椎髻赭面——从安阳唐墓看中晚唐时期女子服饰中的胡风
刘 波
摘要
以安阳地区出土的郭燧夫妇墓、赵逸公夫妇墓和其他一些中晚唐时期的墓葬壁画为基础，将壁画中女子的面妆、发式、服装等服饰因素与盛唐时期唐朝及其周边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晚唐时期女子服饰上新出现的胡风元素。与唐代前期服饰汉胡并行的现象不同，中晚唐时期的胡人服饰元素进入唐人的生活中，丰富甚至改变了唐人原有的服饰传统，出现了汉胡融合的新趋势。这一发现证明白居易和元稹等中晚唐诗人所描绘的包括元和“时世妆”等胡风做法确实存在，而诗人对当时社会中所见的各种胡化现象的批判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安史之乱后胡风的存在和流行。
关键词
服饰 胡风 壁画 唐代
作者简介
刘 波
美国克利夫兰约翰·卡罗尔大学副教授
原文来源
《艺术与民俗》2020年第1期
正文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对唐代服饰的研究也是当代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唐墓中出土的壁画和陶俑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衣着服饰， 因此长期以来受到研究服饰史的学者的重视，并被作为了解唐代服饰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唐代早期到中期有大量的壁画和女俑出土，这些丰富的材料有助于我们认识初唐到中唐时期女子服饰的特点和演变。中唐以后，壁画墓的数量锐减，女俑出土的数目也不多，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情况尚有许多未知的地方。近年来河南安阳地区出土了几座唐代壁画墓，其中郭燧夫妇墓和赵逸公夫妇墓有明确的纪年。这些墓中的壁画保存较为完好，画中女子的服饰呈现出与盛唐时期非常不同的特点，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已有的研究多注意这些女子的面妆特点，但很少讨论其服装，而且对女子面妆的研究也尚未见到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本文以安阳出土的这些壁画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壁画中女子的面妆、发式、服装等服饰因素与盛唐时期唐朝及其周边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进行比较，从而探讨中晚唐时期女子服饰中的胡风问题。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政权多为少数民族所建立， 他们虽然接受了汉文化，但对其他少数民族和境外胡人的文化也持开放兼容的态度。唐代的统治者延续了这一传统，包容和吸纳外族文化，在政治、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多有胡人参与甚至主导。体现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表现之一就是唐人对胡服的喜爱。“ 胡服”与“汉服”其实是个相对的概念，比如北朝流行的缺骻袍本是北方少数民族男子的服装，但到了唐代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汉人男子便服（图一）。唐代的典型胡服是翻领交衽（多为右衽）的外袍和类似缺骻袍的带有花纹装饰的圆领袍服（图二），二者都是当时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唐代前期墓室壁画中常见穿胡服的唐人，类似陶俑也不少见。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和晚唐时期，则较少发现穿胡服的人物形象， 该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经常见到对胡妆、胡乐等的批判。这是否说明因为安史之乱，中唐以后的唐代社会对外族服饰文化的态度产生大逆转，由包容和接受变成了排斥和批判呢？
图一 懿德太子墓中穿缺骻袍的唐代男子
图二 穿胡服的女子
一、安阳唐墓中的女子面妆与元和“时世妆”
安阳地区发现的中晚唐（9 世纪前半期）的壁画墓向今人呈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女子面妆（图三）。这些女子的眉毛都画成倒八字形，而且在上脸颊处画着两条暗红色的斜横条，有的在眉毛和眼睛之间也画着一条这样的暗红色妆饰。除了年少的女子外， 多位成年女子的头发都梳成尖尖的三角形高髻，并带着梳、簪等各种发饰。这种装扮在之前的唐墓里从未见到过。白居易在《时世妆》一诗中描绘了唐代元和年间流行的一种女子妆容，与此处见到的多有相似之处：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
