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文物信息：长16.6厘米、残宽5.9厘米、厚1.2厘米
文物年代：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
出土信息：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馆藏地点：浙江省博物馆
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又称象牙蝶形器，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是河姆渡文化蝶形器中选料最讲究、制作最精美、纹饰最详尽的一件。
蝶形器长 16.6、残宽 5.9、厚 1.2 厘米，上下部已残损，两角圆弧。象牙蝶形器中间一组由五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构成的太阳纹，外圈上端刻出以象征着太阳光芒的炽烈的火焰状纹，两侧作圆眼、钩喙、伸脖昂首相望之态的双鸟纹，器的边缘用以衬托的线条洗练简洁的状纹，均以阴线形式雕刻。鸟的眼和太阳纹中心均以圆锥浅钻而成。在图像两侧以捆绑或悬挂的 6 个小圆孔均为对称钻而成。
背面
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珍品是河姆渡人精湛雕刻工艺的体现。当时往往先在截取好的象牙材料上错磨出器物的雏形，然后用鲨鱼牙、石英刻刀等坚硬的材料进一步加工雕刻而成。以平面线刻居多，兼及圆雕、浅浮雕和错磨等手法，刻工精细，刀法娴熟。
关于圈纹
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是“蛋卵说”，认为两鸟之间的圆圈是“鸟生之卵，正是鸟卵才引出生殖和繁衍 ”。二是“水涡纹说”，认为形象地表现了遗址周围的沼泽环境，是河姆渡人对自然对象——水涡的临摹。这种水涡纹之所以成为河姆渡器物上重要的装饰纹样并且在整体图案中常居重要位置，其原因就在于河姆渡文化早期，人们对沼泽的膜拜是非常虔诚的。这不仅因为沼泽环境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且也是他们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三是太阳纹。此说的主要论据有三点 ：第一，太阳和鸟一起出现是中国古代艺术上一个非常流行的图式，无论史前期还是后世都有大量的发现。第二，太阳鸟以及十日传说是中国古代神话十分流行的内容，而且在这些神话中鸟能与太阳相互置换。第三，“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为例，中间的圈纹上方刻有象征太阳光芒的火焰纹。毫无疑问，“太阳说”更具有说服力。
纹饰线描
关于鸟纹
象牙蝶形器正面中心圈纹的左右两侧各刻有一只鸟形图案，故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中，此图案就被定名为“双鸟朝阳”。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他偏离了河姆渡原始先民的创作意图。陈忠来先生认为从画面构成观察，处于太阳两边相同的两只巨鸟是紧贴着太阳的，昂起之首稍高于太阳，其胸膈几乎和太阳连成一体，画面展示的姿态显然不是“朝见”或“朝拜”，而是呈现出“拱护”、“举”、 “抬”的形状。画中的双鸟与太阳应是一个整体，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特定的构图中，太阳是作为发光发热的球体，而双鸟是太阳赖以飞升天穹的运载工具。因此，他认为这幅图案应命名为“双鸟舁日”，意指双鸟擎日飞行。李修松先生则认为这图案所表示的是“双鸟负日”形象，在河姆渡人心目中， “太阳之所以早晨从大地（大海）上升起，傍晚从天空落下，是因为两只鸟共同负日飞升飞落的缘故”。无论哪种观点，都无法否认象牙蝶形器上的鸟纹和圈纹（即太阳纹）是一个整体，是一副连在一起的图案，反映的是河姆渡先民对自然界的一种原始认识，以及对太阳及鸟的崇敬之意。
用途
蝶形器的用途一直是猜测和争论的话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王仁湘先生的“定向器”说 ：以白令海峡两岸的阿拉斯加和楚科奇地区发现的古代爱斯基摩人制作的“有翼形骨器”做参考，认为两者有异曲同工之意，蝶形器亦应是用于镖枪飞行过程中的定向和平衡，借以提高对目标的命中率。宋兆麟先生的“房屋鸟型器”说 ：以高山族房脊上的鸟形器为佐证，认为河姆渡鸟形器，不仅安有柄，这种木柄比较粗壮，它与某些民族住宅的鸟形图腾柱一样，也是当时干栏建筑顶部的一种建筑装饰。此外还有汪宁生先生的“投枪器上的附件”说，万斗云先生的“鹗鹰原形”说，王士伦先生的“神秘动物”说等，至今均未有定论。但就前文所述，石质蝶形器、木质蝶形器和骨质蝶形器因其形制、大小、加工精细程度的不同，应该有不同的用途。石质蝶形器因其质地坚固，钻孔孔壁上又发现有绳索勒磨的痕迹，当属于实用工具。而制作精良的骨质蝶形器应该是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就 象牙蝶形器左右各 3 个钻孔来看，应该是用于悬挂，而因其精美的雕刻，更倾向于它是在祭祀或膜拜等原始先民活动时使用的，而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品。无论哪种观点都只是现代人的推测，缺乏一锤定音的力度，还是需要等待新的发掘资料来帮助我们继续认识。但无论如何，精美的雕刻纹饰，独特的文化特点，别具匠心的取材，使得 双鸟纹象牙蝶形器成为了河姆渡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当属原始艺术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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