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的独特纹饰--凤鸟纹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玉钺上刻划的鸟纹，鸟头、翼、身均变形夸张，满刻卷云纹、弧纹，被称为神鸟，上海青浦福泉山玉琮，馆藏玉壁上也有明确的鸟纹，商周青铜器凤纹图像在史前良渚文化的玉器装饰中多有体现，马承源先生等诸多师长的文章中多有论述。

商周青铜器装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普遍在器物的表面铸刻各种各样的动物图像。这些动物，既有古人饲养的，更有一些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怪兽，诸如龙、凤、兽面和各种兽体的变形等。1973年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了一件商代晚期的凤柱斝，双柱上装饰有立体的凤鸟，鸟冠作高耸、横向排列的镂空羽毛形状，冠后部又有下垂的翎羽与凤鸟的尾部相接。

花冠凤纹盛行于西周时期，花冠是凤头部长冠的修饰，有作长羽飘举状，或垂于胸前，或垂至足部后向上翻卷，1976年江苏丹阳司徒乡窖藏出土的西周时期的凤纹尊，口沿下饰以瓣形花纹等分为四组，每组内饰有两只长尾凤鸟，首尾弯成“S”形。腹部饰两对大型凤鸟纹，目呈乳丁状凸出，分尾，作回首状，巨冠向后卷曲。这些夸张、华美的高冠，把凤鸟从现实生活中具象的鸟类中分离出来，自然隐含有商周青铜器工匠的创作动机和时人的世界观，相似的器物中原多有出土。

余姚河姆渡文化便有以飞鸟为题材的原始艺术品，著名的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彩陶上的鸟纹装饰主要流行于仰韶文化的半坡、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以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鸟纹装饰为最常见，东北地区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经常出土有圆雕的玉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除了有部分圆雕玉鸟外，多见在璧、琮、冠状器、三叉形器、钺等玉器上刻划图像精美、线条纤细的鸟纹。这些史前原始艺术的鸟纹题材，分布地域非常广泛，但往往以具象的飞鸟为多见，当然也出现了抽象化、图案化的趋势，如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正面鸟纹，以一个圆点表示鸟头，以一个弧形的三角表示飞翔的鸟身，以三条短竖线表示鸟的三足，鸟纹被图案化了。

图画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盆上的人面鱼纹图像中人面衔鱼和鱼衔双耳的特征，与《山海经》记载的神或巫雨师等“以蛇贯耳”的奇特装束，非常类似。《山海经》是古代巫师口耳相传，到战国——秦汉时代由文人整理而成的古籍，保存了较多的中国古代神话资料。《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雨师妾在其北，其人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奢比之尸在其北，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 那么，是否是巫师就得戴高冠呢？答案是肯定的，世界上众多文明中头饰都是高耸，我国东北地区的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少数民族萨满（巫师）所戴的萨满帽，也多以鹿角做头饰，高耸多叉的鹿角被认为是萨满庇护神的储藏所。这些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资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戴高冠是古代巫师最为明显的标志。

既然在史前原始社会，高冠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体现在原始巫术方面，那么，商周青铜器上以高冠为主要特征的凤鸟纹，也不是当时工匠的偶一为之，特别是到了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因此，凤鸟纹图像的形成，必定也与原始巫术有关。螭魅魍魎，莫能逢之，“协于上下”便是沟通天地，青铜器具有如此功能。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凤纹也展现出新的风貌，这从出土的文物中可以寻得端倪。龙凤九彩绣衾上的凤纹长冠长翼，婉转翩跹，姿态柔美动人，湖南长沙出土的“彩绘三凤漆盘”和“彩绘双凤漆盘”上的凤纹婉曲秀丽，妩媚多姿，曾侯乙，马王堆等出土文物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本文器物为上博、镇江博物馆，山西博物馆、西安博物馆、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等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