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
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诗中描写的“双眉画作八字低”与安阳唐墓中见到的画眉方式是一样的，而壁画中女子面部画的暗红色条饰应该就是诗中提到的“赭面”。有的学者认为白居易提到的“赭面”为面颊上施大片的胭脂。胭脂是唐代女子面妆中常见的元素，在初唐和盛唐的壁画和屏风画中都常有表现，其中不乏脸颊处涂大片红晕的女子形象，而白居易诗中的“ 赭面” 显 然 是一种新近流行的、来自蛮夷的化妆做法。同时唐墓壁画中女子的脸部常涂的是粉红和桃红色，而“ 赭”为红褐色，从色彩上看， 赭面也不仅仅是一种胭脂的涂法。也有学者把安阳唐墓中这种赭面称作唐代前期女子面妆中的斜红。仅从《时世妆》的文字来看，白居易似乎也将这种妆饰称为斜红。但和头顶圆鬟不留发鬓的形似蛮夷的椎髻的发式一 样（ 圆鬟无鬓椎髻样），将斜红画在“腮不施朱面无粉”的脸颊的做法，其结果就是看着好像异族赭面的样子（斜红不晕赭面状）。这种“斜红”显然和唐代前期女子面妆中常见的斜红所施位置和形态都不一样（图四）。在其名称尚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本文暂时将其称为“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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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安阳唐墓中部分女子的面妆和发式
1. 赵逸公夫妇墓；2. 郭燧夫妇墓；3. 刘家庄北地 M68
图四 阿斯塔那木俑的斜红妆饰
图五 吐蕃赭面的各种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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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唐代前期女子面妆举例
1. 新疆阿斯塔那 M187 捧物侍女；2. 章怀太子墓侍女；3. 武惠妃男装侍女
另一个被白居易斥为仿异族风气的元和“时世妆”是“椎髻”。椎髻最早见于汉代文献，《汉书·李陵传》中提到李陵、卫律二人在匈奴，“两人皆胡服椎结”。唐代颜师古注，“结读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指一种将全部头发结成一个椎髻，束在头顶的发式。椎髻在汉代也称“魋结”，从这一名称便可看出汉人对椎髻这种发式的贬抑。这种简单的束发方法常被认为是蛮夷的特点。《吴越春秋》中记载春秋时吴王梦寿第一次朝见周王之后，于钟离会见鲁成公，惊叹于后者深谙礼乐，感叹道：“ 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 这次事件之后吴国开始和中原诸国相通，钟离之会也成为吴国开始接受中原礼乐的一个开始。安阳唐墓壁画中多个女子梳着高而尖的单髻，这种发式应该就是元和“时世妆”的“椎髻”。唐代前期壁画以及出土的屏风画中的女子，面颊都是施有粉红色颜料的，嘴唇则涂以显眼的朱红色（图六）。白居易提到的其他的元和“ 时世妆”的特点，如“腮不施朱面无粉”， 和安阳唐墓中女子面颊普遍不涂红晕的形象可以作为对应。安阳唐墓中的女子唇部都涂成了淡淡的土黄色，这种特殊的唇部色彩处理应该是画家根据当时流行的时尚所做的调整，意在表现白居易诗中所指的“乌膏注唇唇似泥”这种特别的唇色。晚唐以后的五代壁画墓中见到的女子也都是面颊晕红，双唇涂朱，如河北曲阳王处直墓、陕西咸阳冯晖墓都是如此。由此看来，白居易笔下的极具特色的元和“时世妆”确实存在过，而且时代性非常强，安阳唐墓壁画中的女子面妆和发式便是其具体表现。诗中所描写的突兀夸张的化妆方法中有很多来自周边少数民族的元素， 与之前唐墓中见到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
唐代诗人元稹（779 — 831）作于元和四年（809）的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 法曲》 一诗也提到了当时妇女间流行胡妆的现象。
吾闻黄帝鼓清角，弭伏熊罴舞玄鹤。
舜持干羽苗革心，尧用咸池凤巢阁。
大夏濩武皆象功，功多已讶玄功薄。
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
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浸淫易沉着。
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
