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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清朝非常推崇董其昌的书法?

汪士鋐尺牍

清代前期书坛崇尚董其昌书风的主要原因是,康熙帝爱好董书。科举殿试是由皇帝主考,能写一手皇帝喜欢的书体,在阅卷时的确能占有优势。康熙三十六年(1697)汪士鋐、姜宸英同中进士的那一科当属典型案例,姜宸英久困山林,以“江南布衣”闻名,屡试不中,当时已经七十高龄,擅书法,与汪士鋐齐名,时称“姜汪”。姜氏因康熙帝识其书法风格而被特擢一甲第三名(探花)。而汪士鋐举一甲第一名(状元),此科状元、探花皆当时书坛名家,学董高手,一时传为美谈,并将清初崇董书风推向极致。

包世臣还将汪士鋐书列入“佳品上”。其实汪士鋐的书法师承并非董其昌一家,学董只是受到时风左右。在题《沈凡民印谱》中汪氏自述其学书历程云:“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壇》《阴符经》。入都后,友人陶子师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再变学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於壁间,观玩摹拟。”作为帖派嫡系的汪氏,晚年却尚慕篆、隶,书法观念开始逐渐转向碑派,在董风弥漫的当时确属难得的新声。

再从汪士鋐的学术背景来看,这一转变并非偶然。汪氏生平著述甚富,尤勤于考古,曾著《瘗鹤铭考》。《鹤铭》刻于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崖壁,其书被誉为“神仙之迹”。因以干支纪年且撰书人仅具字号,故其作者与镌刻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大要在晋唐之间,而以南朝梁说较为通行。此铭尝崩入江中,人鲜有知者。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原苏州知府陈鹏年与汪士鋐等命工起残石于江中,剔垢得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残缺。残石经缀合复位,于焦山定慧寺大殿左侧建亭储之。汪氏所著《瘗鹤铭考》即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张弨《瘗鹤铭辨》折衷之,搜罗汇考颇称详尽。碑派书法经典--《鹤铭》的早期研究著作竟出自一位帖派楷模之手,正说明清初书法由帖学转入碑学之过程是渐变而非剧变。

今上海图书馆举办明清名家手稿展览,出示馆藏《汪士鋐致勉斋书札》一通,内容涉及借阅《鹤铭》善本之事。其后有张廷济跋语:“陈沧洲(鹏年)太守出《鹤铭》于水,退谷(汪士鋐)同襄其事,此札盖在是时。”此札书法虽无法摆脱董氏藩篱,但却蕴藏着帖派向碑派渐变的思路,还承载着一段《鹤铭》运转佳话,可谓集数美于一札,眼福!

汪士鋐《东坡评语》轴,纸本,行书,纵91cm,横50.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释文:余谪居黄州,唐林夫以书遗予,云吾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次其后,林夫之书过我远矣。右东坡书唐氏六家书后,汪士鋐。

下钤“汪士鋐印”、“退谷”印2方,引首钤“秋泉”印。无鉴藏印。

汪士鋐 《节临兰亭序》立轴(1713年作)

汪士鋐 书法 立轴 水墨绢本

汪士鋐 行楷四言联

汪士鋐 行书诗 立轴

汪士鋐 行书五言诗

汪士鋐(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会元,官中允。书法与姜西溟(宸英)称姜汪。﹝姜宸英﹞得执笔法,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曾题沈凡民印谱自谓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坛、阴符经,友人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赵孟頫﹞再变学褚得其瘦。﹝褚遂良﹞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于壁间,﹝李阳冰﹞观玩摹拟而岁月迟暮,精进无几。其书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势,纵横自放,而分间布白,无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著瘗鹤铭考、秋泉居士集、全秦艺文志。卒年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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