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15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傅抱石（1904—1965）率领由一批久居江南的画家组成的江苏省中国画写生工作团一行十三人离开南京，“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历时三个月，相继走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六省十几个城市，成为当时中国绘画界一件极为轰动的大事，也将1950年以来的中国画写生活动推向一个历史的高潮。
在行程中，傅抱石兴致勃勃，瞻仰革命纪念地，游览风景名胜，参观工矿企业，一路走一路画，不断将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歌颂新时代的主题注入画幅之中。9月29日晚，写生团一行抵达延安，进行为期四天的写生。对于这次延安作画，傅抱石全力以赴，丝毫不敢懈怠。在中国美协陕西分会主席石鲁(1919—1982)等人陪同下，他先后参观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故居、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以及革命历史陈列馆等，充分接受了一次革命精神的洗礼，详细记录有代表性的景色，留下了大量的写生画稿（图1）。
图1-1 傅抱石 凤凰山下主席、朱总司令住院 铅笔 18.8 cm×26.7 cm 1960年9月30日
图1-2 傅抱石 从中央大礼堂后望中央负责人住院杨家岭 铅笔 21.2 cm×27.8 cm 1960年10月1日
图1-3 傅抱石 延安大桥西望 铅笔 21.2 cm×27.8 cm 1960年10月2日
图1-4 傅抱石 边区政府 铅笔 21.4 cm×27.8 cm 1960年10月2日
对于这次开阔胸襟的延安写生经历，傅抱石满怀激动，多少涌动在心头的情感化成飞舞的诗情：“我们对革命遗址的参观访问，是此行中受教育最深的主要部分，特别我们几个年纪较大的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在如此现实，如此具体又如此感人的教育下，不得不让画面上来反映它们、歌颂它们。”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见证过中国共产党人光辉的奋斗历程，延河之滨的宝塔山，更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作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作为毛泽东主席革命、生活的地方，延安是亿万人民心中日夜向往的圣地，吸引着一批批的热血青年投身到革命大熔炉之中。1944年春，陈毅曾写下《延安宝塔歌》，有云：“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连续数日，傅抱石围绕着宝塔山仔细观察，从多个角度进行精心速写，譬如，从南市沟北望宝塔山、从凤凰山北望宝塔山、从王家坪东望宝塔山，可谓细致入微（图2）。
图2-1 傅抱石 王家坪东望延安 铅笔 21.2 cm×27.8 cm 1960年10月2日
图2-2 傅抱石 晨曦中写延安之美 铅笔 21.2 cm×27.8 cm 铅笔 1960年10月3日
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当然是写生团画家重点参观、写生的地方。自中国画写生运动勃兴以来，以风景名胜写生为基础的中国画革新的确为陷于困境的山水画带来了新的生机。伴随着毛泽东地位的日益“神化”，相关的革命圣地逐步定型，韶山、南湖、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成为无数民众瞻仰的场所。于是，画家们也风起云涌般地走进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他们普遍希望，在写生之时也能得到革命精神的启迪和熏陶。这不仅是个人的心愿，更是党和政府的期望。由此，画韶山、画南湖、画井冈山、画遵义、画延安，俨然成为画家们接受革命历史教育和进行思想改造的具体举措。
作为一种特定的绘画题材，革命圣地山水以传统绘画语言表现中国革命历史或政治文化的重要形式，使得新中国的山水画开始背离传统文人画趣味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固然，延安地貌并非习惯的表现对象，不宜入画，但其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史叙事与政治思想空间而言，意义非凡。延安与革命的历史有着若干的关联，具有吸引画家们为之讴歌的足够动力。描绘延安既有形式、技法上的新努力，又有思想观念上的新转变。如何通过表现壮美山川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需求，做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何进一步将蕴涵于延安自然风景下的崇高感表达出来？在创作过程中，如何通过瞻仰圣地的革命历史感悟，消解一般审美中的山水情怀，进而借艺术语言将体验升华为形而上的思想精神？这些都是画家们必须思考的新课题，正如关山月（1912—2000）所问：“怎样去歌颂这个革命圣地的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怎样去描绘这些高山大岭、这些最美最美的秀丽山川？怎样去体现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开端？”