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该诗前半部分叙述过去的英主明君都采用正统的乐舞以教化民众、归服蛮夷、破敌立功，而唐明皇一朝的乐曲却开始追求奇技淫巧。不过在元稹看来， 天宝以后的情况更糟，因为明皇时期的乐府虽然开始变乱，但主体仍是汉乐，即“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而安史之乱后胡风则甚嚣尘上，渗透到妇女的妆容、生活习惯和音乐等多个方面。直到安史之乱后的 50 年，也就是元稹生活的年代，这种风气愈演愈烈，“时世妆”在当时社会上的流行便是“胡妆”“竞纷泊”的表现。
二、中晚唐女装的胡服元素
除了元和“时世妆”中明显的胡人因素以外，安阳唐墓中人物服装上也出现了一些与盛唐时期差别明显的新元素。赵逸公墓中有两位年轻女子（图七，1、2）身穿交襟的长袍，领口不加褾（宽边）， 腰间系布带。不论是男装还是女装，这种长袍在之前的唐墓材料中是从未见到的。交襟的式样显然是外来因素，自隋代以来一直没有见到过这种交襟的女服。而自北朝以来，中原男子的常服为缺骻袍，其基本式样为圆领、直身、腰间系革带，不开前襟，体侧开衩，也不是交襟的式样。重要的礼仪场合，皇室和官员们穿礼服，基本组成为上衣下裳，与此处交襟的通体长袍也不同。中亚少数民族如粟特人男子的外衣以交襟和翻领为特点，非常容易辨认。同时少数民族男子的服装多有纹饰，而唐人男子多穿素色。这一点在传世的《步辇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图八），图中的唐太宗与唐朝官吏都穿着素色的缺骻袍，而吐蕃使者禄东赞的袍子上则满饰花纹。在墓葬材料中见到的一些胡服也常在领缘、袖口装饰锦绣纹饰（图二）。赵逸公墓中的这两位女子的交襟长袍上都布满纹饰，另一位穿着缺骻袍的男装少女的袍子上也印着硕大的团花纹。该墓中一位男子的服装值得特别留意，虽然他穿着常见的缺骻袍，但是他的衣服上印满了大型的团花图案（图七，3）。这些近乎繁缛的花纹装饰是胡人服装风格的另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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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赵逸公夫妇墓中的人物形象
1. 赵逸公墓女子（一）；2. 赵逸公墓女子（二）；3. 赵逸公墓穿团花纹缺骻袍男子
图八 《步辇图》局部
从出土的初唐到盛唐时期的壁画来看，这一时期女子的服装也以素色为多。安阳唐墓中的女装多有纹饰，这在之前的唐代壁画中是少见的。其中有些女子服装上的纹饰大胆新颖，比如大圆点纹、米字纹、斜方格纹等（图七、图九）。这些几何形纹饰在之前的唐墓材料中也从未见到过。在作于元和十年（815） 的《叙诗寄乐天书》中，元稹提到了当时所见的流行于妇女间的一些新奇时尚：“近世妇人，晕淡眉目， 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 因为艳诗百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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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安阳唐墓部分衣物纹饰
1~4. 郭燧夫妇墓；5. 刘家庄北地 M68；6~9. 赵逸公夫妇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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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安阳唐墓壁画中的编发男僮
1. 郭燧夫妇墓；2. 赵逸公夫妇墓
图十一 郭燧夫妇墓北壁金发胡僮
文中提到的女服好“修广”，在晚唐其他文献中也有论及，安阳唐墓中的女服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而包括各种几何纹在内的衣物纹饰也印证了元稹的批评，和赭面椎髻一样，宽衣大袖、衣物遍施几何纹之类的做法不见于前代，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引起了很多时人的不适应。如元稹所言，各种新奇怪艳的时尚流行于元和年间，以至于他写了“艳诗百余首”以针砭此弊。
安阳唐墓壁画中所见到的女子面妆、发式、服装等都有非常显著的特点，其中有的元素，比如赭面、椎髻、交襟女袍等，都是吸收吐蕃、粟特等少数民族服饰因素而出现的。这种服饰上的胡风在男子着装和发式上也有表现，除了前文提到的穿大团花装饰的缺骻袍男子外，安阳唐墓壁画中还见到两个编发的少年男仆（图十）。这两个男仆的头发沿头部中线分成两股，各编成一个发辫，绕耳一匝。和赭面一样， 编发的男僮也是第一次在唐墓壁画中出现。这两个男僮都穿着素色的缺骻袍，其面部也没有典型的胡人特征，所以应该都为汉人。在晚唐以前的中原地区考古材料中，从没有见到过编发的汉人形象。据当代学者研究， 唐代周边的靺鞨、吐蕃、突厥等少数民族都有编发的习俗。唐墓出土的胡人俑也证明，编发是粟特等胡人常用的发型（图十二）。和椎髻一样，编发自汉代以来就被认为是异族蛮夷的标志性发型。“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 在多个汉代文献中被作为蛮夷开始归化并接受华夏文明的标志。编发这样一种具有区分汉胡标尺性的发型出现在晚唐时期的汉人形象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和安阳唐墓中见到的赭面等一样，都是晚唐时期汉人吸纳少数民族文化和习俗的具体表现。
