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5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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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形象：
文化互动与汉译三名
狮子与中华文化性格研究之一
张 法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狮子在其起源地有不同的文化形象，地中海诸文化中的人面兽身的司芬克斯和拉玛苏，兽面兽身的格里芬，这些形象演进到伊朗，有娜娜型的人主兽辅，其中格里芬，在伊朗加上了神马因素，在草原文化中加上了神鹿的因素。在印度文化中，同样有毗湿奴化身的半人半狮型，有迦梨女神的人主兽辅型，有阿育王柱的狮本相，有桑奇塔门楣的翼狮相。不同文化后面的观念体系又是不同的。狮子传入中国，其汉语译词，定型在三大语汇上：狻猊、师子、狮子。三词后面有不同的观念支撑。
关键词
狮子形象；地中海诸型；印度诸型；伊朗和草原变型；汉译三词
中华民族在文化和美学上有独特的动物形象体系，其中两个形象最为重要，一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龙的形象，二是中华民族在与外来文化互动中产生的狮的形象。龙和狮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既占据核心地位（天安门前的华表之龙和华表下面的狮是其表征），又普遍体现在文化的方方面面（舞龙和舞狮成为中华大地东南西北最普遍的民俗体现）。两种形象内蕴着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果说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形成时的基本性格，而且这一性格伴随了中华民族从产生到今天的演进，那么，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积极吸收，为我所用，最后化为自身不可分割且能体现自身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19世纪初，拿破仑将中国比喻为未醒的睡狮，虽然无意中点到了中国狮子形象后面内蕴着不为人知的内容，但更多的是按西方之狮来表述的。中国之狮，其实与西方的狮有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狮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但要讲清此点，确非易事。第一，中国的狮子形象如何起源，已经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有零星文献和考古材料透露着些微的蛛丝马迹；第二，狮子形象在演进中怎样化外为中，线头较多，关联混乱，只有粗约大线在有无之间闪烁；第三，狮子入华之后，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到中国文化的观念体系和形象体系之中；第四，狮子由汉代来华，经几百年的演进，几路并进，获基本定型之后，何以能又是怎样扩散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去的，目前尚没有整体的综合研究。感于此，笔者欲将前人的研究，在新主题下重作逻辑运作，加上一些必要补缀，进行新路的初次攀爬，力图思考中国的狮子现象由怎样的中国心性所产生。这是一个甚长的路程，这里且讲三点：一是狮子（Panthera leo）在地中海和印度的多种起源，二是两大地区向中亚移动时的复杂演进，三是狮子进入中国，形成汉语的三大译名以及从中透露中国文化性格，作为狮子在中国的复杂演进和最后定型的基础。
