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就历代墓葬中出现的鞶囊进行总结归类，依据形制不同将其分为略方形或圆形、马蹄形、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圆筒形及喇叭形五类，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对鞶囊的渊源及象征意义等做了进一步考证，认为中国古代佩戴鞶囊始于周代，作为制度定于汉代，终于辽代。在此期间，鞶囊的形制、颜色、装饰、材料及佩戴位置不断变化，佩戴者的身份也不尽相同。
鞶囊，简称鞶，最早出现于周代，男女均可佩戴。一般附于腰带，悬于腰际，以盛手巾。周代男女所用材料不同，男用鞶革，女用缯帛[1]。周代鞶囊种类较少，用途单一，仅作为盛放手巾之用。汉至唐代，见于记载的鞶囊种类逐渐增多，出现了兽头鞶囊、虎头鞶囊、龙头鞶囊、兽爪鞶，盛装印绶或绶带，故又称绶囊，以别身份。而汉魏、北朝、隋唐时期的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囊形袋状物大量出现在画像石、壁画、陶俑、石雕人物等形象中，涉及不同身份的人物。孙机曾对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中武士腰间所佩戴的虎头纹囊袋做过考证，认为这是汉代虎头金鞶囊或虎头绣鞶囊[2]。此后学者对于鞶囊着墨较少，鞶囊本身蕴含的历史信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就历代墓葬中出现的囊袋进行总结归类，并对其形制、种类、渊源及象征意义等做进一步考证，以使鞶囊所具有的历史内涵能够完整地彰显。
一 历代图像所见鞶囊
现存的鞶囊形象既出现于墓葬壁画、石窟寺壁画、画像石、石雕像、陶俑、传世绘画中，也出土有实物鞶囊形象。鞶囊的使用时间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辽代，辽代以后鞶囊消失，荷包袋取代鞶囊成为人们衣物上的挂饰。汉代以来，鞶囊的使用范围主要分布于北方中原地区；到了唐代，国力空前繁盛，鞶囊沿着丝绸之路一直传播到中亚地区。鞶囊佩戴者身份不一，有武士、仪卫、牵马者、男女侍者、供养人、外国藩君长等。佩戴时，有的位于腰部左下侧，有的位于腰部右下侧。在形制上，有近方形、圆形、马蹄形、椭圆形、圆筒形、喇叭形等。囊上大多无装饰，但也有少量装饰虎头纹或点状花纹。为了进一步加深对鞶囊的了解，现将有关资料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 鞶囊统计表
鞶囊来源 | 时代 | 报告或著作中称谓 | 佩戴者 | 位于腰部位置 | 形状 | 资料出处 |
安徽亳县十九里乡董园村汉墓画像石 | 东汉 | 囊 | 武士（1） | 右下 | 略为方形 |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卷，图版二二三，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
山东沂南县北寨村汉墓画像石 | 东汉晚期 | 革囊 | 武士（1） | 左下 | 略为方形 |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图版二一四，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
新疆民丰尼雅1号墓实物锦囊 | 汉晋时期 | 锦囊 | 1 | 不详 | 马蹄形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古墓葬》，科学出版社，2011年 |
太原娄叡墓壁画、陶俑 | 北齐（570年） | 鞶囊 | 仪卫（16） 牵马者（2） | 右下、左下 | 马蹄形附连弧形囊盖 | 《文物》1983年第10期 |
太原徐显秀墓壁画 | 北齐（571年） | 未描述 | 胡人（1） | 右下 | 马蹄形 | 《文物》2003年第10期 |
山东青州傅家村画像石 | 北齐 | 香囊、䩞鞢 | 画像主（3）胡商（1） 牵驼人（1） 牵牛人（1） | 左下、右下 | 圆筒形、马蹄形附连弧形囊盖 | 《文物》1985年第10期 |
西安北郊安伽墓石屏风画像 | 北周（579年） | 鞶囊 | 壁画主（1） | 右下 | 马蹄形、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 | 《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 |