初唐与盛唐时的胡服比较流行，但是其与汉服为可以明确区分的两种服装系统，彼时唐人的服饰基本没有受到胡服的影响。比如女子常服一直都是衫、裙、帔（有时加半臂）的服装组合，男子则是身穿缺骻袍、腰系革带、足蹬短靴， 以幞头裹发。正因如此，这个阶段的考古材料中的汉人和胡人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安阳三墓中虽然没有出现典型的胡人服装，但墓中的胡风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即汉人吸纳少数民族的面妆和服饰中的一些元素，将其融入原有的唐代传统之中，创造出一些新的式样。比如， 元和“时世妆”中的八字形眉可能是源自东汉时出现的“愁眉”和“啼妆”，而赭面则为来自吐蕃的做法。两位少女穿的交襟袍，大体与粟特等族的翻领交襟外衣相似，但是她们的袍子虽然是交襟， 但却没有翻领，且腰间系着布带而不是革带。其他女子虽然多数仍穿着衫、裙、帔，但是她们衣裙上的斜方格、大圆点、米字纹等却显然不是唐代前期流传下来的纹饰。正如穿着唐代男子的缺骻袍却头顶编发的男僮一样， 安阳唐墓中显示的胡人元素在男女服饰、发式、面妆上都有体现，而且与唐代汉人原有的元素共存， 由此产生了新的式样。正如元稹在《法曲》中所批判的那样，唐代前期胡乐虽然传入唐地，但尚未对原有的汉乐产生明显的影响，胡乐与汉乐尚未混杂（“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安史之乱后， 唐人对胡人文化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在音乐、服饰等很多方面仍然有效法后者的趋势，胡人的文化和习俗渗透到唐人生活的很多方面，用元稹的诗句来表达，就是“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安阳唐墓的女子服装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衣物，即后世所称的“抹胸”。这种衣物穿在外袍或者衫子之下，掩住部分乳房，起到遮蔽的作用。由于没有实物发现，壁画中见到的只有外露的一小部分，对于这种衣物的具体形制和穿着方法目前尚不清楚。唐代文献中并无“抹胸”这个词，从其功用来看，它在唐代可能被称为“ 诃子”。最早关于它的记载出现在北宋，据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记载：“诃子， 本自唐明皇杨贵妃作之，以为饰物。贵妃私安禄山， 以后颇无礼，因狂悖，指爪伤贵妃胸乳间，遂作诃子之饰以蔽之。事见《唐宋遗事》。”《事物纪原》作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文中所言的关于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通之事出自一部作于北宋前期但未能流传下来的笔记小说类作品《唐宋遗事》，在此前的文献中没有见到，因此其确切的史料价值有限。从考古发现来看，杨贵妃生活的盛唐时期的出土材料中没有见到穿诃子或是抹胸的女子。赵逸公夫妇墓和郭燧夫妇墓是目前有确切纪年的唐墓中最早出现女子穿诃子的形象。
如前所述，唐代前期女子的基本服装就是衫、裙、帔，初唐时衫子一般罩在裙外，盛唐后衫子掖在高腰长裙之下，露出大片前胸。除了安阳唐墓以外， 穿抹胸的女子在晚唐五代的墓葬壁画和敦煌石窟中都有出现，研究唐墓壁画的李星明已经注意到晚唐时期抹胸这一女子衣物的出现和流行。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到“ 抹胸”一词也是在五代，李煜《谢新恩》（其二）有云：“双鬟不整云憔悴，泪沾红抹胸。”笔者在对晚唐到北宋的妇女服饰的研究中发现，唐宋之际女子的服装有很大的变化，抹胸的广泛流行便是其中之一。虽然由于材料所限，目前尚不确定安阳唐墓中见到的诃子（抹胸）是否也和赭面等一样， 是从异族传入。但它是一种晚唐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女子衣物这一点是肯定的。《事物纪原》中关于诃子的记载说明，北宋时期文人认为，诃子这种衣物出现在盛唐之后，而且和安禄山这个胡人有关。其实“ 诃子”这个名称本身也似乎暗示着这种衣物的异族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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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唐代编发的少数民族石俑举例
