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与要点
（一）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需对个体的行为作出假设，将个体的行为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因此我们在这里做较为详细的解释。如前所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社会科学往往需要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而自然科学不研究人，而是研究自然世界和事物。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它不仅要研究和解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行为，以便更好地作出预测，并给出价值判断。在谈论人的行为时，一般有三个词语来表达：自爱（self-love）、自私（selfish）及自利（self-interest），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较大差异。自爱意味着自己看重自己、喜爱自己，从而它既有好的一面，让自己洁身自爱，也可能有负的一面，对自己估计过高，使之有时会导致自我伤害（self-harm），或形成自我欺骗（self-deceit）的空思妄想。自爱还可衍生自利甚至自私。自私则是以损他为前提来利己，从而自私使人贪婪，贪婪使人野心勃勃，野心使人虚荣狂妄，虚荣使人忘乎所以，狂妄使人伤天害理。自利则以利他为代价来利己，从而自利让人理性、理智，而自私孕育恶欲。也就是，为自利而利他，为了逐利、获利，人不得不理性利他，经济学主要采用自利性假设。自爱与自利相辅，人有自知之明；自爱与自私粘连，人会道德沦丧。这样，人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一定是不顾及别人，也可能是自爱和自利的结合。
个体行为的自利（利己）性假设，是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最关键、最核心的假设。这不仅是假设，更是目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最大的客观现实，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石。这个假设在处理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因而是研究和解决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客观现实或约束条件。比如，在考虑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作为一个公民，需要维护本国的利益，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说话和行事，如果泄露国家机密，就可能受惩罚；在处理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时，作为本企业的员工，必须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如果把企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视后果的严重程度也会被判刑。经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对利己性假设提出质疑，既然人是理性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那为什么要有家庭？其实，从家庭层面上来分析问题，每个人都是站在本家庭的利益上行事的。也就是在常规情况下，人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别人的家庭。在研究个人与个人问题时也是如此。在现实中，不少人对这个假设产生了误区，将它简单狭义地理解为，无论考虑哪个层次上的问题，都是针对个人的假设。
对人类的利己行为进行假设十分必要，因为它符合基本现实，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一自利行为假设有误，将无私的人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人，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相反，如果采用利他性假设，一旦假设有误，将实际上追求自身利益的人视作为大公无私的人，所造成的后果要比前者严重得多。事实上，在利己行为假设下所采用的游戏规则多半同时也适应利他的人，利他行为假设下的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以及个人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要简单得多。但是，一旦利他行为假设有误的话，所造成的后果比利己行为假设有误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改革开放前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一大二公”，否认个人利益。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制度安排基于人是利他无私的假设之上的。其实，对人的行为作出正确判断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设想一下，在现实中将一个行事自私、狡猾的人看作一个行事简单、一心为公的“老实人”来与之行事处世，甚至提拔重用、赋予重任，将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会明白这种错误假设的严重性。
现实中，许多（比如那些贪官）经常唱着高调、宣称一心为公但其实是非常自私的人，一旦有机可乘，相对于不具有欺骗性的自利人，他们给国家给他人往往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把人基本上都假定为“雷锋式”的一心为公的大好人，来决定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给出经济政策建议或制定经济政策，多半不会成功。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搞不好，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厂长、经理和他们的上级并不是“雷锋式”的人物，他们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自利的行为方式往往与这些制度安排激励不相容，即使能做到激励相容，所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这样，承认个体的自利性，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一种现实的、负责的态度。这也正是为什么需要党纪国法，以避免机会主义者钻人们都是大公无私假设下的制度空子的原因。相反，如果把利他性当作前提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生产的组织问题，像改革前那样否认个体的自利性，认为只要强调为国家、为集体就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其结果就是大家都想钻制度的空子，吃大锅饭，憧憬着别人为自己创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体逐利尽管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基本成立，但也有其适用边界。在非常规、异常情况下，比如，天灾人祸、战争、地震、他人遇到危机时，人们往往表现出利他、无私性，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战斗，勇于相助处于危机中人。这是另外一种理性，即大公无私的一面，甚至是愿意付出生命（动物都有的本能，况且人），更何况将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比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族威胁的时候，人们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利益不惜献身。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时，全国人民出钱出力帮助灾区人民。而在安定正常的和平环境下从事经济活动时，个体往往追求自身的利益。这些都说明，利己或大公，都是在不同情境、不同环境下的自然反应，完全不矛盾。