山东嘉祥徐敏行墓壁画 | 隋代（584年） | 圆毬，未描述 | 胡腾舞者（1） 乐人（1） | 右下、左下 | 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马蹄形 | 《文物》1981年第4期。 |
太原虞弘墓椁壁浮雕及石雕像 | 隋代（592年） | 囊袋 | 牵马者（1）持壶、持瓶男侍（2） 端盘男侍（2） | 右下、左下 | 马蹄形、椭圆形 | 《文物》2001年第1期 |
陕西潼关税村壁画墓 | 隋代 | 鞶囊 | 仪卫（88） | 右下 | 马蹄形附连弧形囊盖 | 《文物》2008年第5期 |
李寿墓壁画 | 唐代（630年） | 箭囊 | 仪卫（1） | 右下 | 马蹄形附连弧形囊盖 | 《文物》1974年第9期 |
长乐公主墓壁画 | 唐代（643年） | 鞶囊 | 男侍（5） | 右下 | 圆筒形 | 《文博》1988年第3期 |
段蕳璧墓壁画 | 唐代（651年） | 鞶囊 | 男侍（4） 女扮男装（3） | 左下 | 圆筒形 | 《文博》1989年第6期 |
昭陵北司马门藩君长石雕像F3南②:1 | 唐代 | 鞶囊 | 藩君长（1） | 左下 | 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 | 《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
新城长公主墓壁画 | 唐代（663年） | 承露囊、鞶囊 | 女扮男装侍女（4） | 左下、右下 | 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圆筒形 | 《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
李爽墓壁画 | 唐代（668年） | 小包 | 男文吏（1） 男乐人（1） | 均左下 | 马蹄形 | 《文物》1959年第3期 |
房陵公主墓壁画 | 唐代（673年） | 小袋、小囊 | 女扮男装侍女（4） | 左下 | 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 | 《文博》1990年第1期 |
李凤墓壁画 | 唐代（675年） | 桃形黑囊、桃形囊 | 牵驼者（1） 骑乐俑（1） | 左下、右下 | 桃形 | 《考古》1977年第5期 |
阿史那忠墓壁画 | 唐代（675年） | 鞶囊 | 男侍（2） | 左下 | 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 | 《考古》1977年第2期 |
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 | 唐代（706年） | 小圆盒 | 仪卫（2） 捕蝉妇人（1）骑马者（2） | 右下、左下 | 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 | 《文物》1972年第7期。 |
韦浻墓石椁线刻 | 唐代（708年） | 无描述 | 男侍（1） 女侍（4） | 左下、右下 | 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圆筒形、喇叭形 | 《文物》1959年第8期 |
陕西咸阳边防村胡装俑 | 唐代（714年） | 囊 | 胡装俑（1） | 左下 | 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 | 《中国博物馆》丛书，第1卷，图版55，文物出版社，1983年 |
李撝墓壁画 | 唐代（724年） | 鞶囊 | 男侍（1） | 右下 | 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
北齐校书图 | 唐代 | 无描述 | 弯腰童子（1）拱手执鞭者（1） | 右下 | 马蹄形 | 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
乾陵六十一宾王像 | 唐代 | 鞶囊 | 宾王（＞1） | 右下 | 马蹄形附连弧形囊盖 | 《文博》2012年第5期 |
莫高窟第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 | 中唐 | 无描述 | 王子（2） | 左下 | 圆形 |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图版６５，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87年 |
