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外前沿讯，《礼记》大学篇中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在中国神经外科元老级人物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赵雅度教授看来，神经外科手术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知止”，知道在哪里“见好就收”，不能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手术，否则患者和术者都不能从中获益。
赵雅度教授反对将SCI论文发表做为评价医生的标准。他认为，外科医生守土有责，最大的职责是在临床，就是要先做一个好的手术匠人。当然，赵雅度教授也反对做一个“盲目”的手术匠人，而是应该手术、科研、教学三者并重，并在此基础上侧重发展某一个方向。
道高望重的赵雅度教授为人平易谦和，出口成章，字字珠玑，他给我们回顾了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历史并展望了中国神外的未来，赵雅度教授认为微创手术是中国神经的发展方向。
赵雅度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向苏联专家及我国神经外科奠基人赵以成教授学习神经外科；1981年和王忠诚院士被评为北京市首批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历任科室副主任，北京市神经外科副所长。2016年，赵雅度教授和罗世琪教授、周定标教授被授予《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终身贡献奖，这是该杂志创刊31年来首次在全国颁发该奖项。
赵雅度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颞叶癫痫的外科治疗，较早地开展了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治疗，并总结了外伤性颅内多发性血肿的发生规律，成功地开展了脊髓血管畸形显微手术等难度较大的多种神经外科手术。
在他和一批优秀神经外科老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神经外科在我国医学百花园中生根发芽、不断壮大，并跻身于世界神经外科的先进行列。
在近日举行的2017功能神经外科华夏会议上(日程详见：[最终日程] 2017功能神经外科华夏会议 | 9月16-17日 北京) ，在会议主办方的安排下，神外前沿专访 了赵雅度教授。
以下是神外前沿与赵雅度教授的对话实录：
神外前沿：中国神经外科发展历史中，有哪几次是革命性的进步？
赵雅度：这个很难说。我写过一篇中国神经外科发展史，中国神外发展的转折点，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从神经影像问世以后，不只是中国，乃至世界神经外科和医学领域都是很大的转折点，比如CT、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
过去我们的诊断，大家都听说过，神经外科是“诊断难死人，治疗效果累死人”，过去神经外科的发展是相当艰难的。就是因为没有一种办法能够直接看到大脑里的病变。CT问世之前主要就是靠一些间接的手段，比如头颅的X光片，头颅的脑气造影，或者后来的脑血管造影，但这些都是一些间接的征象，确切的病变不能定位。有了CT、尤其是有了磁共振以后，能够直接观察到脑内的病变，这样就对手术定位和治疗、切除病变有了巨大的帮助。
这正是神经外科的转折点，同时也扩大了神经外科的治疗范围。
神外前沿：显微镜和神经内镜的应用，算不算神经外科发展中的重大突破呢？
赵雅度：应该是。手术显微镜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国内应用的，一个医生的视力再好，但是对于更细微的东西还是看不到的，特别是比较深在的部位。有了手术显微镜之后，不但可以放大，而且照明很好。照明在手术中也很重要，如果照明不好，术者看不到病变，如何去治疗呢？所以显微镜的应用对神经外科的手术进步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发展，或者说提高了手术功效。
神外前沿：现在内镜适应症范围不断扩大，是否和显微镜构成竞争关系？
赵雅度：内镜也是属于能够使手术部位病变看得更清楚的技术，优点就是不需要做一个很大的手术创伤，能够做一个很短的切口很小的开颅，内镜很细，也就是1.3厘米左右，从这点来看，是神经外科武器库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不应该说内镜和显微镜是竞争关系，两者是合作关系，相互补充。比如深部病变的手术，用显微镜做完了，更深部的病变由于显微镜的光线照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可以用内镜。
我觉得今后随着对脑研究的发展，包括内镜的微创手术，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神外前沿：很多神外医生，尤其是神经系统肿瘤的医生，在手术之外的治疗手段上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尤其是科研上，对医生的要求越来越多，您觉得这种情况下，手术技术还能有很大的提升吗？
赵雅度：从理想的角度看，一个外科医生不但要手术好，所谓做一个很好的匠人，另外还要会讲学，会培养年轻的学生，还要会做科研，因为科研代表着今后的发展方向。手术、教学、科研都要做好。但是话说回来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三者中可以侧重某一方面发展，但是不能偏废。
神外前沿：有些青年神外医生认为，如果科研占一半的精力，未来可能很难出现手术大师了？
赵雅度：手术教学和科研，这三方面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要求，不能偏废，但是还应该有所侧重。比如发表SCI论文，做为医生晋升的指标，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医生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医生的主要职责是临床工作，就应该把临床工作做好。通俗的说就是要做一个很好的匠人，手术要做得很漂亮。