由此，可以看出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对的。其实，动物也有这种二重性。比如，野山羊被猎人追到悬崖边，老山羊自愿献身先跳，让年轻或小的山羊后跳，踏着它们的身子逃生。亚当·斯密不仅写了奠基性的《国富论》，也写了《道德情操论》，论述人们应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这两部著作，形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体系两个互为补充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确如此，在人的自爱和自利这样的客观现实下，道德应该是通过社会分工与合作所达到的一种平衡，是一种均衡判定，约定俗成。在恰当制度牵引下，让人们自愿分工、自愿合作，从而可导致社会是和谐、文明、安定有序的。把自利和道德对立起来是违反人性的，或者说把自利和自私等同起来是片面的、错误的。相反，通过对道德和自利的有机结合，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与个人尊严。现代市场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能够运用自利的力量来抵消仁慈的弱点，这使得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也能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不应忽视仁慈和道德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社会的进步不能维系于那些总是想损害或伤害他人的人。
总之，自利的人可以是仁慈、利他和道德的。“自利”并不等于“损人”。自利与利他是有限度和边界条件的，而损人利己的自私心理是万恶之源，贪得无厌。理性的自利行为把遵守社会规范作为必要的约束条件。我们赞成通过思想、伦理教育使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违反公共秩序，赞成维护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上的公众利益。但是，我们不赞成把政策建立在无视个人利益的经济理想主义，不赞成以维护集体利益为名侵犯合理的个人利益。总之，我们要把在法律法规约束下的自利行为与违反法律法规的损害他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区分开来，保护前者，反对后者。
即使同样是利己性，程度也不同。理想状态，利己性当然越少越好，但完全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利己性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如果人都是非自利的，总是为他人着想，也就根本不需要涉及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了，工业工程学或投入产出分析也许就够了。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就是考虑到个体自利性这一客观现实，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往往考虑个人利益。事实上，短短三十多年，中国的改革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巨大成就，这与承认个人利益这一客观现实，从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分不开的。
（二）现代经济学的关键要点
经济学家在讨论经济问题时通常基于一些关键性的限制约束条件、基本原理或原则。包括：（1）资源的稀缺性；（2）信息不对称与分散决策：个体偏好与分散决策；（3）经济自由：自愿合作和自愿交换；（4）在约束条件下作决策；（5）激励相容：体制或经济制度需要解决个体或经济组织间的利益冲突问题；（6）产权清晰界定；（7）机会公平；（8）资源有效配置。放松上述的任何一条都将导致不同结论。注意和运用好这些要点和原理及原则，对人们处理日常事务也非常有帮助。这些要点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能融会贯通，进而得心应手地应用到现实中，却不太容易。下面对这些关键性假设、条件、要点或原理分别给予说明。
1.资源稀缺性和有限性。
之所以有经济学这门学问，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至少地球的质量是有限的）。只要有一个人是自利的，并且他的物欲是无穷的（他所拥有的物品越多越好），就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就需要解决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需要的问题，也就需要经济学。
2.不完全信息与分散决策。
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除了个体的自利性这一最基本的客观现实外，另外一个最大的客观现实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性的，从而弄不好就抵消了所采用的制度安排的作用。比如，一个人说了一番话，说得非常好听，冠冕堂皇，也不知道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即使两眼盯着看，好像在聚精会神地听讲，但也不知道是否真正听进去了。“口是心非”“人心隔肚皮”“人心叵测”“人是最难对付”等就是说的这个现象和道理。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形，其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再加上个体的自利性，往往容易产生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没有恰当的治理制度来调和，为了获得各种有限的资源，就造成了当今社会说话做事“假、大、空”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现象，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和刻画，就是“装”，大家或多或少都在“装”。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由于人心叵测，欺诈事情太多，许多人不愿意和人打交道，更愿意跟动物打交道、养宠物，认为动物不会欺骗或伤害他们。这是使得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和难研究得多的主要原因。由于信息不对称，集中化决策方法往往无效，需要采用分散决策，比如，采用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
只有完全掌握和了解信息后，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好，其结果才可能是最优。即信息经济学中所讲到的，信息完全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优。不过，信息往往很难对称，由此需要通过激励机制的方法来诱导真实信息，但获得信息需要代价，这样至多只能得到次优结果，这是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和最优机制设计理论所得到的基本结果。由于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但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是次优，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人们会出现激励扭曲，要诱导信息，必须要付出成本和代价，所以不能得到最优。信息对称特别重要，许多误会误解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通过与人沟通，让别人了解你（signaling），你了解别人（screening），做到信息对称，消除误解误会，尽可能达成理念一致，这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基本前提。