片治肯特古城遗址壁画 | 7～8世纪 | 鞶囊 | 男侍（1） | 左下 | 马蹄形附连弧形囊盖 | 转引自《文博》2012年第5期 |
莫高窟409窟回鹘王礼佛图 | 西夏 | 䩞鞢 | 回鹘王（1） | 左下 | 喇叭形 |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五卷，图版１３５ |
二 形制分类
汉魏时佩戴鞶囊，往往使用颜色来区别佩戴者的身份等级，而出土画像石上面的鞶囊图案或失色的壁画不能有效反映出直观的信息。虽然通过囊上绶带也可以反映信息，但绶带在佩戴时并不会随时露出来。南梁、北齐至唐代时，官员佩戴的鞶囊是用各种丝缕编制而成，常常在图像上与一般佩囊者产生混淆，为辨别出土鞶囊所代表的等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更好地把握鞶囊所反映的历史信息，本文将出土及传世鞶囊形象分为5类，并结合佩戴者的服饰及图像中的人物活动进行分析研究。
1．略方形或圆形
这类形制的图像最早出现于安徽亳县十九里乡董园村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墓中。在墓室甬道北壁的一块画面图像上，刻有亭长、武士二人。佩戴鞶囊者为一武士，武士着宽袍，束发，穿靴，昂首按剑。鞶囊略为方形，表面缀有点状花纹，鞶囊两侧各有绶带一束（图一）。在时代稍晚的东汉晚期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墓葬出土画像石中，一武士身佩虎头纹囊袋，略为方形，囊旁露出一段绶带，位于武士腰部右下方，孙机指出此囊即汉代虎头金鞶囊或虎头绣鞶囊（图二）。值得注意的的是，由于此鞶囊盛有绶带，故而也可称为绶囊。虎头鞶囊是针对鞶囊的外部装饰而言，而绶囊则是对鞶囊本身的功能而言。
图一 汉安徽亳县画像石武士像
图二 沂南画像石武士像
甘肃敦煌壁画第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中，描绘了佛涅槃之后各国王子的悲痛之情，其中两位身佩圆形鞶囊的异域王子尤为悲伤。一名站立的王子双手执刀，表情痛苦，解衣露出胸脯，似作剜心状；另一名王子单膝跪地，顾首回望剜心王子，作割鼻状。两位王子所配鞶囊均位于腰部左下方，呈圆形，囊上装饰有虎头纹饰（图三）。
图三 唐莫高窟各国王子举哀图
2．马蹄形
马蹄形鞶囊不仅出现于北方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的墓葬中，而且还见于传世的《北齐校书图》中，出现时间主要在汉晋至隋唐时期，唐以后少见。由于马蹄形鞶囊发现较多，现按囊袋上装饰纹样分为2式。
I式 马蹄形无囊盖
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1号墓出土了以织锦为面料的汉晋时期的实物鞶囊。囊呈马蹄形，囊面装饰有华丽的图案花纹，并绣有“金池凤”三字。长12.5、宽10厘米（图四）。仅从锦囊上的文字和鞶囊所处的时代分析，这个实物鞶囊和中原地区的鞶囊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类似形制的鞶囊还见于山西太原的北齐徐显秀墓室壁画中，墓室四壁绘有墓主出行的盛大场景，而在东壁出行牛车前方，一人头戴胡帽，深目高鼻，身着黄衣交领长袍，腰束黑色革带，足蹬乌靴，从装束上看应是一位胡人。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出行人群中只有这位胡人佩有马蹄形鞶囊，悬于腰部右下方。这只囊袋整体呈黑色，正面装饰有四枚白色圆点（图五）。
图四 “金凤池”实物鞶囊
图五 徐显秀墓壁画胡人
时代稍晚的隋代虞弘墓葬中，马蹄形鞶囊再次出现于汉白玉椁壁第一幅浮雕上。浮雕左侧一牵马者剪发至颈，头发用带束起，又于发后扎结，带两端拖至肩后。身着宽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足蹬白色高靴，手牵一条红色缰绳。在腰带右下方，悬有一马蹄形鞶囊（图六）。从牵马者深目高鼻和衣着装束来看，应是一胡人，牵马者形象出现于西域鱼国人墓葬中，更能反映出牵马者的族属。而入华胡人佩戴鞶囊，则说明中国传统服饰的强大影响力。除此之外，椁外壁第一幅、第二幅图像上墨绘有两手端盘的男侍，衣着与牵马者略同，却佩戴有着椭圆形鞶囊（图七）。同一座墓葬中有不同形制的鞶囊，应和佩戴者的身份有关。在同时代的山东嘉祥徐敏行墓西壁壁画中，有一乐人，身穿交领长袍，手执乐器扛至肩上，腰部缠有包袱形状的袋子，袋子下左侧也有一马蹄形黑色鞶囊（图八）。
图六 虞弘墓牵马者
图七 椁外壁墨绘男侍之一
