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王，即身居欲界六天之最下天的护世四天王。此重天位于须弥山的半腹，半腹有犍陀罗山，其山有四山头，四天王各居一山，各自护守其领地。根据《止持会集音义四王天》所讲，“东方持国天王，谓能护持国土，故居须弥山黄金埵。南方增长天王，谓能令他善根增长，故居须弥山珫璃埵。西方广目天王，谓以净天眼常观拥护此阎浮提，故居须弥山白银埵。北方多闻天王，谓福德之名闻四方，故居须弥山水晶埵。”
在本篇中，天王的形象几乎全以武将的形象出现，身披铠甲，八面威风，一副常人不可逼近的貌相。之所以如此，本来便与天王类似君王的身份有关。而具体到每一位天王，仅从程序化的服饰、面容很难对应，所以必须依靠供养题记或是其手中所持的法器来断定身份。即如东方持国天王持弓箭，西方广目天王持宝剑，北方多闻天王持长戟，南方增长王持棒。天王的画像多出自于幢幡，由于幡的主体幡身是一狭长的绢带，画面所限，因此呈现给观者的画像基本上是单独的立像。有两幅绢画《行道天王图》，是难得一睹的群像，虽然画幅不大，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场面壮阔，气魄非凡。两幅作品是相同的题材，而且构图也大体接近，主要描绘了北方多闸天王即毗沙门天王带领众眷属随从，乘云渡海，巡查领地。
很显然，诸天王中北方毗沙门天王的地位最高，最受信众的崇拜。据有关学者推浙，对毗沙门天王的信仰，既缘于其作为财富之神的地位，也跟当时唐代将其作为战神崇拜有关。特别是关于后者战神崇拜，对印证唐代敦煌绘画中毗沙门天王的题材非常有意义。唐代开元年间，不空法师翻译了 《北方毗沙门天随军护法真言》、《北方毗沙门天随军护法仪轨》，从此之后，武士装束、以驱魔降妖为职责的毗沙门天王便很快“参与〞到了当时的战争。时人记载道，吐蕃等国连兵侵犯于阗，夜间看见毗沙门天王显圣，犹如金人一般披发持戟行于城上。随后，吐蕃千万士兵尽染疮疾，唐兵大败之。也有的是这样记载：天王变化出成群黑鼠，咬断了吐蕃军队的弓弦，致使其不战而退。于是唐玄宗下诏在全国各地建造天王庙，供奉 “身披金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塔’” 的天王造像。而且每当行军作战，必先制作天王形象的旌旗，而后以 《祭毗沙门天王文》加以祭祀。这些都无不说明，唐代社会从最高統治者到普通百姓、士卒，对北方毗沙门天王的崇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在敦煌遗画中，唯独出现毗沙门天王的群像图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少数几件带有眷属的群像，几乎所有的天王像都脚踩鬼怪。这些俯伏扭曲的鬼怪，无不面相狰狞，少数接近人像，多数龇牙咧嘴，几类兽面。有些毛发卷曲，有些则红发直竖，犹如火焰，让观者不寒而栗。论及此类鬼怪的原型，有作食人的捷疾鬼夜叉讲，有作耐重鬼讲。至于其形象的来源，除了受到外域的影响，同时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先秦时代青铜器所表现的狞厉之美。
敦煌天王造像的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宗教、绘画方面，对于今人研究唐代服饰文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如果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一些天王像所登的鞋子紧裹双脚，而一些天王像则脚登类似凉鞋的宽松麻鞋。而大凡前一类天王，其体貌更多印度或中亚的风格，而后一类则多是中国本士的风格。这不完全是艺术风格的区分，还有历史实物作证——从古楼兰、古长城一带便发现了与天王所穿麻鞋一样的鞋子。此外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天王身上所披的铠甲，诸如甲片的重叠方式、串连方式等等。如：上身的鳞甲多为圆形，下身的鳞甲多为长条状，肩头则披戴兽面护甲。
最后简单提一下金刚画像。该类画像大体遵循着下面的程序：身躯紧张，肌肉凸起；两眼怒睁，眉骨突出，微作俯视。金刚身上虽不乏精美的饰品，但着衣裸露，目的是为了充分表现隆起的夸张肌肉。画工利用圆劲流畅的用笔，以及富有高光立体感的敷色，将金刚威猛愤怒的形象塑造得毕现无遗。而探寻金刚造像的演变，可以追溯到龙门石窟，甚至湖源至犍陀罗艺术中的〝持雷电者”。此外，从库车到吐鲁番的北部绿洲中发现的许多壁画，对研究金刚造像的演变也极富价值。
——内容节选自《西域绘画·5（天王·金刚）》
流失海外绘画珍品 马炜 蒙中 编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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