这里说的匠人不能只会开刀，其它什么都不知道，发展情况也不了解，已经都不用的、效果不好的手术还在做，所以 必须要读书和科研，如果有能力的话，还要带自己的学生，使得这个学科发展。
神外前沿：基层青年神外医生如何发展，因为平时可能没有很多做神经系统肿瘤手术的机会？
赵雅度：医院分不同的级别，国内现在分三级医院，整个国家来看不可能都达到同一水平，基层医院处理的病种应该是有一定范围的，要根据其能力来处理。不是都要达到大师级的水平，什么手术都能做，这是做不到的。现在的医联体和远程会诊，都是很好的办法，既提高了基层医生的水平，同时也解决了基层病人的需要。
神外前沿：您现在也经常看神外手术，现在国内神外手术上，还要哪些需要提升和注意的问题？
赵雅度：说句很通俗的话，就是不要过度医疗，也不要过度手术。过去我们刚开始培养时，我们上医的一个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对病人是很有好处的，他说“手术见好就收”。就是到了这个地步就不能再做了，术者就不要再做了。
神外前沿：没听懂，能否举个例子？
赵雅度：比如说垂体瘤手术，靠近颈内动脉大血管了，而且粘连的很严重，如果术者过去也没此类手术，但是为了完全切除，一定要把肿瘤完全切掉，不惜损伤颈内动脉。这是错误的，应该是尽量把自己能够做到的，把力所能及的做完，但是做不到的就不要动了。
神外前沿：您指的不能过度手术就是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
赵雅度：对，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不要超过病人的生理情况。如果那个地方不能动，你非要碰碰，非要试试看不可，这是不对的。
受访者简介：
赵雅度，主任医师，教授，1929年11月生于北京。历任北京市神经外科副所长、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常委、秘书等职务。曾先后两次获全国科技大会科技成果奖，曾获北京市劳模、全国先进工作者、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北京市职工职业道德标兵等荣誉称号。是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附录：榜样的力量——记北京天坛医院赵雅度教授
说起我从医，很多人都会认为源于我的医学世家，因为外公、父亲、母亲、舅舅全是医生。但实际上，促使我学医的却并非我的家人，而是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赵雅度教授。
小时候，我就深刻体会了家人从医的艰辛，半夜里被紧急会诊的电话惊醒，早已是家常便饭；每天不到六点起床，七点上班，是全家几十年不变的作息时间；每逢春节，也总是有人因值班而缺席家庭的聚会。当医生太累了，外公是家里的长者，也不主张我学医，反而建议我学习计算机或建筑专业。但这一切，却在1989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改变了。
那是高中二年级的一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外婆突然叫醒，听到她少有的急切语气，我意识到外公出事了。当我来到外公床边时，他已经动弹不了，不时呕吐。连夜被送进了北。经CT检查，证实是颅内出血，病情还在不断恶化，很快就陷入了昏迷。当天上午，北京天坛医院赵雅度教授来会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娴熟的查体和快速查阅病历后，他开始向我们家属交代病情。
时隔二十年，他说的什么我早记不清了，但他关切的语气令我记忆犹新，那语气不像医生和患者家属交代病情，倒更像是家人间的诚恳对话。“病人病情危重，必须马上转院急诊手术”。现在同样是神经外科医生的我，能够深切体会到为一个怀疑血管畸形的75岁高龄患者实施急诊手术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接下来是惊心动魄的转院。对于一个已经昏迷的脑出血病人，转院的颠簸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当看到赵教授也上了救护车同行，我们的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那时的交通已开始拥堵，赵教授几次亲自拿起救护车的麦克，向前方的车辆喊话，和刚才同我们交谈时语气不同，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显得严肃而坚定。
现在回想起来，他才是当时最急切的人。那是正在建设中的天坛医院，赵雅度教授指挥救护车绕过施工工地停在了离手术室最近的门口，车还没停稳，便打开车门、跳下救护车，左手提着公文包，右手提着担架的一角登上台阶，向着前来接应的同事喊道：“快！按电梯！剃头”。之后，大约4个小时手术结束了，赵教授穿着刷手衣的身形更显消瘦，眼神中已显出疲惫，语气低沉却平静地告诉我们，畸形的血管已经切除，血肿也清除了。
短短的十几个小时，我亲历了外公从发病到生命垂危到被赵教授挽救的全过程，而赵雅度教授的大医风范，让我从感恩到崇敬，从医的信念几乎是在一瞬间产生，我要做一名医生，要做一名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像赵教授那样亲手去挽救患者的生命。
大学毕业后，我真的当上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我一直想让赵教授知道，我能成为一名医生，完全受他的影响。有一天，我告诉他十几年前他为我外公做了手术，外公恢复的不错，我对他感激不尽，并由此立志学医。赵教授从医几十年救人无数，原本以为他很难记起外公，但没想到他仍然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而且，很兴奋地对夫人说：“他外公曾经是我的病人，而他现在也当上了神经外科大夫!”从他的话语中，我能听出他对我的感激并不在意，却为能影响我成为神经外科医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赵雅度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仁心仁术、精勤不倦的大医，他是我从医的榜样和领路人，这种榜样的力量必将激励我们这些后来的医者至精至诚、开拓进取！
本文作者：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王嵘教授，神外前沿已经获得其转载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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