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医学来说，运城模式的可怕就在于让病人来决定医生资格。病人要求的是治好病，如果医生说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久而久之，这个医生就没了生意。这样的医生在医院里多得很，一旦病人觉悟了，西洋镜就被拆穿，那时候化学药厂就得关门了。甘肃已经有很多医生看到这个前景，开始学中医了。
运城土郎中
4月9日，为期一周的“全国民间中医药学术交流暨中国运城第三届疑难杂症中医治疗周”在运城落幕。
2位中医名家的精彩学术报告；运城当地近60家民间中医机构与数百名民间中医的义诊；5万多名群众的现场介入；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的亲临……有人说，在中医药已经式微的今天，这次运城会议或许吹响了中医复兴的号角。
而在这个大话题之下，令我们感受最深的，则是在运城这方水土上，还有着真正的中国民间中医的传统化生存，以及可能更为乐观的发展。
民间中医的一枝独秀
在山西运城街头，如果你细心观察便会发现，街头巷尾几乎隔三差五便见一中医诊所，西药房却不多见。这与其他许多城市正好相反。浏览运城的公交站牌，你会发现不少站点是以民营中医机构的名称设站命名的。运城市卫生局有一个别处地方卫生管理系统少见的内设科室：中医管理科。
运城是中国中医保护与发展的一个试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中医民间医生范畴及管理立法”的课题研究交给了运城市卫生局。
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大批民间行医者因种种原因领不到行医证照而成为“非法行医”的黑户,被卫生行政机构打击取缔。上世纪90年代，运城有各类中医专科医院60多所，占到当时全国中医专科医院的20%以上。因难免鱼龙混杂，运城也曾因此被央视某知名栏目曝过光。
但，或得益于深厚的文化积淀，或借力于深厚的群众基础，运城卫生管理部门始终是“疏而不堵”。2004年，在对全区3000余名未取得行医资格的赤脚医生、乡村医生仔细调查后，2005年，他们带着6名深受百姓欢迎的民间中医到省城，通过了一场由省卫生厅专门预备的考试，使其拥有了地方合法行医身份。
2007年，运城对全市各类医疗机构中的全部中医从业人员共计1635人进行了完全以中医传统方式命题（不考西医理论和外语）的摸底笔试，再对其中45岁以上、从事临床工作15年以上和笔试成绩较好的398人进行了面试，按笔试成绩40%、面试成绩60%的比例计分，确定了215名民间中医和47名一技之长人员，并授予其地方合法行医身份。其中一名长于蜂疗者还被聘到运城市中医院，并专门成立了蜂疗科。
这些土郎中，用传统的中医技法，为老百姓提供了“简、便、验、廉”的医疗服务，节省医疗费五成以上。有统计说，这262名民间中医每年门诊量可达上百万人次，其中乡、村两级民间中医每人平均日门诊量在20人次。
土郎中“转正”的运城模式
初试成功。2009年，第二批546人参加民间中医考试，又有272人获得了行医资格。
据统计，在运城还有3000名不脱离农业生产的无照中医。运城民间中医服务能力占到整个中医药服务的50%。这些体制外的民间中医，使运城中医药事业在中医日渐衰落的今天一枝独秀。运城上下对中医的认识和感情，远非别处可比。
草根民医的生存之道
为期一周的会议期间，在义诊之外还安排了12场中医名家的专题讲座。国医大师陆广莘；中医名家唐祖宣、谢天方；“本能论”倡导者郭生白；前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医国情调研课题组执行组长陈其广……机会难得。近距离接触，高水准讲座，令台下听讲的数百位民间中医倍感珍贵。
国医大师陆广莘的讲座题目是：我也是民间中医。正如一位专家所言：真正的中医在民间。
而作为运城当地民间中医惟一受邀同台讲座的代表，本报曾报道过的苏永泉（本报2010年1月22日特稿《一名民间中医的呐喊：滥用抗生素是不啻鸦片的新国难》，被《中国中医药报》全文转载），也以其“把小儿肺炎控制在每个母亲手里得到最佳治疗”的演讲博得一致认可。“现在许多医院，什么特级护理、监控室、氧舱、进口抗生素……列队而来，半岁以内小儿无论什么病，一进医院都按肺炎治。一个小儿诊为肺炎，花费巨大，全家陪护，九族探病，找关系、筹钱，不能上班，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那真的是肺炎吗？哪来那么多肺炎呢？其实判断肺炎不复杂。就五点：发烧、咳嗽、气急、鼻煸、无涕！有没有鼻涕是关键！无论症状重到什么程度，但凡有涕那绝不是肺炎！哪个当妈的不会看孩子有没有鼻涕？要是每个母亲都能掌握这点知识，可以避免多少感冒的孩子被当成肺炎治……”
这位从运城走向全国的草根中医，受到众多本乡民医的追捧。而更多的运城草根中医，更以我们难以揣想的生存状态和强大力量深深扎根于民间。
运城南风广场，这几天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义诊现场。约60家民间中医诊所的诊桌接待着络绎不绝的就诊百姓，临猗和芮城两县的诊台尤为惹眼。芮城民医最多：61位，他们穿戴着统一的白大褂白帽子，面前摆着由县民间中医协会给统一印制的名片。
他们中的一些，倘若脱下白大褂摘下白帽子，就是田间地头一个最最普通的庄稼汉。他们为患者把脉的手，黝黑、粗糙、布满老茧。