图八 隋徐敏行墓壁画执乐器者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阎立本《北齐校书图》，画有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十一人刊定秘府收藏的五经诸史的故事。在画面的右侧，有一弯腰童子两手执卷，供座椅上执笔者书写。童子头戴黑帽，帽后两带拖至肩后。身着素袍，腰系红带，腰带打结穿插，脚穿靴子。红带右侧缀有一马蹄形鞶囊，鞶囊颜色与素袍同，囊盖上隐约分布有四枚不规则黑点（图九）。
图九 北齐校书图捧卷者2
II式 马蹄形附连弧形囊盖
此类形制的鞶囊最早出现于北齐娄叡墓壁画中，出现在墓室壁画中仪卫身上，并为后来的隋唐两代所继承。在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墓壁画、李寿墓壁画、章怀太子墓壁画中，都可以见到仪卫身佩同类鞶囊。娄叡墓壁画内容以人物出行为主，其中在墓室东西两壁的前列绘有整齐的拄剑侍卫，侍卫以幅巾束发，带两端拖至肩后，身着黑色圆领长袍，腰系锃带，足蹬乌靴，腰部右下方悬有红色鞶囊。鞶囊呈马蹄形，附连弧形囊盖，囊盖正面装饰有四枚圆点。鞶囊之后还系有长筒箭囊（图十）。除了仪卫腰佩鞶囊外，同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个胡人牵马俑也腰佩鞶囊。役夫身着交领袍，头戴圆帽，手作执辔绳状，顾首，似在牵马，腰佩呈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的鞶囊（图十一）。虽然见于同一座墓葬，但牵马者与仪卫佩戴的鞶囊形制不同。
图十 娄睿墓仪卫图
图十一 娄睿墓陶俑
在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中，墓道东、西两壁的壁画中排列有整齐的仪卫佩囊图像。仪卫人物服饰基本相同，皆头裹幞头，幞头顶低平，两巾角向上结扎于头顶，另两巾角或下垂或飘拂。身穿白色或红色圆领直襟窄袖衫，衫长过膝，直襟开在身体前右侧，腹部微隆起，黑色革带系于腹下。下身着白裤，脚蹬乌皮靴，腰间悬挂有仪刀，弓袋、箭箙、鞶囊、布囊、刀子，手中执兵器或旗帜。鞶囊为马蹄形，附连弧形囊盖，黑色，位于腰部右下方，囊袋的口沿露出一条打折的白巾，垂于囊盖上（图十二）。
图十二 潼关税村隋墓仪卫
唐代李寿墓壁画、章怀太子墓壁画中，分别有一位仪卫佩戴有II式形制的鞶囊，与娄叡墓仪卫、潼关税村墓仪卫腰囊形制相同。而阐扬唐高宗和武则天“徽烈”的乾陵六十一宾王石像上，一些藩君长身上同样雕刻有形制相似的II式鞶囊（图十三）。除了大量仪卫及部分藩君长佩戴II式鞶囊外，山东青州傅家村一座北齐墓葬阴线石刻画中的胡商也佩戴此类鞶囊。墓葬共出土9块画像石，根据内容可分为八部分，其中在第二部分商谈图中，有主人、侍者、胡商三人为主的画面，主人头戴折上巾，身着交领宽袖长袍，腰系鞢躞带，脚穿长靴，坐在形似细腰鼓的坐具上，右腿横架在左腿上，左手执杯，面对胡商。鞢躞带下悬有一只圆筒形鞶囊，鞶囊正面垂有两条绳带。左边胡商深目高鼻，卷发，身着镶边袍服，腰系鞢躞带，手亦执杯，面向主人。鞢躞带下悬有一II式鞶囊，囊盖正面有四枚圆点，形制明显与画面主人所佩不同（图十四）。
图十三 唐乾陵藩臣像腰间局部
图十四 北齐傅家山石刻画面主人及胡商
3．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
佩戴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的鞶囊的人物图像，最早见于北周安伽墓的围屏石榻上。石榻由屏风、榻板、榻腿组成，共雕刻56幅图案。其中右侧第3幅为车马出行送别图，图中一行5人，画面上方刻绘七叶树等乔木及山石。树下刻主仆3人，均着粟特人服饰。主人骑马缓行，回首吩咐紧随身后的仆从。主人卷发，头戴虚帽，身着灰白色圆领长袍，腰系黑色带，右下方挂一鞶囊。鞶囊呈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图十五）。
图十五 北周安伽墓画面主人
较乾陵六十一宾王石像略早的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藩君长残石雕像上，藩君长腰部也清晰雕有鞶囊的形象，但形制却不同于乾陵所见腰囊。北司马门藩君长石雕像头残，后背五条辫子垂至腰部，身着大翻领两侧开衩的长袍，窄腿裤，腰系蹀躞带，有两条带上横系一短刀，腰左侧悬有椭圆形鞶囊，囊盖为连弧形（图十六）。
图十六 唐昭陵司马门出土藩君石像
唐代壁画墓一般属于高等级墓葬，壁画所绘的场景往往是墓主生前的写照。在章怀太子墓壁画中，有一幅观鸟捕蝉图，图中有三位宫女，位于中间的宫女双髻，男装打扮，身着圆领长袍，腰部右侧佩戴一椭圆形鞶囊，脚穿尖头靴，在全神贯注地捕蝉（图十七）。