昭陵番臣像之一；2. 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
汉胡服饰因素混杂的现象在安阳唐墓壁画中的一个胡人形象中也有反映。郭燧夫妇墓北壁东侧绘有三位女子和一个金发的男僮（图十一）。金发人物在唐墓壁画中极其少见，此处应该是用来表示男僮的胡人身份。由于壁画保存状况不佳，而且尚未有高清的图像发表，所以该胡僮的发式无法确定。从已发表的图片来看，他的发式似乎和图十二郭燧墓中的汉人男僮一样，为两条发辫绕耳一匝。胡僮身穿浅黄色缺骻袍，样式和汉僮无异。除了头发的颜色不同外，郭燧墓中这两个男僮的发式和服装都没有明显的区别。唐朝前期的胡人多穿特征明显的胡服，而郭燧墓中的胡僮却穿着典型的唐代男子的缺骻袍。由于晚唐时期壁画和俑的材料甚少，所以对胡人在此时期墓葬中的形象无法展开系统的研究，学界对这一课题的了解也有限。但郭燧墓中的金发胡僮至少证明，尽管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有排胡的倾向，但此时胡人形象并未在墓葬艺术中绝迹，唐人对胡人及其文化仍有一定的包容性。同时通过对安阳唐墓壁画中人物服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与唐代前期汉服与胡服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服装系统而存在的情况不同，9 世纪上半叶的唐代社会中，传统的唐朝汉服在式样、组合和花纹装饰等方面吸纳了胡服中的元素，出现了与唐代前期不一样的服饰，异族胡风以一种新的方式流行在唐人的服装中。
三、“赭面”余绪
2004 年在江西赣州慈云寺塔的维修过程中，于第四层塔心内壁发现了一个暗龛，这个暗龛内堆满了佛像、经卷等物，经过数年的修复，龛中的部分纸绢绘画得以面世。其中一些纸绢画残片中出现了与安阳唐墓中女子赭面相似的化妆做法（图十三），虽然这些女子的眉毛不是倒八字式的啼眉，但面颊上醒目的横条显然和晚唐的赭面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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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江西赣州慈云寺塔纸绢画中的“赭面妆”女子举例
慈云寺最初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5），北宋时重建。根据塔座的铭文砖等信息，慈云寺塔的修建年代为北宋天圣元年到二年（1023—1024），暗龛中带有“大中祥符七年（1014）”题字的经卷画也证实龛中发现的这批材料的年代为北宋或更早。此外图像中世俗女子的服装也为五代宋初流行的式样。慈云寺塔纸绢画上的赭面女子形象证明，晚唐时期元和“时世妆”中的赭面并非昙花一现，而是至少延续到了五代宋初。而且，如白居易所言（“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这种流行的妆容不仅为京城都市的女子所喜爱，它也传到了各地，比如地处南方的江西赣州。赭面这种源自吐蕃的“胡妆”在晚唐时成了汉族女子流行面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结语
晚唐时期的图像资料整体发现不多，壁画和陶俑中的胡人和穿胡服的唐人女子形象也比初唐和盛唐显著减少。学术界一般认为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开始反省之前对外族文化和胡人的包容开放政策，整个社会对胡人文化的接纳度降低，胡服也在唐人着装中逐渐消失。然而安阳唐墓中赫然出现的带有明显胡风的元和“时世妆”、交襟女袍、编发等服饰元素表明当时人们对胡人文化仍然有很大的接受度，并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产生显著的变化。
元和为唐宪宗（806—820）的年号，此时距安史之乱（755—763）已有约半个世纪。唐代诗人元稹与白居易生活在这个时代，目睹了当时胡人文化的盛行，写下了多首诗批判胡风，呼吁时人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天宝年间胡人作乱的覆辙。这样的批判固然代表了一部分唐人对胡人文化的排斥态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批判的出现也表明胡风在当时社会中的盛行。如果此时胡风果真消失殆尽，那么批判也就无从而来了。安阳唐墓中的材料便是晚唐时期胡风服饰流行的具体反映。期待今后晚唐考古材料能够更加丰富，学界也可对这一阶段的服饰发展和汉胡文化的互动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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