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作用过位，由此导致低效率，其根本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政府在收集信息、鉴别信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如果决策者能够掌握全部有关信息的话，直接控制的集中化决策就不会有问题，那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最优决策问题了。正是由于信息不可能完全被掌握，人们才希望分散化决策。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强调用激励机制这种间接控制的分散化决策方法来促使（激发）人们做决策者想做的事，或实现决策者想达到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集中化决策在某些方面也有其优点。在作重大改变的决策时，比如，一个国家、单位或企业在制定愿景、方向和战略或作重大决定时，集中化决策比分散化决策来得有效。不过这种重大改变可能带来很大成功，也可能带来重大失误。例如，改革开放的决策，使得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而“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使中国经济几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充分尊重民意，选出优秀的领导人。
3.自由选择与自愿交换。
由于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再加上信息不对称，晓之以理的“大棒”式制度安排，往往不是有效制度安排，就需要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是前面提到的个体三种私权（生存权、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选择权及私有产权）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利。从而，应该通过建立在自愿合作和交换基础上的经济自由选择方式，用市场等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因而，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即“松绑”）在分散化决策（即“放权”）的市场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保证竞争市场经济机制导致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Economic Core Theorem）深刻揭示了：只要给人们充分自由选择，并且容许或能够自由竞争、自愿合作和交换，即使不事先考虑任何制度安排，在个体自利行为驱动下，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果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结果一致。经济核定理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在理性假设下，即在思想水平不高的假设下，只要给人们两样东西——自由和竞争，而不考虑任何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经济核就是市场竞争均衡。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定理。分析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成功经验，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从早期的农村改革到后来的城市改革实践都已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多的选择自由，哪里的经济效率就更高。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恰恰是源于政府向市场的放权，而现实中市场不健全，则是源于政府过多的干预以及政府监管、制度供给的不到位。
4.约束条件与可行选择。
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是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做每一件事情都有其客观约束条件，即所有的个体都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进行权衡取舍的选择，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原理。人们的选择是由客观约束条件和主观偏好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包括物质约束、信息约束、激励约束，使得经济人达到主观的既定目标变得困难。在经济学中，约束条件基本思想的一个体现就是消费者理论中的预算约束线，个人的预算由商品的价格及其自身的收入所限。对企业而言，约束条件包括可以利用的技术和用于生产的投入品价格，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要求管理者对产品定出最优价格、决定生产多少数量、采用什么技术、每种投入品使用多少、对竞争对手的决策如何反应等。任何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面临着各种限制和约束条件，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等等，如果不把约束条件弄清楚，事情很难做成。
引进一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必须考虑到可行性、可实施性，满足客观约束条件，同时也希望实施风险控制到尽可能小，不致引起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大动荡。可行性也就是做好事情必须要考虑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否则就没有可实施性。所以，可行性是判断一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平稳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一国经济转型中，一个制度安排之所以具有可行性，是因为它符合了该国特定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具体到中国，就是改革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要充分考虑到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包括人们的思想境界有限、参与性约束条件等。
参与性约束条件在考虑激励机制设计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它意味着经济人能在经济活动中获利，至少不受损，否则不会参加，或反对所实施的规则或政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不会自动接受某一制度安排，而是会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作出选择，只有当一个制度安排下个体的收益不小于其保留收益（不接受该制度）时，个体才愿意进行工作、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如果一个改革或制度安排不满足参与约束条件，个人可能放弃、大家都不愿接受这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就不可能成功推行。强制改革反而导致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这样，参与约束条件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是发展中是否稳定的一个基本判断。
5.激励与激励相容。