图十七 捕蝉图
同样在章怀太子墓中，上文提及的墓道东部的仪卫图中，一名侍卫头戴红色幞头，身着圆领长袍，脚穿尖头靴，与捕蝉图宫女佩戴不同的是，仪卫腰部悬有的是属于II式的鞶囊（图十八）。
图十八 章怀太子墓仪卫
椭圆形附连弧形囊盖的鞶囊形象也出现在唐代的墓葬陶俑上。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尊唐代彩绘胡装三彩俑，三彩俑于1952年出土于陕西咸阳边防村杨谏臣墓中。俑身通高50厘米，身上题有“阿谏”二字。胡俑头戴山字形胡帽，身穿翻领窄袖长袍，腰系黑色革带，足蹬尖头靴，腰部左侧系一椭圆形鞶囊，囊盖为连弧形，中间垂直一条浅沟（图十九）。
图十九 唐边防村“阿谏”陶俑
4．圆筒形
这类形制的鞶囊最早见于山东青州傅家村画像石中（图十四）。除此之外，还见于唐代长乐公主墓壁画、段蕳璧墓壁画和韦浻墓石椁线刻中。在长乐公主墓第四天井东壁上，绘有一老态龙钟的男侍，男侍右手执笏，左手拄杖，头戴幞头，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黑带，足蹬长筒乌皮靴，佩戴圆筒形赭红鞶囊（图二十）。在时间相去不远的段蕳璧墓的人物壁画中，同样发现有圆筒形鞶囊。不仅出现于四位男侍腰部，三位着男装的女侍身上也一并佩戴。四位男侍位于第二过洞东西两壁，服饰基本相同，均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窄袖圆领长袍，黑带束腰，佩圆筒形鞶囊，足着乌皮靴（图二十一）。三位着男装的女侍位于第五天井东西壁小龛中，身着圆领长袍，袍下着条纹状波斯裤，头上装饰和服饰颜色各有差异，三人均佩戴圆筒形鞶囊于腰部左下侧。
图十四 北齐傅家山石刻画面主人及胡商
图二十 长乐公主墓男侍
图二十一 唐段简璧壁画男侍
韦浻墓的石椁外侧刻画中也刻有圆筒形鞶囊形象。韦浻是唐代著名的韦氏家族成员，生前拥有显赫的地位，葬于公元708年。墓中出土了大型石椁，石椁上刻有花草、动物、人物等精美图像。石椁内侧刻画女侍，外侧刻画男侍，身上分别佩戴有不同形制的鞶囊。石椁外侧有一老者，头戴幞头，身着圆领长袍，束带，足靴，双手执笏板，腰部左下侧悬有一圆筒形鞶囊，鞶囊顶部丝线打结，散于鞶囊两侧（图二十二）。
图二十二 韦浻墓石椁石刻男侍
5．喇叭形
这类形制的鞶囊造型奇特，图像中比较少见，仅见于韦浻墓石椁线刻女侍和敦煌莫高窟第409窟。韦浻墓石椁内侧刻有一手抚鸟儿的侍女，侍女用巾扎发，身着圆领长袍，束带，足蹬靴。腰部左下侧有一喇叭形鞶囊缀于革带之下，囊盖为连弧形，中间一条形带子从鞶囊上穿过，带上有四个带卡，可能起到固定囊盖的作用（图二十三）。
图二十三 韦浻墓石椁石刻女侍
敦煌莫高窟第409窟回鹘王礼佛图绘于五代时期，整幅图像以回鹘王为中心。图中回鹘王头顶有伞盖，身着圆领缺胯长袍，长袍上绣有龙形图案，束带，足靴。革带上缀有许多物件，而腰部左下侧悬有一喇叭形鞶囊（图二十四）。
图二十四 五代莫高窟回鹘王礼佛图
三 鞶囊的源流
鞶囊一词东汉以前并未出现，鞶和囊分指两物。而鞶最早的功能为男子束衣的腰带，革质，常用佩玉饰。《左传》桓公元年至二年载：“鞶、厉、游、缨，昭其数也。”杜预注：“鞶，绅带也，一名大带。” [3]囊，即为袋子，用来储存、贮藏物品。《仪礼·士昏礼》：“夙夜无愆，视诸衿鞶。”郑玄注：“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丝，所以盛帨巾之属。”[4]这说明周代时鞶可能已转变为盛物鞶囊。而鞶囊作为一种代表官员身份等级的制度最早在汉代确立下来，用于盛放绶带。形制有虎头绣鞶囊或金鞶囊。汉代出现了绶囊、虎头绣鞶囊或金鞶囊，并一直延续到辽代。
绶囊也称为傍囊或旁囊，其制始于汉，一般佩于腰际，用以盛放细物。官吏佩戴紫色的鞶囊盛装绶带，以别百姓，并且在佩戴时视情况决定绶带的内盛或散开。《晋书·舆服》最早记载：“汉世著鞶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紫囊盛绶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5]《晋书·礼中》中对曹魏时期丧服制度有所记载，其中在国家大丧时，官员需佩戴以帛为材料的绶囊[6]。
而通常与佩戴者身份挂钩的虎头鞶囊在汉代至唐代的史诗中也常常出现。班固的《与窦将军笺》记载了若干高等级的虎头鞶囊，“（班）固于张掖县，受赐虎头绣鞶囊一双”[7]。其《与弟超贡》曰：“又遗仲叔虎头金旁囊、金银钩。”[8]同样成书于汉代的《东观汉记》记载：“邓遵破诸羌，赐金刚鲜卑绲带一具，虎头鞶囊一。”[9]南朝梁萧子显《日出东南隅行》记载：“鞶囊虎头绶，左珥凫卢貂。”李白《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记载：“身佩豁落图，腰垂虎盘囊。”[10]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性质别样的龙头鞶囊，但仅存在于后赵石虎时期，由于避石虎之讳，曾一度将虎头鞶囊改为龙头鞶囊[11]。石虎之后，仍恢复以虎头为饰。以上足以说明汉唐之间虎头鞶囊在体现身份方面的分量之高。