狮子：
在地中海文化圈中的三大形象
狮子（在后来的科学化中，学名为：Panthera leo；在后来成为世界主流语言的英文中，为Lion），主要生活在欧洲东南、非洲、中东、南亚。在早期文明中，狮子的文化形象，主要从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苏美尔、巴比伦、亚述等文化中）等产生出来，在由早期文明向轴心时代的数千年演进里，特别是在由印欧语族群向印度、伊朗、欧洲各国的四方流动并与各地本土文化的融合中，狮子的文化形象，一方面作为地中海文化圈早期文明的进一步扩展，在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中有了新的演进，另一方面在印度文化中产生了出来。狮子在世界文化中构成了多种形象，从文化影响力来讲主要有四：在埃及文化中成型又向外扩展的司芬克斯（Sphinx）形象；在两河文化中成型又向外漫延的拉玛苏（Lamassu）形象；在希腊神话中成型又向外流转的格里芬（Griffin）形象；在印度文化中形成的狮子形象。以这四大形象为中心，还有一些重要的与狮紧密相关的形象，决定了在狮子文化谱系中的位置。从对于中国狮子的影响来讲，这就是源于两河文化、流变到希腊和波斯的娜娜女神与狮子的关联和产生于印度的佛陀与狮子的关联。先讲狮子在原产地中由文化建构起源来的基本形象。
狮子在埃及的形象，以胡夫金字塔前狮身人面的司芬克斯（Sphinx）最为著名，司芬克斯与作为法老陵墓的金字塔的紧密结构，内蕴了司芬克斯与法老之间的神圣关系。在对金字塔的研究中，学者发现了司芬克斯与天空的对应性，它在春分秋分这两天的正面永远都正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千万年不变。春分日东方地平线上的黄道带星座（即狮子座、巨蟹座、双子座等十二星座），因岁差运动关系，其位置会缓慢地移动，每个星座最多只待2200年。我们现在的年代，太阳处在双鱼座，这星座已经待在这里差不多2000年。宝瓶座即将来临。回到公元前10500年春分这天日出前，狮身人面像正好注视着天空的狮子座。不管这一研究有怎样的争论，司芬克斯与天空狮子座的关系，与金字塔中法老的关系，有着悠长的历史演进和定型过程，内蕴着埃及人的观念建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埃及文化中，司芬克斯形象有三种：人面狮身（Androsphinx）、羊头狮身（Criosphinx）、鹰头狮身（Hieracosphinx）。（图1~5这意味着，人面、羊头、鹰头以及其他的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内在的互换性。
图1 人面狮身
图2 人面带翼狮身
图3 羊面狮身
图4 羊面狮身带翼
图5 鹰面狮身
在司芬克斯形象的外传中，特别是在与两河文化、波斯文化以及草原文化的互动中，鹰头狮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埃及文化来讲作为法老的荷鲁斯（Horus）的主要形象就是鹰（图6）。荷鲁斯以人身出现时，经典形象也是鹰面人身（图7），但在他的少年形象中人头上带有狮头（图8），在一些重要场合，他展开神圣的双翅。当司芬克斯以希腊人的人种学面貌特征出现在希腊神话中时，不时也会展现出高大的双翼（图9）。由此可见，在司芬克斯的向外流传中，鹰的内容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人面、羊面、鹰面的互换中，人面狮身也会生出双翅来，如图2所示。
图6 鹰形荷鲁斯
图7 鹰首司芬克斯
图8 少年荷鲁斯
图9 希腊的司芬克斯