众所周知，1957年的东欧写生是傅抱石绘画创作的转折点，为他的山水画带来清新的意境。当年积累的写生经验对此前没有对景写生习惯的傅抱石的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并引来若干根本性的变化。他将已有的知识逐渐融入新鲜的感受，传统的笔墨适时地在新的景致和新的社会要求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淋漓尽致的发挥。写生，成为傅抱石记录个人感受和构思营造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他从自然生活中摄取骨象与气韵、创造新技法和新图式最重要的途径。他在汲取写实因素之时，不断地进行写实、写意的有效协调，在最大程度上达到写实、写意的有机融合。后来，傅抱石还颇有心得地提出了中国画写生的四个步骤：游、悟、记、写，集中体现了他对于山川景物与笔墨语言关系的独到理解与把握，在方法论上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
图3 傅抱石 延安 画稿 铅笔 18.9 cm×26.6 cm 1960年10月
经过三天的实地考察，傅抱石对延安形成了一个比较感性的印象，对构思延安全景已有相对全面的认识。10月3日，他为延安全景经营构图（图3）。从南京博物院所藏写生画稿来看，“延安写生”内容相当细微。傅抱石倾尽心思，经营多幅草稿，并以数字标明先后次序，经过一整天的冥思苦想，初步完成“延安全景”小稿。数天后，傅抱石在江苏、陕西两地画家延安写生交流会上，就延安全景草图进行观摩，交流构思心得。
在西安，经过数日酝酿与构思后的傅抱石开始落墨，兴致昂扬，回到南京则细心收拾，精心完成了《延安》长卷，题云：“今年九月廿八日，由西安赴延安瞻礼革命圣地，受教至深。此图经营于延安，落墨于西安，完成于南京。一九六○年十二月廿四日”，用其特有的“抱石皴”笔法，以半俯瞰的角度生动展现出辽阔壮美的陕北黄土高原风光。（图4）
图4 傅抱石《延安》长卷（吴作人引首，郭沫若、谷牧后跋）
设色纸本 手卷
尺寸：引首28×87.7cm，画心27.7×168.7cm，后跋30.5×48cm
创作年代：1960年
出版：1965年1月30日《光明日报》第4版
著录：1.《傅抱石年谱》，P473，叶宗镐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其命惟新——傅抱石的一生》，傅抱石研究会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说明：此书附录《傅抱石年谱》作“一九六五年乙巳六十二岁：一月，作《延安长卷》，郭沫若先生为作品题《<延安长卷>八首》。”当系把发表日期作创作日期。）
3.《郭沫若全集·文学篇5》，P9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4.《傅抱石绘画研究（1949-1965）》，万新华著，P181、P183，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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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傅抱石用赭墨以飞动旋转之势画出黄土高原土山，渐低渐远，右段近处土坡上细心勾画数棵墨树，歪歪斜斜，疏密有致，自左至右，窑洞、宝塔山、厂房、大桥、农田、人群等缓缓展开，一应齐全；然后以不同墨色皴擦山体，迅疾勾斫，左右斜劈，纵横老辣，任其墨渖涸漫，极具敦实浑厚之态；更远处则以虚笔表现，衬托实景，重重叠叠，逶迤苍莽；最后以石绿设色，浓淡相宜，然水、墨、赭、绿相互交融，用笔轻松灵动，满纸生情，既有黄土高坡之貌，又显陕北江南之意。创作时，他运用了移动、重叠的视点，或广角深远，或推进特写，层层推进，将景物以全景的方式尽收笔底，使画面极具咫尺千里之势。《延安》长卷宛如一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交响史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不言而喻，陕北的黄土高原气势雄浑博大，层层梯田十分壮观，令第一次来到陕北的傅抱石激动不已。他在随笔中动情地写道：“国庆节那天下午，金色的太阳，照得延安分外美丽。我和钱老不约而同地走到雄踞延河上的延安大桥，只见四周山上一片片的梯田，延河两岸的杨树，虽然已是深秋天气，还是那么绿沉沉的。向西望去，峰峦起伏，雄浑极了，动人极了。钱老欣然说：“若把延安如实地画出来，人家一定说我画的是江南了。一点不错，陕北江南……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高原上劳动的队伍、行驶的汽车和冒烟的工厂，是画家着力表现的内容，目的是为体现欣欣向荣的生产建设场面，生生不息，也即所谓“旧貌换新颜”是也。诚然，绿色在新中国绘画中具有“旧貌换新颜”“日月换新天”之政治意涵，以昭示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特定意象，所以，青绿设色尤为流行，一派勃勃生机，具有迥异于传统文人画荒率格调的意境。