南朝梁、北朝齐时期，对前代鞶囊旧制有所改革，对已有的兽头鞶囊、兽爪鞶实行金丝、银丝、丝编织，以便区别官员品级。至隋代，在继承南朝梁、北朝齐编织鞶囊时所采用相同材料的基础上，取消了前朝囊内盛印和鞶囊用双绶带的的制度，去大绶存小绶。《隋书·礼仪志》：“古佩印，皆贮悬之，故有囊称。或带于旁……今虽不佩印，犹存古制，有佩绶者，通得佩之，无佩则不。今采梁、陈、东齐制，品极尊者，以金织成，二品以上服之。次以银织成，三品以上服之。下以綖织成，五品以上服之。”[12]佩戴鞶囊时，五品以上为兽头鞶囊。《隋书·礼仪志》：“何稠请去大绶，而偏垂一小绶，缀于兽头鞶囊，独一只佩，正当于后。诏从之。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同。”[13]
隋代官员根据品级不同，鞶囊的材质可分为金缕、银缕和彩缕。二品以上用金缕编织；三品用金银缕；四品用银缕；五、六品用彩缕，七、八、九品也用彩缕编织。这时鞶囊表面织有兽爪，以别高品级官员。一般民众，只能佩戴无爪鞶囊。《隋书·礼仪志》：“鞶囊······五品、六品彩缕，七、八、九品彩缕，兽爪鞶。官无印绶者，并不合佩鞶囊及爪。”[14]隋代也将兽爪鞶施与良娣以下的命妇，用来区别嫔妃所佩戴的“兽头鞶囊”。《隋书·礼仪志》：“良娣，鞠衣之服，银印珪钮，文如其职。佩采瓄玉，青绶，八十首，长一丈六尺，兽爪鞶囊。余同世妇。保林、八子，展衣之服，铜印环钮，文如其职。佩水苍玉，艾绶，······兽爪鞶囊。”[15]
唐代作为章服制度中的鞶囊继承隋代继续使用。《旧唐书·舆服志》：“弁冠······三品兼有纷、鞶囊，佩于革带之后，上加玉珮一。鞶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以上银缕，五品以上彩缕，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16]《新唐书·车服志》亦载：“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一品至五品“皆朱衣素裳，革带，鞶囊，小绶，双佩，白袜，乌皮履。六品以下去玉琪及鞶囊、绶、佩”[17]。与此同时，出现了用来盛放鱼符的鱼袋。佩戴者品级需具备五品以上。通常系于腰带，左右各一。三品以上佩金鱼袋，五品以上佩银鱼袋。鱼袋皆由政府赏赐，得者为一种荣宠。《新唐书·车服志》：“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18]
五代时，佩戴鞶囊虽不见于正史记载，但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少数民族首领回鹘王的佩戴上，仍然可以见到其形象。不仅如此，在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中，服饰有“国服”及“汉服”之别，在汉服制度中，继续沿用唐代，规定皇太子的远游冠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公服中需佩戴鞶囊[19]。
宋代公事之服上取消佩戴鞶囊，而延续了唐代佩戴鱼袋的制度。此时佩戴鞶囊仅凭个人喜好来决定。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八记载：“（李文定公）在陕西，籍诸州兵数为小册，常置鞶囊中以自随。”[20]自宋以来，鞶囊之制便不见于历朝官服制度中，名称也很少使用。而至迟在元代，出现了荷包一词。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草木子·杂制篇》中记载：“元路、州、县各立长官曰达鲁花赤，掌印信以总一府一县之治······达鲁花犹华言荷包上压口捺子也。”[21]荷包后世又称为香袋、香囊，是用来贮放香料的布袋。佩在身边既可以散发香气，驱虫除秽，又可以作为饰物，不分男女均可佩之。而香囊出现的时间很早，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有4件实物香囊 [22]。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东汉繁钦《定情诗》：“何以致扣扣，香囊系肘后。”[23]唐代张祜《太真香囊子》诗：“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宋史·舆服志》中记载有指南车的形状，“赤质，两箱画青龙、白虎，四面画花鸟，重台，勾阑，镂拱，四角垂香囊”[24]。说明汉至宋时期的香囊一般佩在胸襟，亦有置于袖中，入寝时则悬挂于帐内或车上，与鞶囊的佩戴方式及用途不同。