拉玛苏（Lamassu）这一与狮相关的形象，在苏美尔—巴比伦—亚述为主的文化中有多种演进，最后在亚述人文化中得到定型，又扩展到其他文化而四面散开。苏美尔的狮头鹰身浮雕，透出狮鹰合一在远古的地位；神由兽转人之后，在男性主神（如暴风神阿达德）和女性主神（如伊斯达尔）上，都可以看到手牵或脚前有狮的画面；在撒拉时期的神庙门口，有威恐的雄狮；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者乌尔纳姆，将自己做成了一个狮身人面像；苏美尔的英雄吉尔美伽什或手抱幼狮或两手左右伸开抓着双狮（神主马尔都克也有两手抓双狮的画面）……这些都透露出狮的形象以各种方式演化为一种文化形式，这种形式最后以亚述的拉玛苏形式初步定型，即带苏美尔或亚述或巴比伦圣冠的人首，狮身或牛身，一双展开的大翅。在拉玛苏的形象中，牛，这在从古欧洲、古印度到整个地中海各文化，从两河流域到米诺斯文化、迈锡尼文化都盛行的圣兽，进入到了这一由亚述定型又发展到巴比伦和波斯的拉玛苏的形象之中，这一形象实际上包含了狮、牛（由身体呈现）、鹰（由双翼彰显）、人（由脑袋标志）的结合。正如司芬克斯一样，在拉玛苏中，狮与牛可以互换，人与牛、狮、鹰，内质互通。在苏美尔浮雕中，看到戴苏美尔圣冠的人首与双翼、狮身合一（图10）。在亚述图像上，看到戴亚述圣冠的人首与双翼牛身合一（图11）。在亚述浮雕中，呈现鹰首双翼人身的神灵（图12）。在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的宫殿前，拉玛苏人首牛身，成对地成为宫殿的大门守卫（图13）。在波斯帝国和后来萨珊帝国的图像里，拉玛苏，或以波斯型人首配双翼牛身的形象出现（图14），或以狮首配狮身双翼的兽貌展示（图15）……无论具体的结合怎么变化，内在的性质同一。
图10 苏美尔图像
图11 亚述拉玛苏
图12 鹰头有翼人体
图13 宫殿前拉玛苏
图14 波斯拉玛苏
图15 波斯拉玛苏
如果说司芬克斯三类形象中最耀眼的是狮身人面，狮身人面对希腊神话有很大影响，在希腊美术中有美丽展开，那么拉玛苏在从苏美尔到亚述的演进中，定型在人面狮身或牛身，透出的是从远古到早期文明到轴心时代的漫长复杂演进中，在动物体系、人物体系，以及人兽关系的建构中的一种主流走向。这一演进离地中海文化越远，经波斯奔向中亚，在与各中亚和草原文化的互动中，人面主潮又开始向狮面形象或鹰面形象回转，而这一转向又与在地中海文化中一直存在也可以说是人兽关系中以兽为主的另一形象演进关联了起来，这就是——格里芬（Griffin），即希腊神话中鹰头狮身有翼的神兽。学者们在埃及文化、希伯来文化、亚述文化中都发现了格里芬形象。从人类观念演进史的宏观角度看，格里芬与拉玛苏代表了地中海文化圈在人兽关系演进中的两种倾向：人面代表了人在观念建构中的占有主体地位，兽面代表的兽在观念建构中拥有主体地位。在地中海文化圈内的演进中，司芬克斯和拉玛苏的普遍存在，意味着人面为主的观念建构处于主导地位。由地中海文化圈向外移动，特别是向中亚和草原移动时，兽面为主的观念建构占了主导地位。这不但体现拉玛苏在波斯文化中的变异，更体现在，越向中亚和草原移动，格里芬和拉玛苏越呈现合一趋势。如果说，拉玛苏与格里芬体现了地中海思想中的一种复杂张力，那么，格里芬，作为张力一级，移出地中海文化圈之后，因文化差异一定要产生变异。下面以图为例，呈现格里芬从地中海文化向东移动而来的变化。图16至图18分别为埃及、希腊、亚述的格里芬，主要体现为地中海文化圈内的演进，虽都为兽头，且各有特色，但人的意蕴较浓。图19为波斯格里芬，波斯一方面与地中海文化紧密互动，但半在地中海文化之中，半在地中海文化之外。正是“在外”的张力，使其文化中的格里芬，以兽为中心的倾向抬头。图20为第聂伯河墓出土的格里芬，身体上的鹰翅变为鱼翅，在形象组合上，具有了本土文化新的内容。图21是中国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古墓中的格里芬。格里芬的兽脊明显多了新因素：鹿角。格里芬进入草原产生的变异之一，就是草原上鹿的因素进入到了格里芬的形象之中。讲到这里，可以将狮子文化形象的视野转到地中海文化了。
图16 埃及格里芬
图17 希腊格里芬
图18 亚述格里芬
图19 波斯格里芬
图20 第聂伯河格里芬