体验新生活、感悟新气象是写生团万里写生的主要目的，因此，描绘各地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场景是傅抱石的主要任务之一。如何协调传统山水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大部分画家已十分熟悉的传统图像意义的表达方式和大众口味和国家象征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画改造的重要内容。于是，画家们纷纷走入生活，寻找时代标签的象征性事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用笔墨描绘劳动场面、建设工地、城市景观，工厂、公路、铁路、桥梁、水坝等应有尽有。当时的山水画，烟囱林立，车水马龙，红旗飘飘，遍地英雄，一派轰轰烈烈。所以，傅抱石在创作时通过对延安的视觉处理，使得作品既充满大自然清新的气息，又倾注饱满的革命激情，在自然融会传统绘画趣味中必须体现时代所要求的思想内容。而晚年的傅抱石也尽量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去描绘新生的事物，多在远景中画出一片工厂、高炉、烟囱、乌烟，以点缀的方法巧妙地表现出建设的成就和时代的变化。
这里，傅抱石将平凡的高原景色纳入自己的视野，以写实性的笔墨技巧赋予作品浓郁的感情色彩。全图墨色交融，层层叠叠，郁郁苍苍，以低调的偏银灰墨色、淡赭和淡绿调性，造足了革命圣地的温暖气氛和勃勃生机。不仅如此，傅抱石在大面积渲染之时，又注重色与墨的轻重与厚薄的处理，其冲和的主调中蕴涵着丰富的层次，屋宇、远山、松林无不整而透、透而松、松而翠，浑厚处顿生微妙与空灵。
傅抱石曾经关注过西方美术，在对景写生中力图表现直观视觉感受，适当吸收西画元素，以弥补传统中国画的若干不足，构造出开阔的物理空间，在构图、敷色方面以崭新的、地道的笔墨形式，完成了对自然景物形与神、光与影、色与墨、虚与实、质与文的高度融合，拓展了观众的心理空间。尤其就视觉心理而言，《延安》长卷中那些体察入微的茂密景象充溢着清朗郁茂的生活气息，加强了视觉经验的亲切感，拉近了绘画与生活的距离，也实现了特定题材的政治内涵。于是，“笔墨当随时代”在傅抱石手下已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
概括地说，《延安》长卷脱离了写生层面而进入主题创作，以“一种宽阔、高大、雄伟的画面格局，创造了一种浓郁、繁盛、谨严的审美风格”，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从一般山水向一种特定圣地山水的转移。傅抱石和谐地融会了中国山水画传统与西画造型元素，表现出一种与革命精神相吻合的清新浓郁又不失崇高的特定意境，实现了视觉语言、文化结构、审美趣味与时代题材的有机融合。画面从笔墨表现到形式构成显示了他对传统笔墨形式的突破与创新，从而生动呈现出他在形式探索方面的诸多收获。
毋庸置疑，二万三千里长途写生对傅抱石的艺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谓是其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回到南京后，沉浸于激情中的傅抱石镌刻白文长方印“抱石所得印象”、朱文方印“待细把江山图画”、白文方印“江山如此多娇”、朱文椭圆印“北国风光”、朱文长方印“当惊世界殊”、白文方印“换了人间”等，表达了对长途写生的深刻印象。1961年2月，经过革命洗礼的他还由衷地发出了“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的感叹，振聋发聩，一时成为艺术箴言。
后来的几年间，傅抱石带着观看宝塔山、延河的深切感受，多次创作《延安》长卷，南京博物院即藏有五件、郭沫若纪念馆藏有一件、傅抱石家属旧藏一件。他一般以明代延安诗人萧某“塔影挂清汉，钟声扣白云”入画，以平视的角度把宝塔布设在较远的位置，并在群山环抱中，将陕北高原的壮美景色收入笔端，笔墨雄放细致兼而有之。1963年6月11日，傅抱石再画《延安图》扇面遣兴（图5），题云：“予自庚子秋观光以来，往来胸中，无时或释，今后仍愿不断写之也。”可见，延安之行对傅抱石的内心触动不可谓不大。1964年5月，他惨淡经营，创作完成大幅《延安图》（图6），有意将宝塔置于画幅的中央位置以突出主题，以红色为主色调，思想内涵更为深刻。红霞满山之上的红色宝塔，无疑是画家的炽热心象，也被赋予了浪漫主义的革命理想。革命圣地延安成了傅抱石心灵情感的栖居地，也是他寄托理想的特殊符号。
图6 傅抱石 延安 轴 纸本 设色 62 cm×73 cm 1964年5月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傅抱石在一些重要的写生实践中，多创作一二手卷形制进行探索，反复推敲、精心锤炼，譬如1959年《韶山图》卷、1960年《三峡图》卷、1961年《天池林海图》卷等，以及这件《延安》长卷——这是他创作中的一个有趣细节。理所当然，《延安》长卷成为傅抱石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他自创作完成后对之呵护有加，一直秘藏于自己的书斋之中。