南宋及元、明两代的墓葬壁画、传世画、出土实物中都有类似鞶囊形象的囊袋，由于当时各种政权存在文化差异，民间佩戴的延续、使用用途的增加，以及辽代以后鞶囊已经从舆服制度中取消、鞶囊缺少统一的名称规范等因素，进一步导致了鞶囊名称的增多，致使多种名称并存使用。荷包袋、香袋、香荷包可能逐渐成为鞶囊的代称。而香囊也在随后的使用中与荷包经常指代相同，逐渐流为一体。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南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画的是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之女文姬归汉的故事。册中第十三开的“辞别”一景，内容描绘左贤王接见前来迎接文姬的汉使，并与文姬卮酒话别。图中蔡文姬盘腿坐在地毯上，头戴圆顶帽，帽后有两条短带垂至肩后，身穿长袍，腰系红带，腰带右下方系有一马蹄形荷包，倒三角形囊盖（图二十五）。
图二十五 文姬归汉图
元代的荷包形象多次出现于墓葬壁画之中。1998年，陕西省蒲城县南的洞耳村发现了一座元代壁画墓[25]。在壁画的堂中对坐图和行别献酒图中，有三人身佩鞶囊，分别是一位男侍和一位献酒、受酒人。在堂中对坐图的西侧，有一留蒙人发式的男侍，身着黄色左衽长衣，腰束黑色腰带，足蹬红色靴子，腕搭拭巾，怀抱长杖。腰带右下方悬马蹄形鞶囊，有倒三角形囊盖（图二十六）。在行别献酒图中，有一头戴瓦楞帽、身着左衽长袍、腰束革带、足着黑靴跪地的献酒人，偏南的受酒人头戴沿皮帽，身着左衽红袍，腰束革带，足蹬长靴。两人分别于革带左下、右下方悬有马蹄形鞶囊，有倒三角形囊盖。
图二十六 元洞耳村墓壁画男侍
明代荷包不仅有装饰功能，还有贮放钱物的功能。江苏江阴叶家宕明墓出土了一实物荷包钱袋（图二十七），荷包出土于书匣内，如意形，质地为棉，毛边在外。口部穿有两条收口的麻绳，绳上穿有1件长方形墨石饰品，袋内装有碎银3块、钱币16枚、银扣饰1件、麻绳1组、棉绳1组[26]。
图二十七 明墓荷包钱袋
至清代，荷包、香囊等使用人群更加普及，上自皇帝、下自庶民都有佩戴；有时作为功臣赏赐之物，有时作为外交赏赐。据《清史稿》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皇帝曾“嘉世杰相机妥办，不拘泥遵旨，解御佩大小荷包赐之”[27]。雍正五年（1727年），赏赐葡萄牙使者“人葠、缎匹、瓷漆器、纸墨、字画、绢镫、扇、香囊诸珍，加赏使臣，命御史常保住伴送至澳，遣归国”[28]。造型制作也精巧多样，清人李静山《葫芦荷包》有云：“为盛烟叶淡芭菰，做得荷包各样殊。未识何人传妙制，家家依样画葫芦。”[29]可知这些已成为当时人们普遍喜爱的佩戴物之一。
四 结 语
中国古代佩戴鞶囊始于西周，作为制度定于汉代，终于辽代。在此期间，鞶囊的形制、颜色、装饰、材料、佩戴位置不断变化。佩戴者的身份也不尽相同，有牵马（驼）者、仪卫、男（女）侍、藩君长、壁画中的主人；有身份卑微的，也有显赫的；有中原汉人的形象，也有周边少数民族首领乃至西域胡人形象；有佩戴于腰部左下侧的，也有佩戴于右下侧的。但一致的是，有佩囊的人物形象皆身着所谓“胡服”，即长袍、革带、靴子的装束，身着传统的褒衣博带服饰的并不佩戴鞶囊。在唐代，由于社会包容开放，佩戴人群达到了历史的顶峰，除了舆服制度所规定的官员佩戴外，其他身份的人也可佩戴，只是在用途上与官员有所不同。在唐代，鞶囊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已传播到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地区[30]。五代以后，作为舆服制度中的鞶囊继续流行于辽代，却不见于中原宋朝。辽以后，民间佩囊之风仍然存在，除了形制上与前代相比有所不同外，名称上也不同于前代，鞶囊的名称已很少被人们使用。而伴随出现的荷包、香袋、香荷包等新的称谓，在中原及周边的少数民族中普遍使用，流传至今。
本文刊载于《文物》2014年第4期。
注释：
[1] 《礼记·内则》：“男鞶革，女鞶丝。”汉郑玄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韦，女用缯，有饰缘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71页，中华书局，1980年。