图21 中国新疆格里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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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芬和拉玛苏
在伊朗文化和草原文化中
的演变
伊朗文化虽然与地中海有紧密互动，且对地中海文化有极大的影响，包括波斯帝国对亚历山大帝国的影响，锁罗亚斯德教的一神论对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的影响，但其地理核心在伊朗高原，与地中海文化又相当不同。地中海的狮子形象移动到伊朗，在与伊朗神兽体系的互动中，作了本土化的改变。人面兽身的拉玛苏，一方面按照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的方式，继续着人面牛身的宫门神兽功能，站立在帝国宫殿大门前，另一方面又以狮面的形象出现，图15呈现的狮面鹰翼狮身的全像，图22的器皿也是狮面拉玛苏。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波斯波利斯宫殿前墙上两幅狮噬马浮雕（被学者解释为作为国王象征的狮正进食作为祭品的马），方显其重要意义，再联系到草原的狮子形象，伊朗的拉玛苏向何方演进更加明显。在亚述—巴比伦的宫门神兽原型对伊朗拉玛苏的支持形成一个固定圈之后，拉玛苏会回到伊朗文化的古貌中去。本就以兽面兽身出现的格里芬，进入伊朗之后，被加进了本土神话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马的因素。地中海诸文化（如希腊、罗马、腓尼基）首先是以大海为主按海路进行扩张，波斯帝国面对的主要是高原、草原、平原，马具有重要作用。从波斯帝国建立的世界上最大宫殿中，可以看到来自古老印欧神话中的双马神，在与格里芬的互动中有重要作用。图23呈现了马首的格里芬的马与人首的拉玛苏，按照自己的功能被安排进宫殿的相关位置。图24是双马首的格里芬，头以马的本相出现。图25是双牛首格里芬，头上的双角显出神牛之性，图26是双狮首格里芬。图27是双鹰首格里芬。鹰首是格里芬的地中海本相。应当说形成鹰首格里芬，是文化互动在波斯帝国的完成。但细一看，鹰首格里芬的背脊上，是神马的神鬃。再回头看双牛首格里芬和双狮首格里芬，背脊上都有神马之鬃。正是这神鬃，透出了伊朗格里芬的特色，它将印欧神话双马神的内容纳入自身之中，完成了形象的转变。伊朗格里芬有马首、牛首、狮首、鹰首，一方面透出了文化互动的历程，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在格里芬这一形象里，马、牛、狮、鹰的互通性。要而言之，伊朗格里芬主要有两条：一是双马神般的神性，二是马、牛、狮、鹰的互通。
图22 狮面拉玛苏
图23 马与拉玛苏并置
图24 双马格里芬
图25 双神牛格里芬
图26 双神狮格里芬
图27 双鹰格里芬
再来看格里芬向草原文化的移动。草原本没有狮子，在将亚欧大陆两端联结起来的亚欧草原中，很早就开始了各文化的交流，狮子进入草原之中。应当说，拉玛苏由两河地区向波斯地区再向中亚草原移动之前很久，地中海文化的格里芬就开始了与亚欧草原文化的互动，这一互动不仅是格里芬这一种动物形象互动，而是格里芬后面整个动物体系的互动。在这里，仅就格里芬形象互动和重构而言，内容也很复杂多样。从后面草原格里芬的定型来讲，鹿的因素进入格里芬是重要特点之一。正如格里芬有神性一样，古代草原上鹿也是有神性的，这从卡尔特文化中人头上长着鹿角的巫王就可以知道。当格里芬与鹿进行互动时，一种演进逻辑在草原美术形象上透露了出来。首先是格里芬吃鹿。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木雕中，鹿头已经被吞进了格里芬的鹰型嘴中，但鹿角，有的是一枝角（图28），有的是两枝角，有的是一长串卷着的多枝鹿角（图29），而且形成了鹰鹿合体的整个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极有意思的是，在格里芬的头上，也长着鹿一样的角，在那大半被吞进嘴里的鹿还留在外的长角上，每一个角上都长着鹰头。