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之痛风
在过去，痛风多见于生活优渥、丰衣足食的帝王将相，所以被称为“帝王病”（king’s disease）。古今中外历史上，不少领袖、社会名流都饱尝过痛风的折磨，如：亚历山大大帝，法国国王路易七世、路易十四世、拿破仑，英国皇后安妮，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我国元始祖忽必烈皇帝，宗教领袖马丁路德金、约翰卡尔文以及著名科学家牛顿、哈维，英国大文学家米尔顿等都曾是痛风患者。
人体就像一台超智能的精密仪器，正常情况下，体内产生的尿酸和排出尿酸达到动态平衡，血液中的尿酸浓度维持在稳定水平。人体的尿酸来源于体内嘌呤的代谢。新陈代谢中，衰老的细胞被清除，细胞中的DNA被降解，产生了大量内源性嘌呤；另外也可以通过食物摄入一定量的外源性嘌呤，如海鲜、啤酒等都是高嘌呤食物。当尿酸生成过多或者尿酸排出减少时候，血液中的尿酸就会增高，导致高尿酸血症。当尿酸水平增高超过在血液中尿酸的饱和浓度时，尿酸盐（尿酸钠）就会析出，沉积在关节腔，导致急性痛风的发作。
改革开放以前，或者更早的时期，吃肉是生活中一个萦绕不开的梦想。如今，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酒、肉、海鲜都上了寻常人家的餐桌，饮食结构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嘌呤食物摄入显著增多。然而，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很多疾病发生率提高。痛风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逐渐成为一种大众的常见病、多发病。1958年以前，我国仅有25例痛风报道。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我们饮食中高蛋白、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嘌呤类物质摄入的增加，平均寿命的延长，痛风发病率也明显提高。90年代，北京、江苏等地有几千例报道，痛风住院人数直线上升。近十年中，痛风的患病率增加了48%，被称之为“病中之王”（king of the diseases）。
痛风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对痛风有过描述记载。数千年的时光，让痛风从“帝王之病”发展成了“病中之王”。人们对痛风的认识也逐步地深入和科学，古时候曾认为这是“邪恶的水滴”在作祟；到如今，医学专家们已从发病机制、临床治疗、疾病干预和预防着手，全方位对痛风进行深入研究。痛风的发生部位其实是人体防御功能与关节腔内沉积的尿酸晶体的战场。人体天然免疫反应瀑布式展开，与沉积到一定量的尿酸晶体进行殊死搏斗。复杂的级联反应瞬间发生，疼痛来得如风般迅疾，痛风便因此而得名。
过去传统认为痛风发病的原因9成是由于肾脏的排泌功能减退引起的，但是邹教授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痛风患病率的上升的同时，发病原因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过去，由于饮食和环境一般不会造成过度的负荷，因此一旦出现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往往是由于肾脏排泄功能障碍有关，然而如今已经时过境迁，由于营养的高度摄入，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已经变成了饮食主导的健康问题。
从规范诊治和合理用药说起
谈起痛风的规范化诊治，邹教授略显凝重，“这是一条任重道远的路”。由于很多医生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疾病，加之一些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使得痛风的规范化诊治比例约莫只占五分之一。如何普及痛风的规范化诊治，这也是邹教授近几年重点工作之一。
秋水仙碱、解热镇痛药和糖皮质激素被称之为在关节炎急性发作期的治疗中的三大金刚。怎么合理使用？需要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需要注意这是在痛风发作期的常规用药，并不能长期使用。
要想从源头上治疗痛风，还得从降尿酸下手。如何抑制尿酸的生成、促进尿酸的排泌是关键。别嘌醇是抑制尿酸生成的经典老药。在美国，别嘌醇是首选的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在60多年的使用时间中，以其价廉物美而受到医生和病患的喜爱。然而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使用的时候，约有2%的服用者会出现严重的皮肤过敏反应（Steven Johnson综合征），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致命的。研究发现，黄种人群HLA-B*5801基因携带率较高，并于别嘌醇的严重不良反应具有强烈关联性。针对这一现象，华山医院率先开展了HLA-B*5801的基因检测，通过检测患者是否携带该基因，避免对检测阳性患者使用别嘌醇，从而保证用药的安全性。
苯溴马隆是促进尿酸排泌的药物代表。由于苯溴马隆的作用是促进肾小管的排泌，所以对于这类药物的使用前提是患者不能患有肾结石，否则会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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