[2]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189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72页，中华书局，1980年。
[4]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73页，中华书局，1980年。
[5] （唐）房玄龄等《晋书·舆服志》，第773页，中华书局，1974年。
[6] 《晋书·舆服志》，第626页。《晋书·礼志》记载：“魏氏故事，国有大丧，群臣凶服，以帛为绶囊，以布为剑衣。”
[7]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一五，中华书局，1960年。
[8]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九一，中华书局，1960年。
[9]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九一，中华书局，1960年。
[10] 李白《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9年。
[11] 《太平御览》卷六九一引晋陆翙《邺中记》：“石虎改虎头鞶囊为龙头鞶囊。”
[12] （唐）魏征《隋书·礼仪志》，第274页，中华书局，1973年。
[13] 《隋书·礼仪志》，第271页。
[14] 《隋书·礼仪志》，第242页。
[15] 《隋书·礼仪志》，第278页。
[1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舆服志》，第1930页，中华书局，1975年。
[17]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车服志》，第520页，中华书局，1975年。
[18] 《新唐书·车服志》，第525页。
[19] （元）脱脱等《辽史·仪卫志》：“皇太子远游冠，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服。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金钩䚢，假带方心，纷鞶囊，白袜，乌皮履。”一品以下至五品以上官员“冠帻缨，簪导，谒见东宫及馀公事服之。绛纱单衣，白裙襦，带钩䚢，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第909—910页，中华书局，1974年。
[20]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第146页，中华书局，1985年。
[21] （明）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第64页，中华书局，1959年。
[22]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第71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23]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第386页，中华书局，1988年。
[24]（元）脱脱等《宋史·舆服志》，第3491页，中华书局，1977年。
[2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26] 高振威《江苏江阴叶家宕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8期。
[27]（清）赵尔巽等《清史稿·赵世杰列》，第10839页，中华书局，1977年。
[28] 《清史稿·邦交志》，第4685页。
[29] 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第22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
[30] 片治肯特古城遗址壁画中绘有身佩鞶囊的唐代男侍形象，见图二十八。转引自陈晔《乾陵王宾像上的鞶囊考》，《文博》2012年第5期。
图二十八 片治肯特古城遗址唐代壁画男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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