从形象上，突出的是格里芬与鹿在形象上的互渗，格里芬的身体有鹿的成分，鹿的身体有格里芬的特征。因此，这里的吃，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一个吃掉一个的吃，而是在吃中，双方通过“吃”，进入了对方的身体之中。这与各远古文化都有过的“猛兽吃人”在内容上本质相同，“吃”是两物相通的一种形式。这种相通相融相渗相合，在表现形式上，可呈残酷方式，如图30的虎噬鹿和图31的鹰噬鹿，也可彰显为和平方式，如图32的鹰与鹿的上下配合。图33鹰与鹿已经合为一体：一个鹿身鹿角鹰嘴的动物。多种动物因素的组合在本质上是与人一体的，图34呈现的是鹿角—人头—飞鹰翼—动物身的形象。在那时的文化观念中，呈现为鹿自身，或鹰鹿一体，还是人鹿鹰兽一体，只是表现形式，实际上是同一本质的不同体现。这里重要的是，地中海文化的格里芬进入草原之后，产生了形象变异，草原上的灵物，鹿，加了进来，形成了格里芬的草原类型。
图28 兽吃一角鹿
图29 兽吃多角鹿
图30 虎噬鹿
图31 鹰噬鹿
图32 鹰与鹿
图33 鹰型鹿
图34 人—鹿—鹰
在格里芬的草原形象中，如图34型人—鹿—鹰—狮的图像偶现，而如图33型的鹰—鹿—狮合一常见。寻思原因，还在于从地中海向波斯继而向中亚草原移动的狮子形象，除了格里芬这一以兽为主的之外，还有娜娜女神（Nana）一类人为主、狮为辅的狮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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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形象：
娜娜类型和印度类型
娜娜（Nana）是希腊人用希腊文为我所用地将地中海文化的古神变为希腊神的结果。从源头上看，她是苏美尔神话中的性爱—丰产—战争三者合一的女神伊南娜（Inanna），她的名字在词义上为天之女王。伊南娜有较多的象征符号，其中圆形花、八角星、双狮，透出了她有着更为悠远而广泛的关联。对于本文来讲，她主要形象就是站在两雌狮的背上，形成了后来整个欧亚狮形象的原型。她也有许多苏美尔名字，被希腊人接过去，“娜娜”是其中之一。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娜娜女神在阿卡德语的神系中，对应成了伊什塔尔（Ishtar）。在巴比伦神话中，她被突出了作为命运女神和智慧女神的特质，还有女变男相的幻力。在赫梯神话中，她与阿丽娜（Arinna）同质。希腊文化中的地母神瑞亚（Rhea）和弗里吉亚的地母神库柏勒（Kubeleya）都与狮子形象紧密相关，很早就与娜娜相融合，成为一而三、三而一的女神。自米底人和伊朗人进入两河流域以来的文化互动中，具有娜娜神性的两河女神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传入伊朗西南部的苏萨（Susa），并一直向四周扩展。亚历山大东征使希腊文化与伊朗文化进行更深更广的互动，在娜娜这一文化现象上，不从时间的先后，而从神话的逻辑看，以下现象较为突出：一是娜娜与伊朗神话中掌管水、旺星辰、命运的阿纳希塔（Anahita）合而为一；二是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和狩猎神阿特米斯（Artemis）与本已存在于波斯的娜娜结合成“阿特米斯—娜娜”（Artemis-Nana）；三是本已融在一起的娜娜—瑞亚—库柏勒与阿纳希塔—阿特米斯进行融合，形成一而多，多而一的女神，这些女神的融合的内在基础之一，就是与狮子的紧密关联。由之形成的狮子形象，姑且称之为娜娜型狮子，与司芬克斯、拉玛苏、格里芬三种狮子形象不同，娜娜型狮子中狮子是神的胁侍，不脱离神而存在。或是狮在女神脚下，这是从伊南娜开始就经常出现的形象，如图35中赫梯女神那样；或狮是女神的坐骑，如图36石雕上的瑞亚坐狮身上和图37娜娜坐在狮身上；或是狮为女神拉车，如图38库柏勒的神车由双狮在拉，图39娜娜的神车由双狮在拉。娜娜型狮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在形象上，狮与神在身体上分开而又与神一同出现；二是在关系上，狮显出低于神并服务于神；三是在功能上，由狮彰显神的神威。
