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20年第五期上有一篇文章:父亲的艺术人生。文章作者为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文中描写的都是生活里的细节,比如睡觉之前,父亲会帮家庭成员提前打开好电热毯预热,每天吃完饭,你稍一放松,父亲就悄悄的把碗洗了,每次作者过去抢的时候,父亲总是摆摆手:“哎呀,你进去,你进去,谁洗不是洗,洗好就行了,谁来都一样。”父母热爱生活。作者家后门临近山脚下,每年逢春,夫妻二人总会背着镰刀劈山砍柴,共同协作下,硬生生开辟出两块平整的地,二人再挑着担子,到两里地之外的洞口村挖来黑泥,一趟一趟的,终平出两块地,种上了白菜、小葱等容易生长的蔬菜。父母亲还在后山种了很多葡萄,每年丰收的时候,总会送出去许多给父亲所在学校里的老师们,广受大家的好评。除了热爱劳动,父亲有爱好广泛,会吹拉弹唱二十多种乐器,多数是自娱自乐,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尽是满足和愉悦。看到好看的画,欣赏盛开的花,总会旁若无人的啧啧称赞,真好呀。看到燕子飞走了,会惋惜,轻轻叹息。他父亲很少和同龄人一起喝酒、吹牛、侃大山、打麻将,也不和任何人有过多来往,几乎没有知心朋友,因为根本不需要,没有要倾诉的心事,作者母亲或许是父亲唯一的知己。从这样家庭走出来的陆庆屹,青春期曾有短暂的迷茫期,和人打架、离家去北京、漂泊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故乡做了一名矿工,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发觉,深山老矿里即便有金子也是无人知晓的,他决定不再蹉跎人生,遂继续北上,从此,开始了他的创作之路。文章的末尾,他这样写道:当他深陷泥潭的少年时期,横行街头,也没有太过出格,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大概是因为总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在隐隐地监督着他。当发现快要失去控制的时候,才不得不选择逃离。拍照、拍视频、学剪辑、创作电影一直是他后来去在北京持续想做的事情。一开始只是想给父母剪个片子,至于怎么做,则没有思路。有一次他看到北影学导演的学生问导演侯孝贤:“我就是学导演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拍摄属于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侯孝贤回复说:“那你就去拍呀,你不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陆庆屹觉得开窍了,别人可以,为什么他不可以?于是他开始买电影的书,看影评,查阅电影相关的资料,开始想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这个过程当然是磕磕碰碰、曲曲折折的摸索,但更多的是家庭给予的底色,它像一块不显山不露水的潜意识背景布,隐藏在人格背后的秘密之处,又像是家庭软实力、价值观、感召力结合而至的复杂因素,更像是一种基因遗传密码,一旦感应,便具有旺盛勃发的创造力。从父亲的艺术人生到作者的电影之路,未必不是对艺术人生的传承,与郑重其事、谆谆教导、不厌其烦的引导相比,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是其家庭教育的最高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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