1964年12月下旬，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在即，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傅抱石携《延安》长卷北上，准备邀请亦师亦友的郭沫若（1892—1978）题跋。傅抱石与郭沫若交情莫逆，自1933年春在日本东京结交以后，傅氏屡得郭氏提携。作为傅抱石最敬重的师长和知己，郭沫若是其关于美术精神和艺术理想的倾听者，也是他很多重要作品的最初欣赏者。晚年，傅抱石每每北上京城，多要专门拜访郭沫若，每有得意之作总要赠予其收藏，或呈送其鉴赏，诸如《延安》长卷等重要者甚至邀其题诗作跋。
1965年1月初，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刚刚闭幕，傅抱石在某雅集场合出示《延安》长卷，邀请众友人欣赏，时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谷牧（1914—2009）亦在场，见证了这一段佳话。事后，《延安》长卷留于郭沫若处题跋。
《延安》长卷中郭沫若的题跋
1965年1月21日，古稀之年的郭沫若回想起五年前（1960年3月）视察延安的往事，满怀激动，诗兴大发，赋吟八首：
长征二万五千里，风卷红旗过六盘。从此尧天开日月，英雄含笑看岷山。
圣地延安根据牢，发扬马列重农劳。南泥湾畔秧歌好，祖国新生自土窑。
革命旌旗火样红，连年血战奏神功。大山三座齐推倒，八路长留好作风。
岭头犹见塔巍峨，不拜菩萨解荷戈。塔是人民之所造，留为纪念换山河。
烟筒林立入云霄，大辇如潮过大桥。烈士忠贞垂万古，丰碑百丈耸江皋。
杨家岭下红旗暖，革命礼堂白垩新。无数中华好儿女，联翩争做接班人。
传统作风雪里梅，大寨精神此地来。已见黄河清澈底，要教宇宙共春回。
锦绣田园面貌新，穿红着绿倍精神。神州六亿皆尧舜，齐向郊原播早春。
傅抱石同志作延安画卷嘱题，见此画仿佛身在杨家岭下也。一九六五年元月廿一日春节前十二日，郭沫若。
这里，郭沫若以回顾历史、追思英雄、感慰现实、瞻望未来为主要内容，以独特的视角、饱满的激情，真挚讴歌了中国革命和延安精神，点明了画家创作《延安》长卷的深情用意，使作品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升华，其政治意涵变得强烈而鲜明，也将画面意境不断延伸扩展。郭沫若所题，清隽秀朗中有劲健遒逸之姿，也与傅抱石所作图文互动，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两天后，郭沫若稍事修订个别词语，专门抄录，与傅抱石《延安》长卷一并发表于《光明日报》1965年1月30日“东风”副刊，产生了广泛的传播效应。由此，傅抱石《延安》长卷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发挥着相当的示范意义（图7）。
图7 傅抱石《延安》长卷及郭沫若题诗八首 《光明日报》1965年1月30日第4版
正如郭沫若诗云“锦绣田园面貌新，穿红着绿倍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兴起的中国画写生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一不是以走进新社会、体验新生活、表现新气象为主要目的，并以此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变化。所以，“旧貌换新颜”成为傅抱石创作延安图像最重要的主旨之一。自然，傅抱石《延安》长卷承载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体现出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壮志。
吴作人应邀引首《延安》长卷，并题识“谷牧同志属题，一九七五年，作人篆”
也就在这次政余的雅集上，谷牧得见傅抱石佳作，赞赏有加，得傅抱石慷慨相赠，郭沫若题跋后，《延安》长卷遂入藏九藤书屋。1975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1908—1997）应邀引首《延安》长卷，并题识“谷牧同志属题，一九七五年，作人篆”。三年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谷牧再次展卷，感慨万千，时郭沫若、傅抱石皆归道山：“一九六五年三届人大刚开过，傅抱石同志出示此件，征求意见，我反复展玩，爱不释手。傅老见此，慨然允赠。十年浩劫，此物幸存，然画者、跋者均已作古矣。抚今追昔，能不感慨系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夜记。”
所谓知音相赏，《延安》长卷不仅见证了傅抱石与郭沫若之间浓浓的情谊，而且展示了傅抱石与谷牧之间良好的人际互动，进而成就了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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