图35 赫梯女神脚下狮
图36 瑞亚座狮
图37 娜娜座狮
图38 库柏勒御狮
图39 娜娜御狮
将地中海诸文化的狮子四型，从类型角度，按格里芬的兽面兽身型、司芬克斯和拉玛苏的人面兽身型、娜娜女神中的人主兽辅型，进行排列，正好透出了人类文化演进的三个阶段：最初，神的形象以兽形呈现；然后，以人兽一体彰显； 最后，以人兽分离，形成人主兽辅结构。从逻辑上看，这三个阶段的三种类型又同时存在，只是因文化的性质不同而在文化结构中处的地位不同。 在地中海诸文化和伊朗文化中，最后是人主兽辅的娜娜型占有主流地位，而在草原文化中，则是兽面兽身的格里芬型占了主流地位。
从类型的角度看，格里芬型的兽面兽身，娜娜型的人主兽辅，在印度文化中都有初看相似之处，但内蕴着的观念甚有区别。印度文化中的狮子，最初也是与女神相关，这在演化到后来的神话中也有所显露。比如，印度教主神湿婆之妻迦梨（kālī）的称号之一是“乘狮者”，迦梨在另一些故事中又叫提毗，还叫时母，三者都有乘狮的图像（图40）。又比如，耆那教有24位祖师，即大雄加上之前23位耆那，每一祖师都有男女胁侍，第22祖师湿弥（Nemi）的女胁侍神安毗卡（Ambika）的坐骑为狮子（图41）。在神话的后来演进中，狮与最高神关联了起来（实际上可以将狮从与女神的关联到与男神的关系，看成主神在历史的演进中由女性转移到了男性），在印度教中，毗湿奴的化身之一，就是半人半狮（图42）。在佛教中，释迦牟尼就是释迦族的狮子，佛陀被称为人中狮子。印度文化的最高神被称为狮子，不主要是因狮是兽中之王，主神是神中之王，而在于一种具有印度特性的观念。狮子与太阳相连，万物生长靠太阳，因此，与狮关联或本就是狮的女神又是生殖女神（这与地中海的很多文化相同）。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在印度文化中，狮子象征东方（与象表征南方，牛意味西方，马寓意北方形成对应），东方意味生命的产生，狮子与生殖意义同一。但印度文化对太阳的观念更多的其所象征时间的流逝，迦梨女神的名字，词义就是时光。太阳东起西落，西落意味着死亡。狮子又寓意毁灭与死亡。阳光如火，在印度思想看来，时光的流逝本身，类同死亡，在时间流逝中，每一刹那都意味着生命本身的变化，此刹之我不同于前刹之我。以此刹那之我观前一刹那之我，前一刹那之我已逝去而为幻。以后一刹那观此一刹那之我，此一刹那之我转瞬为幻。时间使一切存在终将为幻。印度教最高神湿婆之舞，围绕湿婆的一圈火焰，作为湿婆之舞产生的光轮（图43），象征的就是太阳—狮子—时光。对时光的思考构成了印度思想的最大主题。因此，湿婆神庙的墙往往由狮子雕塑围绕，庙门也有两狮子或四狮子或站或蹲，门拱上有狮子面的装饰（图44）。当佛教将释迦牟尼的言说称为狮子吼的时候，其内蕴的哲理，也是对在时间的流逝中人生如幻的点醒。当阿育王将狮子高立巨柱上之时，要宣讲的意义也与佛陀的狮子吼相同。正因为印度的狮子关联到的是这样的意义结构，虽然从类型学上看，印度的狮子形象，有人狮合一，如毗湿奴的化身，有人主狮辅，如迦梨骑狮，有双狮守卫庙门，但其内蕴的观念，与地中海地区、伊朗地区、草原地区，都有很大的不同。从形象学上看，印度的狮子有狮的本相，如阿育王巨柱上的狮子那样（图45）；也有带翼之狮，如桑奇大塔门楣的东门正面、北门背面、西门正面背门楣梁上的狮子那样（图46）；还有狮人合一，如毗湿奴的化身；亦有象征之相，如湿婆之舞的光轮。可以说，印度之狮，主要不是以外在的形象，而是以内在的观念构成独特的文化境界。
图40 迦梨与狮
图41 安毗卡与狮
图42 毗湿奴
图43 湿婆
图44 狮子面
图45 阿育王柱上狮
