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前几天，“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上了热搜，那就是这个部落的酋长。
她叫玛利亚·索，今年101岁，鄂温克族人。
“鄂温克”的意思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
2022年8月20日，玛利亚·索去世了，她的死亡似乎也意味着，她身后那个古老的文化离消亡更近了一步。
玛利亚·索带领的驯鹿鄂温克族群，是一个200人左右的微型族群。
用官方的话说，这是一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社会。”
除了“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他们还有个称号是“中国唯一一个使鹿部落”。
2017年的高考语文题中，出现过一篇文章《根河之恋》，就写到了玛利亚·索。
“她或许就是根河的化身，充满了母性，慈祥温暖，柔和坚强，又有着丰富的传奇。年轻时她漂亮能干，是大兴安岭远近闻名的女猎手，与丈夫在密林里行走，打下的猎物无论多远，总是她领着驯鹿运回部落。”
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以玛利亚·索为小说女主角的原型，后来这本书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小说的开头，女主角介绍自己：“我是个鄂温克女人。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
而小说名字中的额尔古纳河，是《尼布楚条约》之后，中俄之间的界河。
以前，鄂温克人会穿过结冰的河面，把小孩抱到俄国教堂给小孩洗礼。
玛利亚·索记不清自己的生日了，凭回忆推测，大概是在1920年前后。那时她的名字就是神父取的，取圣母玛丽亚的意思。
而她的名字是俄语和鄂温克姓氏的结合，从玛利亚·索罗共改成了现在的玛利亚·索。
16岁时，她嫁给了比她年长12岁的丈夫拉吉米。
那年出嫁，她父母给了她引起整个部落轰动的嫁妆——6头驯鹿。
拉吉米是个优秀的猎人，玛利亚·索也很能干，他们能把驯鹿身上挂满猎物再回家。
而除了打猎，玛利亚·索的手工也非常优秀，森林中自然的作物，经过她的手，能变成各种帽子、手套、箩筐……
可惜，丈夫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就开始酗酒，最后更是因酗酒过度去世。
之后，玛利亚·索扛起了拉吉米的责任，凭借在森林中卓越的生存能力和智慧，她得到了族人们的敬重。
用族人的话说，“如果不是因为她，这个部落早就散了。”
而现在看她的神态，比起“酋长”的威严，更多的是老者的慈祥。
《根河之恋》中的提到的“根河”，是额尔古纳河最大的支流之一，位于大兴安岭北段。
以它命名的城市还有个称号，叫“中国冷极”，年度平均气温-5.3℃。
有人去寻访驯鹿鄂温克人，形容他们生活的地方，像《权力的游戏》中的北境，“凄清、荒凉、冬季漫长、与世隔绝”。
而在这样的原始森林生活，他们过着一种看上去非常古老的生活，生活中没有电，没有电子产品。
他们住的民族传统建筑“撮罗子”，说是建筑，其实更像是用木杆搭起来的简易帐篷，表面的遮盖物还会随季节变化，夏天是树皮，冬天则是动物皮。
他们随时要追逐着食物而“搬家”，十天半个月就要搬迁一次。
在这样的原始环境生活了一个世纪的玛利亚·索，她不懂日历、日期、节气，这些现代社会赖以运转的东西，她都不了解。
她是族群里最后一个不会普通话的人，鄂温克人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她要通过翻译才能跟外界沟通。
但对应的，她拥有很多我们失去了的东西。
她60岁时还能一枪打下在空中飞着的鸟。
她对驯鹿了如指掌，别人几天找不到的鹿她总能知道在哪里。
她还可以通过观察太阳月亮和星星，了解天气的变化。“要是月亮戴头巾了（光晕），最冷的时候就要到了，告诉我们要多整些木柴过冬。”
现代人在原始森林生活会度日如年，而她却如鱼得水。
就像《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女主说的，“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
对玛利亚·索来说：“我们跟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作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他们曾以骁勇善战闻名。
在玛利亚·索年轻时，日本人曾经侵入过大兴安岭。
当时，是她的大哥召集猎民，在森林里干掉了23个鬼子，把侵略者赶出了大兴安岭。
而除了狩猎，他们最重要的就是驯鹿。驯鹿是她们的“森林之舟”，能载人，能帮他们“搬家”，鹿角能卖，鹿奶能喝……
随着枪支被没收，他们的支柱就只剩下驯鹿。玛利亚·索不止一次强调，“驯鹿不是普通的家畜，是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同样是民族图腾与神灵交流的媒介。”
以前，他们从不会杀驯鹿，哪怕遇到被野兽祸害的驯鹿，也是“风葬”，那时候他们猎物也多。
后来有些族人开始吃鹿肉了，但玛利亚·索还是接受不了。
“四十多岁时，是我鹿最多的时候，眼睛能看到的范围里都是鹿，我跟小鹿赛跑，最后把它们撵回来。每当下多多的小鹿羔时，就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了。”
“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
“我只想回到驯鹿身边”……
他们进行过三次大规模搬迁，1957 年去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奇乾村，1965 年到满归附近的敖鲁古雅乡，2003年来到根河市的郊区。
他们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离森林越来越远。
2003年，政府推动“生态移民”时，他们还有近500人。
但慢慢地，他们发现驯鹿还是无法在山下生活。
“从古至今，鄂温克族人就没在离城那么近的地方养驯鹿，驯鹿离不开林子，这事小孩儿都知道。城市边上没有恩考（苔藓），驯鹿能活几天？”
用他们的话说，鄂温克人没有了猎枪，还可以喝酒，但如果没有了驯鹿，他们就一无所有了。
于是，为了养鹿，一些人又回到了山林。
鄂温克有一位著名画家柳芭，她作为1957年后第一代在山下出生的孩子，像现在很多漂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一样，经历着“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这种尴尬。
她是最早走出山林的鄂温克人之一，大概也是他们那两代鄂温克人在两个世界中徘徊的缩影。
从游牧狩猎到定居，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中，年轻人慢慢向外走，留在森林里的人越来越少。
看纪录片时，想象他们在森林里的生活，就像触摸一种还活着的历史。
柳芭有一个弟弟叫维佳，在纪录片《犴达罕》中，喝醉的维佳忍不住哀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面临着消亡。”
“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向我开枪，那就，开枪吧。”
他们在山林中围着篝火唱鄂温克歌谣的时光，也在一天天减少，“我们是森林里的人，牵着驯鹿在大兴安岭里啊……”
现在，山上只剩十几户人家，年轻一辈基本都拥抱了有水电煤气，有网络有暖气、还有卫生间厨房的现代化生活。
随着老人们的逝去，以后还留在山上的住户，大概会越来越少，最后在某一天变成零。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这个驯鹿文明只有在博物馆才能看到了。
曾经，玛利亚·索非常不愿下山，但随着年纪渐长，天气太冷的时候，她后来也不得不和家人一起在山下的城市生活。
但每年天气好的那几个月，她总是会回到山上，在最后的时间，她就这样坚持着两个世界的生活。
在她身上，有着这个文明最深的烙印。
她也以自己的方式，在历史上给这个文明留下了精彩鲜活的一笔。
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希望这个文化和这些人可以留下一些记录，被更多人了解。
它们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长出的另一个枝桠，或许在有些时候，也会成为我们历史中的一面镜子。
希望我们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生活中，也可以了解一些不同的，安静、古朴、缓慢的人和事。
愿每个人，都能在时代和环境不断地变化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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