激励是经济学中的最核心概念之一。由于个体都有其自身利益，想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同时也必须付出代价或成本。通过对好处和代价的比较，可能愿意（有激励）做或做好这个事或者不愿意做或不愿意做好这个事，由此会对游戏规则作出合理的激励反应。这样往往就会造成个体间或个体与社会间的利益不一致，发生利益冲突。其原因是，个体在给定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下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最优选择，但是该选择不会自动满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或目标，而信息的不完全性使得社会最优很难通过指令方式来执行。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或规则是能够引导自利的个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争取做到使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于国、于民、于己、于公、于私都有利，这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利益与代价(收益与成本），激励问题在日常工作及生活中无处不在。只要利益和代价不相等，就会有不同的激励反应。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有激励最有效地使用资源，以及如何构造激励引导员工最大程度地努力工作。在企业外部，利润的变化为资源的持有者提供了改变他们对资源使用方式的激励；在企业内部，激励则影响如何使用资源和员工多大程度地努力工作。为了使管理有效，你必须清楚地掌握像在企业这样的组织内部激励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如何构造激励引导你所管理的人员最大程度地努力工作。
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 怎样将自利、互利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呢？那就需要激励相容，要求所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因而，要实施自己或社会的某个目标，就需要给出恰当的游戏规则，使得当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达到所要实施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也就是使个人的自利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个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社会或他人所要达到的目标。
6.产权明晰与产权激励。
产权（propertyrights）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包括财产的拥有权、使用权及决策权。产权的明确界定，因而利润归属明确界定，有激励让产权所有者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消费和生产，有激励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有激励去建立名声和信誉，有激励尽力维护和保养自己的商品、房舍、设备。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则会伤害企业的积极性，产生激励扭曲和道德风险。比如，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清必定会导致效率低下、寻租或利益输送的贪腐猖獗、挤压民营经济、不利创新及造成不公平竞争的五大弊端。在市场机制中，激励主要是通过拥有财产和获得利润的方式给予人们的。科斯定理是产权理论的一个基准定理，它论断，当交易成本为零和没有收入效应，只要产权明晰界定，通过自愿协调和合作就可以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7.结果平等与机会公平。
“结果平等”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想要达到的目标。但这种“结果平等”对具有自利行为的人类社会来说，往往带来的是低效率。那么，在什么意义下公平能与经济效率一致呢？答案是，如果人们用“机会公平”这一价值判断标准时，公平与效率是可以一致的。“机会公平”意味着不能有任何障碍阻止每个人运用自己的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且对所有个人都有一个尽可能公平竞争的起点。“公正定理”（outcome fairness theorem）告诉我们：只要每个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通过竞争市场的运作，即使个体追求自身利益，也可以导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与“机会公平”相似的一个公平概念是“个人平等”（也就是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它意味着，尽管人们生下来不尽相同，有不同价值观、不同性别、不同身体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能力、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个人平等”要求大家尊重个体的这种差异。
由于各人的爱好不一样，把牛奶和面包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人虽然看起来公平，但不见得大家都满意。因此，除了用平等配置这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概念来定义公平外，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还用到其他意义下的公平概念。“公平配置”（equitable allocation）就既考虑到客观因素，也考虑到主观因素，它意味着所有的个人都满意自己所得的一份。
8.资源有效配置的准则。
一个社会的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是评价一个经济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在经济学中，资源配置有效通常指的是帕累托有效或最优，它意味着在给定现有资源的条件下，不存在另外的资源配置方案使得至少某人得利，而又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不仅指要有效地消费和生产，也要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能最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这样，在谈到经济效率时，要区分三种效率：企业经济效率、行业经济效率及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这三个不同的概念。企业生产是有效的，是指给定生产投入使产出最大，并且反过来，给定产出，使投入最小。行业是所有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的总和，它的有效性可类似地定义。注意，每个企业有效并不意味着整个行业生产的有效性。因为如果把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的生产资料用到技术先进的企业，会导致全行业更多的产出。同时，即使整个行业的生产是有效的，对社会资源配置也可能不是（帕累托）有效。
帕累托资源有效配置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它只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评价经济效果。这无论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还是混合经济都适用。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证明了，在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完全竞争的市场导致了资源有效配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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