图46 桑奇塔翼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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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互动：
狮子汉译的三大名称
中国本土没有狮，通过联结亚欧的大草原，从远古的草原之路即后来命名的丝绸之路，地中海诸文化、伊朗文化、印度文化的狮子，以及中亚各国的狮子，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一种动物本身和神兽观念上的文化互动。远古以来，在草原之路往来的中国人应当知道狮子这一物种和观念，但商旅流动，人微言轻，未能记于文字。汉武帝以官方主导开通西域之后，狮渐渐进入中国文化正史系统之中，最初记载狮子入史的是《汉书·西域传》：
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
据林源和宋岚统计，《后汉书》记载西域贡狮共四次。可知想象，两汉四百年，听闻有狮者本不多，亲历者应更少；贡狮已来中土，但禁在御苑，目睹不易。但无论怎样，与狮相关的文化故事已开始流传。学人对狮的看法，按中国固有的动物观念体系进行安排。一是将狮子归入虎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虎部》：“虓，虎鸣也。一曰师子。”虎为兽中之王，狮亦为兽中之王，狮划入虎有共同点。二是认为狮类虎而不是虎。《东观汉记》讲疏勒国献师子，说：“师子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只讲“似”未说“是”,表明对狮与虎在质上的区别有所认识。从中国已有神兽体系看，从物体与观念应当合一来讲狮子，应当叫什么呢？出现了三个词汇。狻麑，《尔雅·释兽》曰:“狻麑如虦猫，食虎豹。”虦猫即浅毛的虎（《尔雅·释兽》曰“虎窃毛谓之虦猫”）。这样狻麑似虎但与虎类不同。东晋郭璞注《尔雅》中的“狻麑”曰:“即师子也，出西域。”二是狻猊，《穆天子传》（卷一）“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后来古人普遍认为“猊”即“麑”，但定型后基本用“猊”而不用“麑”。三是窳狻,东汉张衡《西京赋》有“鼻赤象，圈巨狿，揸狒猬，批窳狻”。在古人与狮子相连的三个词中，猊字无单解，与狻紧密相连成为一词，也成为最后的定名。麑是鹿类，《说文》：“狻麑，兽也。从鹿儿声。”窳狻若为两物，应类别近似。窳，《山海经》多次提到。称窫窳：
少咸之山,无草木,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婴儿，是食人。（《北山经·北次一经》）
窫窳龙首，居弱水中……食人。（《海内南经》）
有窫窳，龙首，是食人。（《海内经》）
窫窳形象多变，或龙首或人面，有马足，与《穆天子传》将狻猊与野马并列有所契合，音如婴儿，与猊字与狻结为一体有所相合（《说文》释“兒”曰：“孺子也”）。将麑、猊、窳三字都串起来的狻，商承祚说“疑狻夋本一字”。王国维讲夋即
与殷商卜辞中的王亥、高祖夔等殷王有关，盖即《山海经》中的帝俊。吴其昌讲夋字有20多种，他列出了20种，且举与本文相关的6种如下：
上述文字中（1）似兽，（2）似鸟，（3）有角，（4）似鹿，（5）似人，（6）执铖。将狮定为狻，先秦文献和远古以来形成的神兽体系中并无狻，但有夋，夋的变化，正与狮在起源于地中海的狮的三种观念形象，司芬克斯、拉玛苏、格里芬，以及三种形象移动到伊朗文化和草原文化后的产生的各种观念变体有所契合。在“夋”字加上“犭”成“狻”，既显示了狻与夋的相似，又与之有所区别。狻猊所出的《穆天子传》，窳狻所关联的《山海经》都与华夏以外的西域相关。狻麑所出的《尔雅》，如果来自于古代的原本，应与来自于西方或北方的远古族群融合相关，如果为汉代最后编定时所加，也与西域互动相连。总之，三词都与来自西域的中外互动相关。这一复杂互动的具体细节已难寻觅，但逻辑应比较清楚。