尽可能“庭外解决”，“动之以情”，各方都“后退一步”。这一点又与小农经济的“情本位”交集。
复次，顶层设计。性善论自然有“善”的级别和层次，由善小到善大逐级收敛而通往至善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善”及其收敛和提升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与小农经济的集体本位相一致，为身边事为家庭是小善，为集体为天下乃大善。
收敛与集体本位共同导致集权，集权到顶就是皇帝，而皇帝则具有最高的道德，这就是“内圣外王”。清朝康熙皇帝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人间所有赞美都给了他，因为他权最大。文革期间的“四伟大”沿袭了这一传统，至于在四个“伟大”中只要一个“伟大导师”，因为导师就意味着是“君师合一”的圣贤[1]。当下中国的各级干部和国企领导同样要求是道德楷模。
一旦“一统天下”，便反过来“天下为公”，最高的善人或群体领导臣民、国民或带领集体成员。朝廷施行“德治”的教化，向被统治者宣扬和灌输“国家道德”（黑格尔），人们在履践这种道德时缺乏意志自由（周可真）。收敛、柔性、顶层设计、集权，是性善论这一原初假设或公理的必然推论。
这一点与以“性本恶”为原初假设的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性本恶，自然强调底线，以法律为准绳，不准逾越底线。刚性的法律是“非嵌入编码知识”，清晰明了，对各色人等一视同仁。法律类似于“负面清单”，底线之上发散，只要不违法，怎么都行。在怎么都行的个人自由之间是彼此制约的契约关系，天赋人权不容侵犯。分权的典型则是“三权分立”。社会在底线之上发散，发散在契约安排下自组织，达到公共的“善”。宗教则为个人提供了作恶的警戒和向善的动力，下有法治保底，上有宗教天堂；相比之下，下无法治上无宗教的传统文化可谓“无法无天”。
最后，性善论在向上收敛之时向下兼容。人非圣贤，并不是谁都可以攀升到这一高度，因而，在圣贤之下必然有一个芸芸众生的世界。和为贵，为了达到“和”的境界，可以和而不同。传入中原的佛教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成果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佛颜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大肚能容，也就是“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了“和”，万事可以一笑了之。种种不道德甚至突破底线的人和事，在“和”的旗号之下找到了生存的空间。一种现代的说法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部现代史已经见证了在“和”的旗帜下的残酷斗争，见证了在“一个目标”下的同床异梦，各怀鬼胎。
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的一些制度设计依然建立在如“砂器”般的“性本善”的基础之上。
[1] 邓晓芒《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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