芮城的一位董姓乡间大夫的名片显示，他的名字和业绩已列入《中国医学家大辞典》和“中国名医网”，而这位名医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早晨他开门给人看病，午后关了门开着小三轮拖拉机到十里地外的田上种地。天天如此。他的擅长是祖父与父亲传下的技艺：晚期肿瘤及牛皮癣、鼻窦炎、肺气肿。而其祖父与父亲也是同样的农民兼乡医。据介绍，另外一位同样来自芮城的董木匠的行医经历则被《人民日报》报道过：8年间诊治八万多名病人，日就诊量50人，处方积了两大麻袋。记者在一旁观察这位民间中医如何给人看病。一位李姓医生甚至热情地要教记者如何用两根针治疗“所谓的小儿肺炎”。
他们不是名医，更非神医。但确确实实，他们满足着最广大最贫困的老百姓的最普遍的医疗需求。芮城民间中医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芮城这61位具备行医资格的民间中医，未曾出过一起医疗事故。面对台下的运城民医，此次参会的中国社科院编审邢东田说：“现在亲朋好友要看病，我都推荐他们来运城找中医。”
中医药的重生之路
采访中，诸多问题仍萦绕记者心头：这些民间中医中，难道不存在滥竽充数、混水摸鱼者？中医既然如此“廉”，医生的经济收入如何保证？既然没什么钱可赚，为何还有如此众多的民间医生踊跃发展？既有如此庞大的民医队伍，难道不存在恶性竞争？……
对第一个问题，无论是会议主办方的工作人员，还是民间中医协会负责人，还是随机采访的当地百姓，还是熟悉当地的媒体同行，都给出了相似的客观回答：不能说每位民间中医都具相当水准，但如今这些领了证的民间中医，确是按照一个标准“过过筛子”的。
对于民医的收入等问题，一位民间中医的回答如此坦然：与其从一个病人身上挣十块钱，不如从十个病人身上每人挣一块钱。而另外几位乡间民医的回答也基本相似。他们大半恋家，保持农民的朴素生活，能够且愿意安贫乐道。也因此，这些民医分布在运城县乡，各自有着相对固定的就诊群体，医生之间各有自己的长处与风格，不但不形成恶性竞争，倒是在行业组织的自律下互励互助，颇有古风。
患者花钱不多，治疗效果不差，医者营收稳定，医患和谐共生。这样一种理想的行业状态，是如今多数城市医院和医生根本不可想象的。“民间中医是一支解决人民健康的巨大力量”。此言不虚。简、便、廉、验，这是传统中华医药的巨大好处。而我们把祖先的智慧丢掉了。陆广莘教授梳理了近百年来的中医衰落史后，更从“治未病、正气存在邪不可干”的医理角度，使人们对中医完全模糊了偏离了的认识得到修正。
经过一个世纪的动荡消损，如今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与思考中医。当“控制抗菌素耐药性”成为2011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抗菌素耐药性敲响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警钟，当中国医改至今每年却要在三素一汤（抗生素、维生素、激素、葡萄糖与盐水）上花掉104亿，而百姓日益痛感看病难看病贵，当美国以其占到GDP15%的医疗开支而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中国传统医药那一把银针一把草就能治病的神奇，也许将重新成为人类医疗探索的方向。
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为拯救和振兴中医而大力奔走呼吁。“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中医院校不再硬性强调外语考试；北京中小学增加了中医药教学内容……种种迹象都彰显着一种改变。2010年11月下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全国民间医药暨民营中医医疗工作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性民间医药和民营中医医疗工作会议。自此，主管部门对于民间中医药的态度由“查”和“堵”变为“挖掘、整理、总结、利用、鼓励、改善、放宽、引导、监管”。民间中医拿到“全国粮票”的希望应该指日可待了当中国民间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会长沈志祥传达了这个会议精神后，台下数百位民间中医热烈鼓起掌来。
【后记】
百年来，中医和西医从对立走向结合，虽然争论犹在，但中医药也开始被西方医药界所接受。
芮城一位参会民间中医的话令人印象深刻：“对中西医不是讨论取舍的问题。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是付出了心血与智慧的研究成果，都为治病救人的应用，不是能截然分开的，但必须要有所主导和参照。传统不同角度便不同，不认识和理解一个智慧，不明白其内在联系，随便排斥它就是盲目的。”
“西医更多技巧性，形而下。中医是全方位文化医学，形而上。它是集体智慧，也散落在集体中的各个角落。中医不难学，也不神秘。真正的好中医，可能都不用药，而在于对症辨证施治。一个真正搞中医的人，不需要为中医歌功颂德。中医真正的境遇改变是得到体制、技术、条件上的扶助。我有信心。啥叫信心？就是一个思想和启发在你身上起作用了，渗透了，这就是信心。”
这些话，是从一个没有学历而终生钻研的民间中医口中说出来的。
来源：三晋都市报；记者：冯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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