狻麑、狻猊、窳狻所体现的中外互动，主要与地中海文化与印度文化在关于狮的观念上，即与司芬克斯、拉玛苏、格里芬，还有从印度而来的狮观念四者在中亚的种种变形观念进行对接，由此产生的三个词汇，主要是以中华文化观念为主导，即在中土的神兽体系范围中进行，包括产生时出现的狻、麑、窳三个维度，演进中窳退出，麑猊合一，麑消失，定型时最后落实在狻猊上。从神兽角度而来的汉释三词，到后世一直保留下来的是狻猊，美国汉学家谢弗（Edward Schafer）说，此字来自于印度。狮子，梵语作simha，巴利语作siha，正与狻麑古音suan-ngiei和上古音swan-ngieg约近。林梅村说，狻麑应来自塞语表狮子的词sarvanai（形容词）和saraune（抽象名词）。本来印度文化进入中国是途经西域，在多元交融的西域，多语互动，但最后定型是多种文化在观念上互接互通，汉人用狻麑以及相应的观念对接了梵语、巴利语、塞语，以及相关的观念。谢弗又说，师子是来源于伊朗语（šēr），中亚从以梵语为主的印欧语与狻麑的对接在先（应为公元前之事），以伊朗语为主的印欧语与师子的对接在几世纪后。实际上，考虑到西域西、南、东交流的复杂，应为在狻麑与师子的语汇竞争中，狻麑先取得优势，师子后来赶了上来。也有学人认为师子是伊朗语所属的某种语言，还有学人说是吐火罗语，或说是粟特语。从贡狮事实看，第一次贡狮是月氏在东汉章帝元年（公元87年），月氏操吐火罗中亚A语，其狮子一词sisak在语音上最接近中文的狮子。但在此之前，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就有月支僧人竺法兰到洛阳译《佛本生经》《佛本行经》等，佛经一直译汉语为“师子”。精通梵语、吐火罗语、汉语的竺法兰，从比较思想和比较语言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国神兽体系角度去看，译为师子，较为可通。狮在佛经可象征佛陀，世界之王，中国帝王象征，已有龙，与帝王观念等位而又非帝王，且在语音上与印欧语对应的，最好就是：师。从汉语形成的观念中，最初甲骨文里有王士二字，后来王士的政治地位分离而观念地位相等，三代之时，士、师、史、诗、事，音同义通，互注互释。师一直保有观念高位，如后来的天地君亲师。因此，以“师子”译simha（梵语）-siha（巴利语）-sisak（吐火罗A语）以及内蕴在其中的印度观念体系，顺理成章。汉语佛经为突显印度观念体系，一直延续叫狮子为师子。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作为观念内容的“师”与作为神兽体系和动物体系的“狮”，又是有所区别的。面对这一中外文化差异，中国学人进行处理的最后结果是，第一，从东晋的郭璞注《尔雅》将狻猊与师子关联起来，从动物实体看认作一物。这一方式得到以后注家的认同。第二，从郦道元《水经注·滍水》中讲东汉墓前石刻，用了带“犭”的“狮”字，从动物实体上将二者看成一物。到《宋本玉篇》“狮”进入字典之中，标志经过长期演进，“狮”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狻猊、师子、狮子三词直到清代都同时并行并用，体现的正是中华思想面对复杂事物时的宽广胸怀、灵活方式、和合心性：当主要强调其神兽性质时用狻猊（在大家广知的“龙生九子”中，用狻猊而不用狮子，现在宫殿屋脊翘角上的兽形，还是被称为狻猊）；主要强调其佛教内涵时，用师子（凡引用佛经，用“师子”而不用“狮子”）；主要强调其动物形状时，用狮子（描写衙门府第前的狮子时，都以“狮子”表达）。狻猊、师子、狮子三词构成现代以前的基本称谓，其中内蕴的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格。中国文化的独特心性不仅体现在对狮子的汉译的语言称谓上，更体现在对狮子形象的实际接受和后来的定型中，不过，这是另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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